然而英国选民断定这位出身贵族世家，曾发誓“我当首相一天，就不会让任何人染指大英帝国”的丘吉尔，与人们普遍渴望民主自由、亚非拉各大小殖民地都纷纷要求独立平等的战后世界，是不相适应的。工党没有丘吉尔那样的显赫人物，但拍得出一份给英国人民以生活保障的“贝沃立治计划”，因而选民们就毅然抛弃了那不可一世的丘吉尔。于是，有着汗马功劳的丘吉尔不能居功恋栈，只好乖乖地从唐宁街十号卷了铺盖。他甘心吗？在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那套机器下，他别无选择。六十年代，倒是另一个保守党政客——在军事上从未立过功勋的麦克米伦，识时务，顺潮流，承认“改革之风不可逆”，从而拯救了保守党，也拯救了英国。
在战时，丘吉尔是英雄，因为他顺应了时势，推动了历史。在另一情况下，英雄也可能成为历史进程中的绊脚石。
英雄者，识时务者也。
十、精辟的结论
珍珠港事件之后两三年间，伦敦与远东之间的邮路中断，我的通讯随之也就稀少了。在那之前，我曾在《大公报》上开辟了一个《话说当今英格兰》的专栏，除了战事外，还报道了战时科教、妇女以至宗教等方面的问题，其中《舆论·广播·宣传》一文当时曾特别引起国内读者注意。原因很明显：那时重庆压制舆论，不容许任何不够和谐的论调存在，且动辄赐以大帽子：轻则“破坏民主”，重则“泄露军事秘密”。一九四〇年七月初，英国政府也对舆论界设了一些禁区，规定了惩罚条例，并对那些不够驯顺的言论及行为严加惩处。这下子英国报界为之哗然。他们对政府的抨击反而变本加厉。一时就防空设备差，对人岛集中营的敌性侨民待遇欠佳等不许涉及的种种问题，向政府大举攻讦。《新闻纪事报》甚至在社论中对英政府发出警告说：“英国人民是决心打赢这场战争的。放心，他们的纪律是好的。但绝不准备接受高压。信任他们吧，否则谁信任你们！唯有法西斯苗头的萌芽才会使我们自取灭亡。”
英国政府吃不消了。七月二十三日这天，由首相亲自出马，向舆论界道歉，承认错误，收回成命。凡因触犯了条例已判刑的，立即赦免。凡因而被罚款的，马上照额退还。政府深得人心，民众士气因而大振。
当时的执政党是保守党。英共及工党非但在报刊上对政府时加抨击，还出版了两本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一本是攻击《慕尼黑协定》的《罪人们》，另一本是《奸细》。二书的销数均打破了一百万册。对保守党政府最不客气的是《世界史纲》的作者赫·威尔斯。他在纽约对美国报界发表谈话，攻击当时在任的外交大臣说：“哈立法克斯代表的正是每个英国爱国者所痛恨的。如果有一天他去签订和约，那和约必然是危险的。由于他的宗教成见，他打心里反苏。”这下可惹怒了保守党中的死硬分子温特吞贵族，他在议会里愤然提出：“根本不该准许威尔斯去美国。”在场的内政部官员赶紧解释道：“威尔斯已年逾七十，远远超出兵役龄，不能阻止他出国。”
我就是通过这类报道，对当时《大公报》的读者说明，舆论统一并无助于民气的兴旺。反之，有怨气，让它出一出。既有助于改进政府工作，又能振奋人心，促使人们更积极地支持战争。
这当然是说给重庆当局听的，也为国内的言论界撑了撑腰。然而英国检查官肯让我利用伦敦报纸上这些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抨击来激发中国言论界吗？为了防止通讯稿被扣，我就故意在文中加上一句：“以上种种，如果不被检查官剪掉，读者至少可以一睹英国舆论界在战时的活力。”这么将他一军。检查官果然就放行了，既没敢打红杠杠，也没剪掉。
在战时，新闻自由确实是件极为敏感的东西。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我尤其得时刻当心。我尽量不涉及军事方面的内容，侧重报道英国政府对舆论界攻讦的容忍，以迫使国内当局放宽言路。那个时期英国报刊的读者来函栏里还不时登载一些去重庆访问过的英国文化界人士对中国政府迫害知识分子所作的揭露或抗议。这些，我则很少漏掉。有些报道《大公报》没敢登，但胡霖社长也总有函电向我解释，并要我务必继续照发。不过，这类通讯还是登了不少，以致重庆《新华日报》于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以《祝记者节》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评。我佩服这篇文章绝不仅仅因为它对我个人当时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和肯定，更是由于它对那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作出精辟的分析和结论。所以特在此将全文转录如下，以供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者们参考。
社论 祝记者节
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乾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
“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护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系），一面无时或忘学习敌人的强点。”
他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制胜的原因。萧乾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地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人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丘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地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了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便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能雪敦刻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他来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在罗斯福亲自出席参加之下，曾通过议案，要求在战后全世界保证出版自由。美国国务院在他巨大的战后议事日程中列有国际新闻关系这一问题，已预定设立特别委员会起草提议，以便日后或由美国政府主持与其他列强谈商，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国际间的言论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又通过决议，认为全世界新闻和通讯自由对避免未来战争十分重要，决定请由国际协定形式，保障此项自由。《圣彼得斯堡时报》的编辑鲍恩特，且提议向美国国会请愿，要求宣布美国的国策。“拒绝承认侵害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任何政府和个人。”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界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仁，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分，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是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为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十一、眼花缭乱的一年
一九四四年春间，正当我身披黑袍、头戴方帽在剑桥钻研着意识流小说时，胡霖随中国访英团来到了剑桥。这位老板大概早已料到我不是搞学问的材料，劈头就问我；你即使拿到了剑桥的学位，回国去又有什么用？左不过是在履历上添了这么一条。接着，他又向我挑战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可是中国驻欧唯一的记者。（他报道过《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如今，你的机会来了，就看你有没有我这个魄力和决心了。
我一生逢到过几次挑战。那也是一次。当时，小论文已经写了十来篇，导师也还满意。只要再串一串，就可以凑出一篇毕业论文了。况且三年的奖学金又还剩一年，何必这么功亏一篑呢！
然而另一个更响亮的声音在召唤着我：你不是要采访人生吗？当初不就是为了怕教书，你才转到新闻系，好当上记者吗？如今，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当人类这出大戏快演到高潮时，你是继续扎到故纸堆中啃天书呢，还是立即到热火朝天的地方去驰骋呢？
早在一九三五年春天同这位老板在北平来今雨轩初会时，他就已了解我平生最大的志愿是深入到生活中去，而不是伏在案头。所以他泰然自若地对我说：你尽管慢慢地去考虑，明天再告诉我，怎么样？
可是我没等到第二天。我转过身去挠了挠头，咬了咬牙，接着就横了心说：“胡先生，我决定了：去！”
当晚我就向导师谈了我的意向。瑞兰德教授不免吃了一惊，感到失望，但他懂得尊重门徒的意愿。他摇着头，怅然地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这样，学期一结束，我就搬出那套十五世纪的古老斋舍，告别了恬静优雅的大学城。在希特勒正向伦敦密集地祭起他那两件看家的秘密武器——火箭和导弹时，我在伦敦报业中心的舰队街开设了《大公报》驻英办事处。同时，经正式申请，成为随军记者。
在这之前，我从未拍过电讯（而且是用英文拍），从未管理过坐着五名洋女秘书的办公室，更没经营过广告业，没同油滑的广告商打过交道。我也不懂得怎样签订各种租约及合同。所有这一切，我都必须现学。更重要的是得尽快穿上军装，随部队奔赴硝烟四漫的欧陆。
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确实是我一生最忙碌，流动性最大，最为眼花缭乱的一年。当我坐在美军第七军那装满黄色炸药的车队中的一辆里，浩浩荡荡地驰赴莱茵前线，以便参加大桥争夺战的时候，重庆报社驰电要我立即赶回伦敦，直驱美国旧金山去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于是我乘护航舰，钻大西洋上的纳粹潜艇的空子，前往美国。后又在全美兜了个圈子，飞回伦敦，报道完英国大选后，奔赴波茨坦。
这一年，我拍了不少电讯，却没时间写通讯，因为无暇定下心来思考。那时，世界大事宛如过眼浮云。我就像个（不太合格的）气象报告员那样报报温度和风向。可我更渴望的还是去写我的特写通讯。因为那就不单纯是报道了，其中将包含我的感触体会，也容许我去描绘。
早在一九三四年，我就在《我与文学》一文中说过：“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笔来。如果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传达者。”
这里，还没出校门我就把传达消息作为起码的、也是最低的目标了。我对热门新闻一直兴趣不大，更不屑于重复新闻发布官所宣布的。那些自然会有人去拍发。我想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体会来写。这也许就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一个特点，是我从斯诺那里学到的。
回国时，我搭的是一艘蜗牛式的货轮。从伦敦到上海，它足足漂了三个多月。《南德的暮秋》就是在地中海上补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