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形势不妙，我赶紧掏出名片，请那位记者马上去中国总领事馆。我告诉他，总领事卓还来是我的燕京同学，请他快来营救。
那些非中国籍的乘客上岸，并在指点脚行搬运行李的当儿，我们却正被赶进海关另一间临时货栈模样的棚子。在那里，安南人强行收走我们的护照。那位头等舱的乘客连连叫晦气：“我本可以用英国护照出来的。”他更反感的是和我们受到同等待遇。老王和我操着蹩脚的法语向殖民官抗议。
那家伙满脸通红，像是刚刚喝完一瓶威士忌。不容分说，抬脚就踢人，接着又搜起身来。钞票要登记，刀子、皮带什么的，一律没收。显然，这时我们的身份已经由轮船乘客变为囚徒了。
四十多人中间，有的还在叫嚷。我咬紧嘴唇，暗自在想：中国人凭什么就这么倒霉？国还没亡，竟比亡了国的还不如！
于是，我们这四十几名因买票乘法国船而犯了罪的旅客，就在几辆武装摩托车的押解下，游街示众了。老王一路反复唠叨说：“这条路俺跑过那么多趟，这种气人的事儿还是头回遇到！”队伍里，最吃不消的莫过于一位缠足的老妪。我几次回头都见到她在一瘸一拐地落在队伍后边。枯瘦的脸上满是痛苦的表情。
我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比较着天津法租界、上海工部局和香港殖民当局的横暴。西贡的法国殖民者显然压倒他们所有的同行了。我在问着：这些家伙难道也配当雨果、罗曼·罗兰的同胞？你们为什么对日本乘客那么卑躬屈膝，对无辜的中国乘客这么残暴凶狠？
没想到我那张名片送到总领事那里居然起了作用！我那位老同学也真恪尽职守，硬是把我们从一个拘留营模样的地方营救出来，让我们住进一家小旅店。押解我们的那个法国殖民官好像还很不甘心。他气冲冲地点了名——这时，我才看到原来四十几张护照全捏在他手里。他命令我们在上船之前，不许迈出旅店大门一步。
我们被软禁了足足七天，才又上了“若望·拉博”号轮，继续西行。
上船之后，我很想知道其他国籍的乘客是怎么度过这七天的。他们也在发牢骚。法国殖民官虽然没有像对待我们那样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可船公司同样地没管他们。没人在乎“若望·拉博”的甲板窄小了些，大家关心的只是它会不会半途又给法国海军部征用了去。茶房耸了耸肩，摊开双手说；“打起仗来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一到新加坡。除了我和老王，华人乘客都不再往前走了。老王给开在荷兰的那家饭馆拴住了，我也没有退路。我们俩成了船上仅剩下的华人乘客。
“若望·拉博”号航入印度洋后，船长又贴出布告说，纳粹潜艇已经开始出动袭击英法商船了，为了确保乘客安全，每晨九时要举行“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做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自然也得跟着演习，心里却想：向来不会游泳，要真碰上船沉，我是不会有生还的机会的。继而又想：好不容易长这么大，真不甘心去喂印度洋的鲨鱼！
我笨手笨脚，那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常帮我一把。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我就纳闷地问道：“船上的人个个都愁眉苦脸，为什么惟独你一个这么开心？”
“唔，”他沉吟了半晌，呸地朝印度洋啐了一口，“他们都怕当炮灰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天天盼啊盼的。打希特勒入侵捷克就盼起。嗬！（他兴高采烈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啦。”
我真以为是在跟一个恶魔谈话哩，就拉下脸来责问他为什么爱打仗。
“要知道，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随即又重复一遍，“无国籍。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说不定她已经去世了（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我爸爸呢？（随说随像猴子一般耸耸肩头，把双手一摊）不知道。要么是个美国水兵，要么就是个挪威商人。横竖我是无国籍，这下子就可以变成有国籍的人了。”
“怎么变法？”他肯于打开天窗说亮话，使我感动了。于是，关切地问道。
“太平年月可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壮丁，就得召雇佣兵。这下子（他踮起脚尖做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我就交了运。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碧波万顷的印度洋，摹想着这个无国籍的青年头戴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的情景。他伫候着征求敢死队的时刻。他将抢先报名，争取立功，最后也许混上个法兰西国籍。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船上只有英语和法语广播，讲的又都是欧洲战局：法国国防部吹嘘马奇诺战线坚如磐石，英国公众在抨击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苏联红军开进了波兰，国际联盟在放马后炮，声嘶力竭地谴责纳粹侵略。可是关于早在两年前就在孤军抵抗着侵略者的中国呢？只字也不提啊！而且，侵略国的公民在备受礼遇，而被侵略国的公民却无端地受殖民官的侮辱！
老王在西贡冶游的好梦化为泡影，船在哥伦布港停泊后，他急着要上岸，并且邀我同行。既然晓得他的意图，我说不奉陪了，也许等会子上岸转一转。
上岸吗？刚跨过搭板，我就被一簇当地人围了起来，一只只胳膊向我举来兜售什么，看情势是不买几件休想突围。我呢，一则带的钱有限，不敢滥动一文，二则向来不这么买东西。在上海过外白渡桥，常有白相人凑过来推销：“真金手表，只要十只洋钱！”我没动过心。在这人地两生的异域，就更不会冒失了。
下船一个钟头光景，老王狼狈不堪地回来了，说没睡成锡兰姑娘，倒给拉皮条的骗去几英镑。接着他把一个纸包包往桌上一掼，气哼哼地说：“瞧吧！俺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叠香烟画片。给俺看的明明是一套春宫，拿到手却变成这鬼玩艺儿啦！”又咒骂道：“该死的黑小子，比兔子跑得还快，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啦。”
从哥伦布开出八天后，我们先是看到海鸥在船头盘旋，接着就远远瞥见陆地：吉布提。我对这个地名并不陌生，记得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之后，就硬向法国索要过这片把着红海口的殖民地，法国没给。足见这是块肥肉。
人毕竟是陆地上生长的动物。如今，在海上漂泊了这么久，很自然地就都想上岸去走走。船在这港口要停泊七八个小时。看到不少外国旅客也纷纷要上去，我独自呆在这又吵又热的船上，可不是滋味。我记起什么书上说，非洲的骆驼不同于北平门头沟拉煤的那种，特别高大，而且是独峰的，倒也想去见识见识。出惯远门的老王很快就跟同船两个讲法语的比利时男乘客搭讪上了，上岸就合伙租了一辆汽车，一溜烟儿朝市镇开去。
远远地，一个个雪白色尖锥，我只当是兵营的帐篷呢，原来全是盐。走到哪里，脚底下都咯吱咯吱地踩着盐粒。烈日当空，把地面蒸出一股腥咸气味。当地人兜售一种芭焦叶编的扇子，柄在一边，握在手里活像一面小旗子。
这是礼拜日，戏园子、邮局统统关了门。我们在一家希腊人开的饭馆吃的饭，坐阿拉伯人的破汽车在这弹丸之地兜了个圈子，看了清真寺以及当地人的茅屋。灰瘦无毛的骆驼由我们身边走过，驼峰上骑着个老汉，也没看清究竟是单峰双峰。女人围了朱红披肩，头上包着布，手扶右肩上高高的瓮，走来，宛如小时见过的福音图。此外又看了一回土风舞。腰肢和臀部摇颤着，腋下挤出脆响作节奏。倘若在森林里围篝火跳，会更有趣。
归途，同车的两位中年比利时人同司机咕哝了几句，车子忽然转了个弯，在一个火黑门前戛然停下了。老王会意地对我说：“老弟，俺俩也去开开眼。”
是个大院子，周围是一间间平房。院心有棵高大的橡树，下面坐着一簇黑人。我们刚一走进，那些人就唿啦一下奔了过来。
七八个黑人，鼻孔上穿着铜环，脸上画着像京剧面谱那样的图案。一个个除了下部遮了块布，通身都裸着。从胸部才辨明出都是女性。
老王这才告诉我，那是当地法国政府开设的一家官妓院。黑妓们用比我强不了多少的法语嚷着“我的情人”，不由分说地动手就拉人。幸亏我的法语还没忘光，连连说：“我不要。”两位欧洲旅伴邀老王同嫖，这回连他也直摇头。
白皮肤的旅伴同黑妓们讲好价钱，我同老王就成了他们的临时“衣帽间”，替他们保管手提包。两人就各搂着个妓女进小房去了。
手提包里还装着照相机。事后，我又当了回摄影师。他们对好了光圈，跑过去拥抱各自的面涂花纹、鼻挂铜环的露水情侣。老王要我替他们按下快门，我只好硬着头皮为他们留了影。
我暗自思忖道：法国为什么不把他们优美的文化移植到这块北非土地，却开起官妓院？说什么殖民主义有助于传播文明，纯粹是一派鬼话！
船上灯火管制了二十来天，过苏伊士运河那天，解禁了。这里不用担心有鱼雷。傍晚，甲板上有吸烟的了。遐迩闻名的运河原来这么窄，河身仅够容两条大船擦肩而过。随着船的行进，平静的水面便被压成规则的花边，展到岸缘，拍波作响。两岸绵亘的都是荒凉、起伏、沉默的沙漠。
我原想照朋友帮我设计的，过完苏伊士运河，在塞得港登陆去踏访金字塔。可是吉布提的经历使我打消这个念头了，何况老王对访古压根儿不感兴趣。
“左不过是个大土堆，有啥看头！”
驶进地中海后，船上灯火管制执行得越发严格了。舱内窗口全遮上黑布，扩音器一遍又一遍地通知：日落后严禁在甲板上点火吸烟，违者当奸细论处。同时，早晨的救生演习也不再那么松松垮垮了。
虽然离克里特岛和爱琴海还很远，我却感到自己已徜徉在欧洲文明的摇篮里了。阿拉伯天空的星星那么低矮，好像伸手就摘得着，地中海的水澄蓝得使人兴起远古的幽思。
出门将近一个月了，头发长得难受。抵马赛的前一天，我想在船上理个发。我老早就留意到二楼拐角处有个理发间。探头一望，里面空荡荡的，一个留仁丹胡子的理发师正在对镜为自己刮着脸。我问：“可以给我理理发吗？”仁丹胡子斜睨了我一眼。显然我是不受欢迎的。然而椅子空着，他闲着，又没法拒绝给我理。他就朝一把椅子努努嘴，我坐下了。
此人看样子三十上下，属于兵役年龄。可是他并不像旁的欧洲旅客那么愁眉不展。他边为我剪发，边低声吹着口哨。
剪到一半光景，门口有了动静。我从镜中瞥见那位去南非结婚的妙龄女郎探头向他打起招呼。理发师理直气壮地把剪刀往小桌上一掼，就笑嘻嘻地迎上去了。
这可不是寒暄几句。两人先是拥抱，接着就接吻。然后把我撂在一旁，喁喁讲起情话来了。文革时，每听到人们被剃成阴阳头，这件往事就兜上心来。
我多么后悔跑来理这个头！如今真是进退维谷。抬脚走掉，以示抗议又不成——到马赛街上，我岂不成个怪物！只好憋着一肚子气坐在那里，等他们说够亲够。
回到舱里，我把理发间的遭遇向老王说了。“马上就结婚的人，怎么还这样干！”老王说：“这算什么，那天他俩还睡了觉，给人撞上了呢！”我表示不解，老王嫌我大惊小怪，说对洋人来说，干这种事儿就跟吃饭一样重要。“你在空肚皮的人面前摆一盘白肉，他能不下嘴！”
在马赛停泊的半天，除了看波兰被炸的新闻片外，时间都消磨在逛市容上了。但我更爱在巴黎遛大街。那是濛濛细雨的早晨，落叶静悄悄地躺在路边。我踏着落叶，沿了塞纳河畔漫步。书摊都上了锁，许多店铺门口挂了牌：应征入伍，停止营业。拉丁区里的中国馆子到十二点还没人上座。
我同这位了解西方世界的老乡相处了一个月，最后分手却分得十分突兀。
按照行程，我们将只同路到巴黎。从那里，他就将北上荷兰，我则要跨过英吉利海峡，奔向我工作的地方。尽管两人兴趣迥异，毕竟同行了这么一程，多少也有些乡谊。我很想愉快地同他握手道别。
他一路总想向我炫耀他对欧洲、对西方的熟稔。他的阅历确实不少。一到巴黎，他就说这里的“玻璃房子”可不能不去一趟。我知道他指的就是妓馆。我记起1926年在北新书局校对《吴稚晖论文集》时，其中有一段关于巴黎妓馆的描绘：一个个赤条条的女人，一边卖弄风情，一边供嫖客挑选。我告诉老王，我从小就怕梅毒。小学时眼睁睁看到过一个十分要好的同学，忽然间双腿锯掉了，都是他那好嫖的老子造下的孽。我说：“除了妓馆，巴黎总还有旁的可看吧。”
可在老王心目中，巴黎最有看头的大概就是这种地方了。如今，把这个项目排除掉，他可就为难了。他领我去了他满口夸耀的Grande Magazine，那不过是比上海先施、永安规模大一些的百货公司罢了。接着，我们上了艾菲尔铁塔，又在凯旋门旁边的月亮公园里，看了一个躺在棺材形长玻璃匣里活生生的裸体女人。老王扒住匣子，看个没完没了。
转了半天，我问他怎么不去看看巴黎圣母院？
他听了一愣，说：“外国嘛，到处都是教堂，你到英国去看，还不是一样！”
他显然不晓得圣母院在哪儿。我就一路用蹩脚的法语向行人打听。
这回轮到我做导游了。他一边走一边抱怨：“去那黑咕隆咚的地方干啥！”想来他既没读过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也没看过电影《钟楼怪人》。
我们居然找到了耸立着一对哥特式塔楼的圣母院。他也许以为我是个天主教徒，就不耐烦地说：“老弟，俺可不进去。你去请个安就出来，俺在外边等你。”
他气鼓鼓地坐在自己的手提包上，朝我摆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