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干的玛丽菜肴做得十分可口。她一面张罗这张罗那，一面提了不少关于中国的问题。什么在那里男女是否同工同酬，几代人可都住在一个屋顶下？当然也问起中国抗战的形势。每次演讲之后，我短不了会碰到这类问题，所以不用费力就一一解答了。她仪态万方，谈话很得体。
吃罢甜菜，琼尼就推椅站了起来，把鸭舌帽往头上一扣，说声“明儿见”，就扛起立在门旁的三股叉，垛干草去了。
饭桌上本来什么酒也没摆，琼尼刚一走，桌子上就像变戏法儿似的出现了一瓶葡萄酒，一瓶杜松子酒——在战时，那都是英国市面上不经见的罕货。她歪着头，笑眯眯地问我喝哪种。她睑上的庄重神情荡然无存了，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这时，我开始心存戒备，暗中提醒自己：你是来这里宣传抗战的，而她的丈夫是同一阵线上的战友，并且远在中东。我连连摇头说不会喝酒——那不完全是真话——同时感到不自在起来。
不由分说，她还是斟上两杯葡萄洒，说：“这是有名的布里斯托尔牛奶，是个GI（美国兵）送的。来，你尝一口！”
没办法，我接过就抿了一口。
这当儿，楼上的娃娃哭了。她只好放下杯子，噔噔噔地奔上楼去。这么一来，我的心情松弛了一下。我着实后悔住到这家，转念一想：住哪家是邀请者安排的，也容不得我来挑选呀！谁又料到这位小叔子今晚偏偏要去垛干草呢！
她抱着娃娃下楼来了，脸上那副表情一点也不像个尽职的妈妈。她拿自己的杯子要同我碰。我想乘势转转话题，顺便提醒一下我们各自的身份和处境，就也举起杯来同她碰，并且说：“祝我们早日打败日本，祝你们早日打败希特勒！祝你丈夫早日回家！”
她仰着脖儿一饮而尽，一只手挟着娃娃，另一只就又添起酒来。我连忙用手捂住杯子。是她慌张还是我不礼貌，宝贵的红葡萄酒浇到我手指上了，并且顺着指缝淌进杯里。
她摇着娃娃，问我中国男人准许有几个妻子。我说：“当然只有一个。”她驳我道：“没的话，你准是在扯谎。书上说，中国皇帝有几十个妃子，我还从图书馆借过一本《金瓶梅》，那个男的明明有五个妻子！”我告诉她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接着她咒诅起那本书的译者，把最有趣的地方统统译成了该死的拉丁文。
这时，她要我替她抱会儿娃娃，她好去洗餐具。这我倒很乐意。那时我虽还没当过爸爸，可我素来喜欢娃娃。那粉嘟噜儿、热乎乎的小家伙在我的摇撼中，睡得十分甜馨。望着孩子，我脑里闪现出他爸爸的形象：身穿一件短皮夹克，额上是风镜。正驾着战斗机，在沙漠上空同法西斯火拼。
系着花围裙的玛丽一边洗碗，一边哼起什么小调，然后解下围裙，从我手里接过娃娃，乜斜着眼问我：“想当爸爸吗？”我窘得低下了头。岂料她随即又小声说：“我多么希望跟中国人生个娃娃！”我听了，觉得更加难堪了。
我装作由于喝酒，头疼了，就向她道声“晚安”，朝楼梯走去。她赶忙跑去把大门闩上，抱着娃娃噌噌噌地跟了上来。
她一只手抱了娃娃，一只手挽起我的胳膊。我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我并不是柳下惠。当时是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绝不是没有情欲。我感到头晕眼花，走到楼梯口，就赶紧再说声“晚安”，扎进自己的房间去了。
这可能是个客房兼堆房。一溜大衣柜和五斗橱，墙上玻璃镜框里是风景水彩，还有几幅照片，其中一幅看来是女主人的结婚照：一身白色盛装，手挽着一个穿了礼服的青年——无疑是她那位远在天边当飞行员的丈夫。
把房门插上之后，我才松了口气。一边换上睡衣，一边死死盯着那照片，下意识地借以提醒自己：我是为抗战作宣传来的，她的丈夫是我的战友！战友！战友！
我上床熄了灯，安慰自己道：天一亮，琼尼就会回来的。谢天谢地，这趟还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到伦敦。
正这么想着，门笃笃笃轻叩了三下。随后是她的声音：“睡了吗？”我说：“对不起，睡下啦。”过一阵，又笃笃笃。我问：“什么事呀？明天再说吧。”她说：“孩子消化不良，得吃点药，药都在你这间屋里。”
作为客人，我总不能不让主人家进来取东西吧——何况又是为孩子治病。于是，我爬起来，开了门。
她说声“对不起”，踱到五斗橱前，拉开抽屉，像是在找那药品，却又念念有词。
这时，我浑身在发抖，祈望她快点走出去。可她转过身，索性一屁股坐在我床畔了。也许由于看了那些邪书，她简直有些妖荡了。她说：“你这人真不开窍！”然后告诉我：“你不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中国人。”她提到了一个同她相好过的南洋华侨。
“我丈夫浑身都是毛，像个大猩猩。你们中国男人的皮肤多光柔，像绸子。”随说随伸过手来抚摸我的脸部。
啊，耶稣、上帝、孔夫子、穆罕默德，所有的神祇都来救救我吧。因为我太软弱，太没有力气，没有本事来战胜这种诱惑。
这时，我才留意到她已经换了一件白绸长衫，而且周身像是喷了什么香水。摸完脸，她又来抚弄脖颈，并且弯下身子问：“你哆嗦什么！”我说：“我害怕。”“怕我？”“不，害怕我自己……”
她咯咯咯笑了起来，而且身子弯得更低，手也更加放肆。
就在这着实是千钧一发的当儿，大门突然梆梆梆响了。“玛丽！玛丽！”是琼尼的声音。
事实有时真比传奇还要奇。多巧啊，就在一个已经深深陷入感情漩涡的中国男子和一个英国年轻荡妇走到悬崖之际，那梆梆梆的声响犹如一条绳索，将二人从悬崖边缘救了起来。
玛丽赶紧回屋罩了件睡衣，奔下楼去，开了大门。我听见他们叔嫂两人在楼下咕哝了几句，跟着，噔噔噔地一道上楼来了。
玛丽呀！你真会变！这会子又变得一本正经了。从走廊里传来了琼尼的声音：“刚刚动手垛，就下起雨来啦。”
将近二十年后，当我被贬到农场去干农活时，我才懂得：湿的稻草是上不得垛的，不然就会发霉、焐烂。
那晚下的可真是一场及时雨。
英法是1939年9月对德宣战的，但直到转年四月纳粹攻打丹麦为止，整整半年期间，除了交战一方的潜艇在海上炸沉对方的商船，整个西欧战场是一片沉寂。法国把国防整个寄托在“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上。据报载，战士们在战壕里玩着扑克，在战壕外边打着篮球。荷兰女王看到双方都按兵不动，还出来呼吁交战双方停战议和。偶尔有一架纳粹飞机侵入英国领空，也只打个转儿就又飞回老家。难怪当时人们把它叫作一场“虚假的战争”（a phoney war）了。巴黎的防毒面罩是要出钱买的。每具一百法郎。最初，警察沿途检查，忘了戴或不肯戴的要受罚。好久没有动静，就又松懈下来。英国甚至有人叫嚷：天下这么“太平”，何必去搞什么配给！
当时英法似乎有一种错觉：以为单凭海上封锁就能迫使纳粹屈膝乞和。开战之初，英法成立了经济作战部，它就设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内，拥有一百六十七位专家——统计家、发明家、金融界老手。开战后最初两个月内，就没收了敌方大批物资。然而1939年岁末，柏林反而增加了食物配给：每月每人从一磅肉加到三磅。天然橡胶的来源被掐断后，他们搞起人造的来了。另外，西欧封锁，他们还能在东欧采购。德国当时竟还能从美国买到大部分所需的汽油。只要还没正式交战，商人是有钱就赚，才不理会什么正义不正义呢。日本也正是这么从美国买到军用物资的。炸珍珠港的飞机所用的汽油，说不定还是从德克萨斯州运去的呢。
由于战局沉寂，1940年春间我还同杨宪益和戴乃迭（当时他们还未结婚）以及其他几位即将回国的中国同学一道挎上背包，去湖区爬了十一天的山，欣赏了一下英国中部的绮丽山水。
回到剑桥，大戏就开场了。蛰伏了一个冬天的纳粹军，四月出动了。它先打最无准备的北欧。接着就挥军南下。五月里，荷兰及比利时相继投降。英国着了慌。绥靖主义头子张伯伦滚下了台。丘吉尔在议会里作了动人心弦的演说，表示“愿以血泪和汗水，报效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成立了战时联合内阁，共同御敌。6月10日，墨索里尼赶忙参了战，使得法国腹背受敌。纳粹摩托化兵团势如破竹，一举打到了法国西岸。法国出了个“汪精卫”——贝当，而戴高乐将军在伦敦成立了“自由法兰西”。
最难以忘怀的是1940年5月关键性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我正在剑桥。清早一出门，满街都是从法国突围出来的士兵，有的倚墙半躺着，有的席地而坐，个个满身泥泞。但是他们依然唱着军队里流行的歌曲来嘲弄、蔑视海峡对岸的希特勒。
在危急时刻，这种气概，这种精神力量，对于一个民族的存亡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他们就是联军大溃败后，幸存的三十万残兵败将——1944年成为联军大反攻的骨干。
我对当时英国人在绝对逆境中咬紧牙关，坚决、沉着、方寸不乱地对付局面的本事无限钦佩。真可以说坚持就是胜利。
西欧沦陷后，英国实际上处于兵临城下的窘境，当时真是谣言满天飞。没有人晓得将在哪里过冬天。英国到处都悬起飓风的警告球，大家谈论的，不是纳粹来不来，而是怎样来法：是空降，还是跨越海峡。起先说进袭的船是平底的，后来英国侦察机还看到大批德军正在海峡彼岸学爬山，并在岸边练习划船。最令我吃惊的是英国人在这样全民族的危急时刻，并未失去固有的幽默感。面对险境，不是大发歇斯底里，却随处可以听到有关进攻的“趣闻”。这种幽默感本身也表现出对敌人的藐视。
据荷兰来的难民说，纳粹的伞兵装扮成三教九流——商人、女人，甚至尼姑。我认得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小姐，一天被人围了起来，疑是伞兵，硬说她是男扮女装，弄得她有口难分。伞兵——当时叫飞人，随身带的家伙也是形形色色的。有的报纸画着一个食粮盒和一架无线电发报机。有一张图是一辆能拆卸的脚踏车。于是5月13日那天起，我就与我那辆双轮老友告了别。同去登记的一位同学还问那不耐烦的警察：“双轮滑鞋和三轮的孩车准用不？”警察说：“那要看飞人怎样打扮了。”
一天，剑桥一个神经质的孩子忽然嚷：“飞人，飞人来啦，飞人降在后河的柳树上。”但跑去一看，是个为生活所迫，寻了短见的不幸者，一个吊死鬼。六月下旬某日起，人们同古老英国教堂的钟声告了别。钟声将预示不祥，成为飞人降落的信号，就像古时的渔村防备海盗那样。都说德国人办事彻底，英国人干起什么来也不含糊。乡村有些茶坊酒馆是以地名命名的，如“温德米尔酒馆”，前四个字就须涂黑，变成了“××××酒馆”。全英所有的路标和指示牌统统拆除了，包括伦敦重要的街牌，因为飞人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也许在广场上，也许在菜园子里。
也许由于英伦三岛毕竟不是我自己的家园，我始终十分镇定。当人们在剑桥露天市场上抛售藏书时，我却一本一本地买了回来。那也是我对英国版画及插图本发生兴趣的契机。我甚至还和吴元礼以及另一个同学去威尔士的巴茂茨玩了一趟。那是个背倚斯诺敦峰、濒临爱尔兰海的消暑胜地。很巧，在那里我开始爱上了西洋音乐。
到了那里，我们三人各持食品配给证向一家副食品店登了记。店铺不大，老板有五十岁光景，另外有个跛足伙计——都属于免服兵役对象。每次我们上门，老板总笑嘻嘻地迎过来。拿完食品，他必在围裙上搓搓手，然后才同我们握手。他十分友好，并且关心中国的战局。
一个星期五，我们采购完毕正要迈步走出时，他轻声说：“三位中国先生可肯赏光，明晚到我家喝杯咖啡？”接着他朝上指了指：“我就住在楼上。”我们欣然同意了。
满以为楼上必有位老板娘，也可能还有个后生呢？英国家庭都喜欢种些花草，养个猫狗。岂料他孑然一身，换了一套藏青便服，雪白衬衫的领口系了口蝴蝶结。室内甚至连张床也不见——后来才知道我们坐的就是张沙发床。沿墙排满了一厚册大厚册古典音乐的留声机片。角落里是一架带大喇叭的留声机。
他先为自己不懂中国音乐表示歉意，随即抱出一叠唱片目录，问我们要听交响乐还是协奏曲，歌剧还是艺术歌曲。这下可把我们三人都难住了。我们充其量也不过听过《桑塔·露琪亚》或《夏天最后的玫瑰》一类民歌。最后还是他替我们选了德彪西的《牧神舞后》。他说，这支曲子总使他感到一种东方气息——他心目中的东方。
于是，他像在圣坛上执行神职的祭司那样，虔诚地把唱片轻轻放在转盘上。随后，大喇叭就发出时缓时急的乐声——忽远忽近，时而飘逸悠扬，忽而铿锵激越。
我们中国人一般都把婚姻看作终身大事。一个人到了结婚年龄还在打光棍，就会令人怀疑生理上有缺陷或有点变态。这位老板却使我领会到孤身者的高尚情操。从那以后，尽管我不懂乐理，除了1966—1976那昏天黑地的十年，我一直都像他那么虔诚地聆听着欧洲古典音乐。
也是在巴茂茨，一次不愉快的遭遇使我懂得了民族习惯是怎么回事。
那一次，两位同学住在当地一家豪华的旅馆里，门前就是海滩，我租的是临街一排公寓中的一间屋子。女主人琼斯太太是位六十多岁、没儿没女的寡妇，公寓是她丈夫留给她的唯一生计。她一见到我，脸上就堆满温厚的笑容，说她从小就听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讲究文明，我是她生平遇见的第一位中国人，她以有我这个房客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