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刚一结束，《大公报》就拍电要我立即回去，而我自己呢，更是归心似箭，恨不得插翅立刻回到故土。当时，只要是往东走的交通工具，我都抓住不放。搭不上飞机，就打听起轮船来。战争期间，许多客轮都改装成运输船了，我找到的就是一艘货轮。
如今，由伦敦飞到上海只需十几个小时。1939年我从九龙坐船到马赛，走了将近一个月。1946年我在东伦敦登上格林诺高号货轮，由于沿途港口设施多遭破坏，水雷还未排除尽，足足走了一百天才抵达上海。
然而那不失为一次惬意的旅行。同船十八人，均是有急务在身、享有优先权的乘客，否则连这样的船也休想搭上。我们沿着蒙哥马利和隆美尔角逐过的北非，驶过平静的地中海。一到埃及，我就觉得到了自己所属的东方。我悄悄问那贯穿东西半球的苏伊士运河，战后的新秩序究竟是啥样儿？我伫立于船桥，看甲板上的纷杂景象：起重机恍若一只长颈鹿在一起一落。棕肤鬈发的埃及人拖着褴褛的长袍在装卸，黄皮肤的宁波海员头上遮了顶油污的小帽，在操纵发动机。但站在船桥上指挥的，依然是穿雪白制服、佩戴金光闪闪的肩章的英籍船长。
跨过烟波浩渺的红海和印度洋，我们来到远东的门户——新加坡。船在这里一停就是三十几天。承胡愈之先生的安排，我踏访了沸腾的马来半岛，看到依然飘扬着英国旗帜的这片土地上，民族独立运动在酝酿。
初抵上海，首先一个难题是报馆没有为我准备住处，而上海那时租屋，非有金条不可。辗转搬了几次家，最后，为了解决住房，接了复旦大学的教职，在徐汇村一幢日本式平房安顿下来。
幸好那时《大公报·文艺》方面我仅仅挂了个名儿，主要工作是写写国际性社评，不需要坐班。当时上海《大公报》总管理处设在南京路，编辑部则在民国路。那里，每星期四举行一次社评委员会，一般由胡霖或王芸生主持。写国内问题的除胡、王外，还有李侠文、贺善辉两位。国际方面，日本问题一概由李纯青执笔；美国原由章丹枫负责，我的范围只是欧洲大陆及英伦三岛。后来章教书去了，美国也划给了我。1946年我还用塔塔木林这个笔名写过《红毛长谈》，以及一些专栏文章。
战后，国内的政治格局是只许一边倒，不允许走自己的路。国际上，两大阵营势不两立，斯大林和杜鲁门都不相信苏美人民能并存在地球上。尤其自以为垄断了原子武器的美国方面，大有恨不得早日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势。国内也剑拔弩张，经济上濒于崩溃。我头一个月领的教授级薪水，是好大一捆钞票。朋友靳以劝我马上把它变成实物——见到什么买什么，否则第二天就能贬得值不到一半。
当时，标榜“不偏不倚”的《大公报》处境实在不妙。左的方面骂它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而南京的衙门几次发出警告。一回，我正在民国路开会，报馆被一帮暴徒包围了，他们大声砸门，咒骂报纸替共产党说话了。
同一时期，一天凌晨，我正在徐汇村宿舍里，蓦地传来了砰砰砸门的声音。我爬起来去开门。那位在英国牛津长大的格温吓得以为来了明伙强盗。进来的却是持枪的大兵。他们冲进卧室，翻完了书架又把床上的被褥枕头全掀起丢开，一面用枪托子在榻榻米上使劲顿。最后毫无所获，气哼哼地走了。
我一向不搞政治，然而自从写起社论，就有个立场问题。我对资本主义——尤其对当时美国麦卡锡那套，深恶痛绝；但在英伦呆了七年，对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情形也略有所闻。我真诚地希望战后的中国取苏美之长，走自己的路，而不当任何一方的傀儡。这想法同《大公报》的立场不谋而合。
给《大公报》写的社论，责任都写到个人账上，不能说是公正的，因为社论要先在会上讨论，随后总编辑下指示，交稿后也并非就原封不动地发表出来。记得一位同事写过一篇全面支持学运的社评，登出时却面目皆非了。
我离国七年，回来后在大动乱中偏偏干的又是耍笔杆子这个至为危险的行当。过去编过那么多年文艺副刊，并未触犯过谁。此次回国，老板要发挥我当驻外记者期间得来的那点知识，是很自然的事。我呢，自从1937年报纸缩张之际，成为首批遣散人员起，就立下个志愿：再干报纸，除了副刊，另外还得专一行。因此，旅英后期，我曾钻研过一阵子国际政治。
倘若我仅止写点国际社评，也不至于惹出乱子。偏偏1947年5月，社评委员会要我配合文艺节，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时，我因为不谙国情，就在社评的一段中谈到九旬的萧伯纳还在创作，而我国作家“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倘若我事先晓得某大权威已于鲁迅逝世后，成为文艺界最高领导，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闯这个祸的。因为当时人们对他就是称作“×老”的。
为什么我会对祝寿如此反感呢？这里有一段背景似应提一下。1946年我回沪后，一位戏剧界名人曾通过我，向《大公报》洽编了一份《戏剧周刊》，占一整版。这个周刊是我向老板推荐的，我对它道义上负有一定责任。周刊为另一位更大的戏剧权威出了个“祝寿专号”。原定每期排新五号字，也许由于视寿词来得不够踊跃，那一期全排了四号字。老板因而严词质问我这个推荐者，以致我从此对祝寿活动起了反感。如果我那时略识时务，无论怎样也不应去说三道四。
这个乱子为我造成的恶果，是我始料不及的。尽管我比沈从文幸运，1949年7月总算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然而除了1956年间短短几个月，我基本上被排斥在文艺队伍之外。足足三十年（1949至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在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
多少年来，我的灾难好比是连环套，一环套着一环。中间还穿插着1947年我在私生活中遇到的一桩不幸。我当时的妻子谢格温虽然有个中国父亲，她又是在上海出生的，但襁褓期间就跟着英国母亲去了英格兰。1946年初抵上海，我们在先施旅馆下榻，半夜里出现了臭虫。生长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的她，这是破题儿第一遭挨臭虫咬，大哭大闹了一阵。三个月内我带着她搬了五次家，还在闸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仓库住过一个时期。被大兵搜查那档子事，使她受了不少刺激。她反复嚷着：“这不是我的国家！我要回英国！”这样，1947年11月，一个歹人轻而易举地就破坏了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她回英国去了。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急于离开上海一段时日，却又不想再出国。
这当儿，朋友姚念庆告诉我：北平几家大学的教授们计划出一份刊物，内定由清华大学教授吴景超主编，钱端升主持政治栏，刘大中主持经济栏。那里正在物色一个编国际问题及文艺的。他认为我最合适不过了。我思忖，不妨走上一年半载再回沪。于是，就同意了。刊物后来定名《新路》。但是没等刊物问世，我由于受到复旦同学及杨刚的劝告，就坚决辞了。事实是：一、刊物封面上写明系吴景超主编。二、我最后并没去北平，仍留在上海《大公报》，也依然兼着复旦教职。这是当时有目共睹的。
但是已经去了香港的那位大权威以为抓到了把柄，就在港报上大喊大叫说：这个刊物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出资办的（其实，没多久《新路》就被国民党查禁了），接受了多少多少金条；并一口咬定是我主编的。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不问事实真相、先把人搞臭再说这一策略的厉害。
这样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竟出自我多年景仰的一位大作家之手，使我寒心透了。如果谣言是一般人所造，辟一辟，或干脆不予理睬，也就算了。然而这位权威是鲁迅的接班人，因而背上黑锅，跳到黄河也再洗不清了。更有甚者，大权威还在一首诗中用五颜六色把他看不顺眼的一批作家丑化了。有些作家因而就没敢从香港去北京。这首名诗在文学史上有它独特的作用及价值。它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
刚回沪不久，就在格温口口声声嚷着“这不是我的家！我要回英国”的当儿，有一次胡老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南京当局同他商量，要借调我去伦敦，接替叶公超的文化专员职务，他征询我的意见。我坚决谢绝了，说：“我不是国民党员，生平也最怕做官。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再也不想走了。”由于我这斩钉截铁的回绝，家庭内部还发生过一场风波。
后来就更离奇了。上海金融界一位先生有一天突然请我去吃饭。他当时是孔祥熙的左右手，解放后，才知道他其实是地下党的重要成员。席间还有一位安徽大学校长。约我吃饭的用意原来是要我为陈诚将军去“讲学”，讲讲欧洲政局。我当即一口回绝了。
后来，那位安徽大学校长接连到复旦找了我三趟，说如果不肯给陈总长一个人讲，可以成立个班，总长也在座听讲行不行？我还是坚决没有答应。
是这件事促使我下决心立即离沪赴港，参加那里的《大公报》改版工作的。
这当口，我感谢杨刚和李纯青两位的指引。在那里，又一个十字路口在等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