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位从不露面但自命不凡的姑奶奶亮相了，一身戎装，目光炯炯。由传抄出来的讲话看，并不凶悍，倒还是位细心的导演。而且学识渊博，上下古今，《红楼》、《水浒》，无所不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她谈的什么往往都意味着间接的最高指示，因而不能不令人对之肃然起敬。
我在公共场所，使劲地跟着大声反修，以便维持住这个家和它的小康局面。洁若同我都只巴望像信鸽一样，在那几间南屋里筑下个安乐窝。为了防修，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大批革命歌曲的唱片，让他们记住大渡河上的英雄，让他们从《刘三姐》的歌曲和《收租院》的泥塑中，学得爱农民，恨地主。我们省吃俭用，一心一意让孩子们尽可能在安定的环境中长大，以充分体验社会主义的温暖。我们只想把自己在旧社会学到的一点东西，献给新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平安安地了此一生。
因为吃到过苦头，我们学会了非革命勿视、非革命勿听的生活方式。家里那架捷克制造的大收音机有短波，但除了中央台，我们从来不对外界有什么好奇。一次，我偶然拨到一段美国之音的圣诞歌曲，洁若马上就关掉，并责问我要把孩子引到什么路上去！我们别无他求，只想本本份份地在这社会主义乐园里当一辈子安份良民。
洁若反对我在客厅墙上挂那些英国版画，说别忘了1957年骂过你是洋奴的话。她带着孩子们去买来几幅毛主席像，装在镜框里，把英国版画都垫在后面。其中一幅主席标准像足有二尺半宽、四尺长，挂在客厅正中央。她要让孩子们白天看，晚上看，时刻想到的，只有红太阳。没想到她的这份苦心孤诣，在风暴来时，反倒成了罪名。
1966年6月初的一天，宣布上级新党委派新班子来接管了。那天，我们都下楼来夹道欢迎。新领导是个中年妇女，个子不高，面色黝黑，眼镜后面闪着冷峻的目光；严肃有余，却缺乏刚进村的八路军那种和善。
原领导把她和她的随员请上台，跟着就宣布一张名单——首批牛鬼蛇神的名单。其中有我倒不足为奇，却也包括原党委的全体成员。那是个星期六。通知我们星期一早晨带着轻便行装来报到，机关要“背靠背”地闹革命了。
刚经营起一个家来，眼看又岌岌可危了。孩子们看我端着饭碗发愣，就撅起小嘴不住地扯着我问：“爸爸，怎么啦？”我把孩子们搂得紧紧的，真好像一只隐形的手又要来拆散我这个家。
我原以为又要去什么农场，却被送到西郊一所腾空了的学院旧址。这里浩浩荡荡地集中了文艺大军七百人：有写小说的，也有唱京戏或跳芭蕾舞的；有考古的，也有画画或作曲拉提琴的。住进去之后，两个人一间房，雪白的床单，可口的饭菜，白天开会反反自己身上的修，晚上还看三十年代的旧片子。宣布不许出大门，可周末又有大轿车接进城去同家人团聚。阶级斗争之难以捉摸，就在于它总是出人意表。回想起来之前的那阵紧张恐慌，又感到可笑了。
七月间，“黑帮”这个词儿出现了，而且这个帮还有一条很粗的黑线。最初以为官得做到几级才算得上。很快就发觉，这七百人一个也跑不掉。
多谢那场反右，老早就把我降了若干级，成为一名不值一提的小人物了。到七月下旬，我们当中就有不少被揪出来挨斗的了，有的已经打得皮开肉绽，可我缩着脖儿躲在一边，连块皮也没蹭着。
八月的一天，大卡车来接了。这回一上车就觉出，本单位来接的人气势汹汹，和往常大不一样。只是上车前还没像音乐、电影界那样先斗一通，打个死去活来。
车刚开进机关大院，就听到一片口号声。一下车，我们中间的旧党委就全给戴上高尖纸帽，并且把一个年轻党员打扮成小丑，给他一面小锣，由他鸣锣开道。我跟在这游楼队伍后面，由一楼游到四楼，又转了回来。各层楼都挤满了革命群众，声嘶力竭地喊着打倒的口号。
游楼之后，还准许回家。一到家，仍旧是一片温暖。如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仍愿拥护。
没几天，黑帮集中了。也就是说，扛个铺盖卷，关在机关里了。与此同时，发动全体同事来贴大字报，对我们进行起揭发。事后知道，正是在这段日子里，洁若和她的三姐也受到压力，非揭发我不可。
正如一个给我足足贴了一墙大字报的人所写的，从农场回机关后，我一点也没轻举妄动过。写一张不足五百字的大字报，也非要给好几个人过目并推敲后，才敢抄写出来。可荒谬的是就在同一批大字报上，此人又为我编造了几句我根本不可能说的话，诸如在办公室里对苏联毒打中国学生以及美国飞机轰炸云南下关拍手称快。
大字报贴出不上两小时，这位仁兄也被揪进牛棚。说他原是个受过训练的职业特务，专混在学生中间打小报告。
在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小说里，我读过持枪的工农监督知识分子劳动的场面。1949年后，在我国并未重演。到1966年，这现象才出现。在我们这个以出书为业务的单位里，有的司机俨然以社长自居，有的炊事员摆出了政委的架势。我们这批牛鬼蛇神由一个跑印刷厂的人主管。每天早晨，他分配这个去打扫厕所，那个去烧锅炉。他又像个狱吏，哪个单位要斗谁，就向他要人。他把人交出去，斗完了再领回来。
自然，牛棚里的批斗会也不断在召开，而开谁的会，什么时候开，全由原先在食堂里掌勺的高个子决定。由于我说话有欠恭谨，他曾经发动牛棚里所有的“牛神蛇神”（六十名）接连批斗了我三天。但指控我的情节，自打了嘴巴，被我戳穿。于是，高个子恼羞成怒，把我由一般重劳动（比如运卷筒机纸）改为最重最脏的锅炉房的活儿了。幸而一道劳动的王子野和范用两位好心照顾，总算没把我累垮。
在机关里当靶子，我是估计到的。万也没料到街道上还不饶我。8月23日中午我正在啃着馒头，主管我们的那位“狱吏”把我传到他的办公室——就是原来我们那个世外桃源的领导用过的单间，通知我一点钟我家对门的塑料厂工人要斗我，要我思想上先有个准备。
几个横眉立目、臂上戴红箍的彪形大汉叉着腰在大门口等着我了。我同他们一道蹬上自行车，就朝我家骑去。
土改中，我看过斗地主。镇压反革命时，我看过斗南霸天。这回该轮到我了。可我统共在那里还没住上四年！我们一直关上门过日子，谁也没招惹，凭什么斗呢？我一边骑，一边在纳闷。
到了门口，就看见两边墙上都贴满了打倒我的标语，左不过是大洋奴、老右派等等1957年就骂够了的话。
可是被押进去之后，我愣了。彼此从未谋过面的塑料厂工人挤满一院，振臂高呼口号。我一眼就看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小花园成了一片废墟。墙上爬的，扯下来践踏；盆里栽的，连盆一起摔个粉碎。连这一年刚结了几个青果的小苹果树，以及葡萄架，也未能幸免。往屋里一看，柜子推倒了，凡能砸碎的都砸碎了。满地都是玻璃碴儿和书稿。连墙上的镜框后面都搜到了，版画被扯个稀烂。批判会上，说是用主席像来掩盖资产阶级货色，罪大恶极！
廊子上并肩站着两个吓坏了的娃娃。他们眼睁睁看到爸爸的前胸被挂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木牌，三姨也被勒令和爸爸一道跪到院心的八仙桌上。
事后才知道，那次的斗争会只不过走走过场，既没什么揭发，自然也谈不上批判。但我还是从会上一位妇女的发言中，听出了斗争的用意。她说：“凭什么我七个孩子、一家九口人，住一小间屋，他们才两个孩子，住这么一大片瓦房？这难道不是修正主义！”
斗争会就是以她搬进这栋瓦房，我们被勒令迁进附近一个大杂院里的纸顶棚小东屋来结束的。
斗完了，我又蹬上车，由一个戴红箍的大汉押回去机关。临走，我呆呆地望了望廊子上我的两个娃娃，他们都已哭成泪人儿了。事后才知道，高中即将毕业的老大，那天抱了一床待拆洗的棉被回家。到了门前，看到标语，听到院里的阵阵呐喊声，吓得扭头就跑。那时还有护城河。后来他告诉我他想跳，但没跳，只在河边坐到天黑。一个没了家的孩子！那天恰好是他的生日。
戴红箍的一定要我继续挂着牌子。我就这么骑着车游街示众。一进机关院子就看到洁若正戴了顶高尖纸帽，站在一辆平板三轮上挨斗。她周围一簇振臂高呼着的群众——其实，就是些同一部门，甚至同一办公室的同事。
如果1957年的反右把革命搞得阴惨惨的，到1966年8月，革命就变为血淋淋的了。
我们胡同垃圾堆上出现六具尸体，有人说还没断气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当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烂，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欧洲版画被扯个粉碎，当我看到三门干部文洁若挨斗的时候，我对身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1968年8月下旬，我仿佛日夜都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留在人间。后来，思想逐渐转入怎么离开它。蹲牛棚时，每次上厕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法和方式，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带，要是跳楼从哪里往下蹦。文洁若挨斗的那天下午，我确实想从五楼跳下去，用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首来抗议。但走廊已布了岗，我没能上去。
一个出了大学门就进机关门的干部，一个新婚之夜还在看校样的编辑，她有什么罪呢？凭什么这么斗她呢？
完啦，全完啦——这就是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正因为如此，我有了生不如死的想法。我感到，惟有死亡才可以使我从这种凌辱和折磨中解脱出来。
我不是没想过自己死后，丢下三个孩子怎么办？然而死的念头总缠住我不放。它振振有词地反问我：你就是苟廷残喘地活下来，对孩子们又能有什么用？还不就是牵累他们！于是，9月5日夜里，我吞服了一瓶安眠药，还灌了半瓶白干。可第二天晌午，我发现自己居然又回到人间，躺在隆福医院的病床上。
当时，像我那种情况，医院完全可以拒绝收纳——不少人的生命那时也正是那么结束的。就是收下来，也大可以马马虎虎敷衍一下了事。然而隆福医院没那么办。几年后从我自己的病历上看到“右派分子畏罪自杀”几个字，我完全理解他们当时这么写的必要性。关键是：他们收下了我这个黑帮并且救活了我。
我没死成，反而由于曾企图寻死而挨了顿批斗。不过这回批得我口服心服：说我用红笔留下的那封遗书是虚伪的。是呀，正如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中一些遇难者临终前还大喊“万岁”是虚伪的一样。以前我不能理解，他们受屈而死，怎么还喊“万岁”。我从自身的遭际中体会出来了：我反正死定了，何不乘此给洁若和孩子求求情，请革命群众对他们高抬贵手！
在批斗会上，还要我交代黑思想，究竟为什么以死来抗拒革命者对我的专政。这回我有点豁出去了。既然要我交代自杀时的黑思想，我就说：我曾为那些死于文革前的人如郑振铎、梅兰芳庆幸。倘若活到现在，必然也逃不开这劫数。因此，自杀之前我的内心逻辑基本上是：在红色政权下，先死比后死幸运，死了比活着幸运，因为死了就不再有知觉和感情了。
我讲完之后，当然引起一片严厉声讨。但我说的话太真切了，我只不过讲了旁人（甚至包括一部分举着拳头声讨我的人）没敢讲出的话。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批斗完了竟放我和文洁若回家去过夜——虽然那早已不成其为家了。
抄家之后，我们两个在机关里被隔离了两个星期，见面后，我才明白真相。文洁若在大车上被揪斗的那一天，军宣队负责人把我叫去，问我：“你老婆招认是特务了，她还有电台，你离不离婚？”我说：“如果她真是特务，我们睡在一张床上，我能不是？”我请他派人再去搜查。
洁若告诉我，由于她大姐与美国人结了婚，并入了美国籍，那些戴红箍的便硬说她母亲是特务。抄家时从她母亲屋里找到一架收音机，那原是在大同工作的小儿子替她装的，他们却一口咬定那是一部发报机，对她拳打脚踢，要她交代罪行。洁若是个孝女，当她母亲的住房门上贴满了大字报后，她还一早一晚跑去看她，给她送鸡汤，终于惹火烧身。
洁若知道戴红箍的是天兵天将，他们在院子里折磨她，她一直逆来顺受。到了午夜，他们才发觉，当他们对做女儿的施行私刑时，她的母亲万佩兰已在屋里自缢身死。洁若说她最不能容忍的是，她在那些暴徒脸上看到了兽性。他们竟然逼迫洁若当着她那尸骨未寒的七旬老母，一遍遍地大声发誓：“万佩兰死了，世界上去掉一块烂皮——我死了，世界上也去掉一块烂皮。”逼死了老的，特务和电台的罪责便落到洁若身上。戴红箍的累了，叫来了一帮学生，自己回家睡觉去了。洁若说，那些孩子大概是初中生，顶多十四五岁，他们用铜头皮带抽打她，一绺绺地薅下她的头发，异口同声地说：“这还便宜你了哪！你到一中去看看，一群群的死尸，眼珠子都挖出来啦。”事后我们从小报上得知，第一中学确实设了水牢，出了不少条人命案。
天明后，脸上被涂满黑墨，赶着她赤脚游街示众。被押解到机关后，接着又在那辆平板三轮上挨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