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德奥和那男孩一起上货，当周围没人的时候，德奥用法语问他戈斯说了些什么，使得大家都发笑。那个“朋友”则盯着别处说：“比如说，他会说你家乡那地方的人们都快饿死了，所以那里是‘人杀人’、‘人吃人’。”
德奥心想，大部分员工都不会觉得这样的笑话有哪儿好笑，他们只是为了迎合戈斯，也许他们也是怕自己丢了工作。德奥也开始意识到，每个搬运工都希望戈斯能喜欢自己，这样他就会把好差事分给他们，让他们给那些经常会给小费的顾客送货。
德奥以前常和别人讲价，可是压根儿不会管人家要小费，而且曾经对这样的做法很反感。商店里那个说法语的朋友告诉他，在纽约，一天只挣十五美元根本活不下去，你必须要小费。你可以在门口赖着不走，清清嗓子，或者直接开口要。可是德奥觉得这和乞讨没什么两样。在布隆迪，一个有自尊的人甚至都不会在公共场合打哈欠，因为打哈欠就表明你在挨饿，这说明你没本事，或者更糟，说明你很懒。在布琼布拉等城市碰到的乞丐，大多数是些被赶出来的没了自尊的人。第一次有人在门口给德奥一美元小费时，德奥伸手把钱推回去，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蹩脚英语说：“不，不，谢谢你，可是，不用。”
但是，并不是常有人能给小费的。很明显，戈斯把那些没小费拿的地方都派给了德奥——那些管理员私自扣留小费，或是那些拿了货就马上关上门，或是说“不好意思，我没有零钱”的人那儿。而且戈斯会在收银员说“慢”的时候，专门挑某些送货工派去城那边的A&P店干一些轻省的活。虽然德奥不喜欢坐在一堆扫把里去A&P店，可是心里依然觉得很委屈。
现在他明白了，送货工位于纽约社会阶层里的底层，而他自己是在“底层的底层”。每次站在某个绑了铁丝网的便门门口，等着那个粗鲁、懒得正眼看他的管理员开门，德奥就想，难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干这个？不久前，他还是个优秀的医科学生，获得去比利时一所大学学习的奖学金。“可现在我在这儿，”他想，“别人觉得我长了个不开窍的脑子。”
“上帝，”他轻轻地对自己说，“请把我带走吧。”
“纽约客”，德奥常在商店附近听到这个词，穆罕默德也这么说，那些塞内加尔人和其他街边小贩也用这个词。德奥渐渐开始明白，这个世界按照不同的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部分。比如有的人是“纽约客”，有的人不是。
到了纽约半个月，德奥觉得自己差不多已经会利用地铁了。地铁就像河流，可以带你去任何想去的地方。看地铁地图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就像在欣赏自己解出来的微分方程。尽管德奥只解出来一个“方程”——从哈林区到上东区的路线，德奥也总是坐在第一节地铁，这样可以多些时间看看地铁站上的标志，好知道自己有没有坐过站。坐地铁时，德奥把地图插在口袋里，告诉自己他越来越像个纽约客了。
德奥很早就发现了中央公园，他第一次进到公园里是因为好奇第五大道路边的树。进去时，德奥惊讶地感叹：“我的上帝，我发现了一片森林！”从此，中央公园成了除书店外德奥喜欢并可以去的地方。
有些商店就像是森林，书的森林，德奥之前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书加起来也没有这个书店的书多，而且它们竟被摆放在同一个店里。德奥常在晚上下班后去书店，借此来冲淡被戈斯用棍子指点的委屈。他在桌子和架子中间逛逛，取下一本书翻翻看，想象自己正在真正地理解并阅读他们。德奥最喜欢那些摆放了座椅供人歇息的书店，他会在那儿坐一会儿，捧着一本书，希望自己有天能读懂它。他还发现自己在书店也可以安心地睡一下，但也只能是一小会儿，然后就会有服务员或经理过来把他叫醒让他出去。
德奥总会花些时间翻翻词典。他和别人说“嗨”时，很多人用怪怪的眼神看他，可能他发音的方式有点不对。在第83大街的巴诺书店，德奥找到一本标着音标的词典，而他的口袋词典上可没有这么详细的标注。看了看音标，他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以前是按照法语发音习惯念的，所以他把“嗨”念成了“嘻”。德奥在书店转来转去，想找到本便宜的有音标的词典，可是只有全英文的词典才有音标。他花了半天的工资买了一本，可这样词典也只能解决一半问题。每次听到一个新词，他就找人帮他拼写出来，或是自己猜猜怎么拼，然后记到笔记本上，回去后再从那本新的英语词典里查查怎么读。他基本上读不懂那些英文注释，所以他就带着笔记本去书店，找本法英双语词典查查那个词。这个过程很麻烦，但却是德奥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光。
晚上空闲的时候，德奥就会边查词典边自己造句，然后写下来，想想怎么念。有时他在商店或是和顾客谈话时会用上自己造的句子，而对方会看起来一般都会很困惑。尽快如此，可是德奥还是成功地让一位药剂师明白——他用了小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说的——他脚上感染了让人非常难受的真菌，因为他穿着同一双潮湿的运动鞋经历了六个月的逃亡历程。
德奥离开布琼布拉时，他的一位医学院好朋友克劳德同其他被从学校赶出来的年轻人挤在一间公寓，德奥出发前特意记下了那儿唯一一部电话的号码。他问那些塞内加尔人，能不能在他们公寓里给克劳德打个电话。他们回答说这太贵了，并告诉德奥他可以在哈林区路边的电话亭往布琼布拉打电话。你只要走到路边一个电话亭，马上就会有人上前来——一般是个男人——让你写下你想打的电话，然后他会拿起话筒拨几个号。这人通常会转过身去拨号，这样你就看不到他输的什么号码。德奥不想知道这些拨电话的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因为要是他知道他们干的事情是非法的，他就不想再使用这种服务，可是他还没找到别的能往布隆迪打电话的便宜方法。
德奥第一次在街边打电话时，那人要了他五美元，德奥很不情愿地给了他。让人惊喜的是，电话那头有人应答。那人用基隆迪语告诉德奥克劳德就是住在那儿，并为他转接。
德奥得知，布琼布拉现在的状况还是很糟糕，内战还未结束。克劳德和德奥来自同一山区，两人就好像家人一样亲密。可是那个拨电话的人却不愿意让他继续说下去了，他告诉德奥他超时了——虽然德奥听不懂，但那人的语气完全表达了这个意思。德奥摆摆手让他走开。
拨电话的人身边站了个女人，正举着用纸袋子包裹的瓶子喝酒，她开始冲着德奥乱七八糟地大吼。德奥正和克劳德说着他会过段时间再打给他，这时，他从余光中看到那女人把酒瓶狠狠地扔向了他。瓶子在他脚边摔碎爆裂，德奥穿着拖鞋的脚被玻璃碎片扎到，痛得他喊了出来。他愤怒地瞪着那个有些疯癫的女人，而她却开始嘲笑起德奥来。德奥气得攥起了拳头，看到这儿，有个塞内加尔小商贩跑过来抓住他的手，用法语告诉德奥，别和那个女的计较。为什么是那个女人打他而不是那个拨电话的男人，这是有原因的。
小商贩告诉他，在美国，你不能对一个女的动手，要是有女人打你，你最好还是走开。
后来德奥发现，代拨路边电话这个行当竞争也很激烈，于是他每次打电话都和对方讨价还价一番，并几乎每次都能找到有人愿意以三美元、最多四美元的价格让他打个电话，可这也足足是他一天工钱的三分之一。德奥来时带的钱早就花光了，而他那点可怜的工资，不管怎么省着花，都会很快变得空空如也——治疗脚疾的杀菌软膏要花钱，缓解慢性腹痛的抗生素要花钱，吃喝要花钱，词典要花钱，坐地铁还要花钱。一天晚上，德奥查了查词典做好了准备，第二天一早便跑到公寓外的地铁站，和出纳员为了几个硬币讨价还价。出纳员对他十分客气，但态度很坚决。也许德奥不是第一个试图和她讲价的人，这个区域还有许多从非洲来的穷人。
德奥不再拒绝小费，即便如此，给小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一方面德奥自己从不会主动索要小费，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戈斯。德奥现在终于能想开了，他送货的次数越多，拿到小费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有一阵子，他就连周日也坚持送货，只是为了多拿些小费，他最多能拿到四美元小费。一美元的小费很可观，五十美分也很令他满足。可是大部分时候，人们给小费的过程都显得仓促而冷漠。
偶尔他也会碰到有顾客想要同他聊聊天。比如在110大街边那座高高的公寓大楼里有个法国女人，她曾和德奥聊了很久，放着自己的孩子在屋子里哭闹不休。她好像把德奥当成了自己的同胞，说她知道那些商店给他们的待遇很不好，并建议德奥应该到法国大使馆求助，让那儿的工作人员帮他找一份好点儿的工作。德奥觉得这个女人是出于好心，可是显然她不明白他的处境。法国是卢旺达种族屠杀的盟友，也就是他的敌人。那女人是个基督教信徒，她说她会为他祈祷。德奥离开的时候，她给了他一美元小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女人，德奥是在上西区的A&P商店工作的时候碰到她的。德奥被派去把商品送到她的公寓。德奥觉得这个女人很美丽，虽然看上去接近中年，但身材很好。“气质真好。”德奥抱着她的商品走在她身边，心里这么想着。她问了德奥一个问题，德奥没听明白，只得微笑，她也笑了笑，好像很喜欢和德奥在一起。德奥戴着之前在某个地方捡到的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我纽约”。他们走到了她的公寓时，德奥把东西放进厨房，那女人奇怪地看着他的帽子，问：“你真的爱纽约吗？”
这回德奥听懂了：“嗯，是的。”他扯出一个大大的微笑。这一次，他觉得自己说的是实话，或者说起码这不是假话。
她把德奥送到门口，他走出房门时觉得这次即使拿不到小费也没关系。可这时他听到女人说：“等等。”德奥转过身，她说了些什么，德奥没完全听明白，大概意思好像是说她不相信德奥真的爱纽约，她也不知道这能不能帮到德奥之类的。她一只手撑住门，另一只手伸向德奥，德奥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她要给他二十美元。
德奥拿过了钱，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有说出口。他希望自己能知道英语里比“多谢”更好更强烈的表达方式。
“祝你好运！”她用法语说。
难道她会说法语吗？如果她会，德奥很愿意和她聊聊。可他还没来得及问，她就已经关上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