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生活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度过的。时间是一九七一年初到一九七二年底。地点是在本村的固玄店联中，校长名叫王贻水。所谓“联中”，它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正规序列下的中学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正规序列中学多为市属或区属，而“联中”则为公社所属，也就是现在的乡属或镇属。淄博市周村区境内的市属区属中学有淄博六中、七中、十九中和二十四中。这四所中学中，距离我们家最近的是一九五八年建校的淄博第二十四中学。二十年间，我们邓家从二十四中毕业的学生有大姐基芬，小叔鸿泽，大哥基庆，二哥基成。因为“文化大革命”对全国教育体系的干扰和破坏，分三年次第考入二十四中的小叔、基庆哥、基成哥却一律于一九六八年毕业，所以说同是中学毕业生，基成兄却是少上一年课的。一九七三年春天，当我考入这所中学（实际上为高中）时，校名已改为了周村区张坊中学；所谓“联中”，即为大姜公社属下的三个村联办的中学，三个村分别是固玄店、固玄庄和胥家庄，因为我们村较大，当时大概有一千四五百人，又加上位置居中，所以联中就设在了这里。至于任课老师，除了三个村小学选派的以外，还有个别的是公社教育组派来的。
三十九年后，我能叫上名字来的联中老师，有一班的班主任张登堂，我所在的二班的班主任李秀芳，教物理的潘振国，教数学的高继文，教化学的段立云，还有两三位只知道姓，已不记得其尊号大名了。如果排一下联中班级序列的话，我们应该是第二届。刚刚入学时，由于教室不够用，我们七一级来自三个自然村的六七十名学生便在天主教堂（校园内有一座修建于一九二八年的天主教堂，后来一分为三，最里面的祭坛部分成为仓库，最外边为五年级教室，中间为教师办公室）后面的三间大教室内上合堂大课，水多鱼杂，人多嘴碎，上课时的秩序往往不太好，而当时教化学的段老师正处于怀孕期间，腹部隆起已十分明显，大家取笑打闹往往都和她的肚子有关，这也和她伶牙俐齿、说话噎人不无关系；而上物理课的潘振国老师才二十多岁，因为他的课讲得好，说话做事的态度又很严厉，所以大家一般都不敢惹他，甚至有意躲避他，我作为副班长兼物理课代表，收发作业也每每看他的脸色行事。一年以后，我们上一年级的学习和家庭成分好的同学按比例推荐去上高中——张坊中学，学习不好和成分不好的则回村种地去了，他们倒出的教室便分给了我们，分班时，我被分在了二班，班主任是教语文的不到三十岁的李秀芳老师，她是师范毕业生，家住周村街里，听说她是作为回乡教师来到联中教书的，为人温良和善，对我们这些学习好的学生尤为关心。她曾号召我们每天写日记，并不时抽查，意在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我的作文不但多次在班上念过，还上过校园里的黑板报呢，这也许是得益于她所倡导的写日记活动吧。后来她嫁给了济南造纸厂一位姓宋的工人师傅，随后她也调到了济南市堤口路小学任教，有时见面，她每每为学生们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而一班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张登堂老师，他面色黝黑，好像手有残疾，写得一手自创的隶书体毛笔字，逢年过节，他所住的胥家庄和他所执教的我们村便有不少人家贴上了他写的对联。他的隶书，写时多用扁排笔，最突出的特点是捺的末端回笔加重，看上去就像给捺字穿上了“小鞋”一般。作为班主任，他和李秀芳老师的管理方式不尽一致，也可以说是相反：李秀芳老师主持的二班选出的班干部为人比较正派，肯于学习，基本上都是学习上的尖子；而张登堂老师呢，他采用了戴高帽“压”或戴“紧箍咒”的方式，选了几个学习不怎么好，但有“号召力”的学生出任班干部，你不是能闹好闹吗，封你个班长、副班长或什么委员，让你自我“约束”之。但一个学期下来，学习成绩的名次，一班就远不及二班了。
在各门课程中，我对语文、地理用功最少，但考试成绩最好，对化学、物理也说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只是按时完成作业而已。除学习之外，上体育课时我喜欢打乒乓球和篮球，但只是打着玩而已。那时的篮架和篮板都是前几年红卫兵扒坟的“战利品”——棺材木做的，篮筐下一直没有网子；而乒乓球台子都是水泥板做的，拍子都是光板的，打起来响声很大。初中两年里，学农活动一是去村西北的农业科学技术试验田学习嫁接桃树（试验田北侧是公墓，坟中间则栽有桃树，而且多为时髦的蟠桃），运用这一技术我曾在自家院内的一棵小杏树上成功地嫁接了一个桃芽，当桃芽长到一拃多长时，大家你捏他摁地过来观看，不小心给碰下来了，这让我惋惜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学军活动，除了每年组织一次去周村飞机场参观教练飞机外，还进行过一次拉练活动：从我们学校步行沿着三○九国道到淄博市委所在地——张店，晚上就睡在了张店西郊的山东农业机械化学校的教室里，好像还到淄博第五中学参观了什么展览；学农活动，让我们感到很实用，一个农村孩子，不掌握农业科技知识怎么行？学军活动，锻炼了体魄，开阔了视野，感到很新鲜，当时有心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但那时唯成分论，我们这种上中农家庭子弟允许你报名参军，但却不允许你参加查体（不符合政审要求）。另外，再加上我们家社会关系复杂（姥娘家、姨家均为地主成分），入团时任凭你怎么努力，一般是过不了政审关的，就连我在省委机关工作的父亲，也是因为社会关系复杂一直被排斥在党的大门之外，后来“重在政治表现”了，他又病退了，在他来说，未能入党，成了一生中的最大遗憾。
俱往矣，三十九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现在看来，我的初中生活还是基本正常的，当然了，如果“文革”早结束几年，我的初中生活也许会更加丰富多彩。
自牧，原名邓基平，一九五六年八月生于山东周村。一九七五年参加工作至山东省委办公厅，一九九一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作家班。二○○二年晋升为国家一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