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初中学习是一九七六年，也是中国多灾多难、动荡不安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紧接着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二十多万人在刹那间被夺去了生命。当人们还处在恐慌之中时，毛泽东也离开了人世。随后，“四人帮”被打倒。
“四人帮”的倒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文革”遗风尚存，大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换成了常香玉的河南豫剧：“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我们赶上了大字报热潮的末班车，老师从学校里领来了笔墨纸张，发给学生，写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对于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来说，怎么了解那四个经常在电影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中威风凛凛的中央领导的罪行呢，我们只好从报纸上抄录一些一知半解的批判文章交差。不上课写大字报，在平时没有这样的机会，同学们异常兴奋，一个个龙飞凤舞，过足了瘾。班长拿着这些写得歪七扭八的大字报，带领同学们贴得到处都是。
因为唐山地震的影响，全国陷入恐慌之中，不时传出哪天有地震的小道消息，家家户户在院子里搭建起防震棚。我家把一张大木床抬到院子中央，在四条床腿上绑上木棍，撑起一个棚子，在上面搭块塑料布，一个简易防震棚就这样建成了。一家人挤到里面睡觉，倒是感到新鲜、有趣。一个下雨天，哥哥的同伴聚在我家打扑克，我则坐在门口看小说，为了防震，把一个酒瓶头朝下、底朝上放在桌子上，只要有震感，瓶子就会倒下。打扑克的吵闹声也没影响我读书，他们正在争执中，瓶子“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地震啦！地震啦！”人们大喊着向天井里跑。当惊慌失措地站在雨里时，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来的。大家似乎都没感到天在下雨。过了一会儿，也没见房屋晃动，这才突然醒悟：“是谁碰倒了瓶子？”
学校不敢在教室上课，于是，各班级由班主任带领，分散到没有房屋的树林中上课，换了环境，同学们都很新奇，学习并没有落下。冬天到了，家家都挖了半地下的防震棚，在院子里挖一米多深，就像新疆的地窨子，便于保暖。我们也不能在室外上课了，学生们又被圈回教室，老老实实地读书学习。
我在小学期间养成了读小说的习惯，到了初中更是胃口大开。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只用几天的课余时间就可读完。周日更是雷打不动的读书时间，一天下来，常常是读得头晕眼花，天昏地暗，沉浸在书中，半天也不能回到现实。我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在上游，有时上数学课感到内容简单，就开始走神，被课间读的小说情节所吸引，就悄悄地拿出小说，放在抽屉里偷偷地读。因为实在太投入，就连老师走到跟前了也没发觉，当然，小说被没收了。整个初中期间，我到处借书，先后读了《青春之歌》《红楼梦》《创业史》《播火记》等数十部长篇小说，还偷偷地读了当时被称作黄色小说的《苦菜花》，那是一个“左”得令人哭笑不得的年代，连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被称作黄色歌曲，但同学们都悄悄地学会了，经常聚在一起合唱。后来，学校破天荒地购进了一批图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对我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再不用为了借书四处求人了。
初中只有两个班，两位班主任争强好胜，暗自较劲，同学们也受到影响，每次考试都要比一番，如果我们一班胜过二班，全班振奋；如果成绩低于二班，都感到脸上无光。为了鼓励学习，老师出招，每次考试奖励第一名一个练习本，我得到的本子最多。班主任是语文教师，一次，他说，下周的语文考试，谁考一百分，就奖励一个黄书包。当时，同学们大都是用的黑布书包，拥有黄书包就像现在开上了宝马车一样让人羡慕。于是，大家都拼命地复习，星期天我也没有读小说，一心一意地要把黄书包拿到手，结果考试成绩出来，我和几位同学都得了九十九分，全班没有一个一百分。直到多年之后，才明白过来，当时的黄书包只是一个诱饵，在语文试卷上减掉一分实在是太容易了。
初中生活即将结束时，同学们进入了紧张的复习阶段，参加中考对每位同学都非常重要，学校抓得紧，同学们也十分自觉，天不亮，就自动去学校复习。一次，天蒙蒙亮，已经在教室里学习半天的同学们走出教室休息，准备新一天的课程，刚走出教室，就见一位同学屁股上搭着一样东西，一走一呼扇。有同学上前一把给扯了下来，原来是他把内裤挂在了腰带上，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初中时写作文，喜欢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些词汇，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些词汇的含义。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同学们各奔东西，老师们也进入了耄耋之年。很少有机会聚在一起。每当与老同学和老师见面，聊起初中生活，恍惚间重新回到了美好、充满欢乐的少年时代，整个身心都感到年轻了。
阿滢，原名郭伟，曾用笔名秋声。男，一九六四年九月生，山东省新泰市人，九三学社社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十大青年藏书家之一，专栏作家，《新泰文史》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