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八日晚上，我邀请在上海的一些专家学者聚餐，理由是请大家对我们《领导者》杂志和共识网提建议和意见。
温州瑞安驻沪商会盛情邀请我到他们的会所来举办这次活动，恭敬不如从命了。
原以为这个地方不是个大酒店，学者们不好找，会影响一些学者的参加，没想到，大家都准时到了。
刘吉院长是从重庆回到上海，下午刚下飞机，赶来了。
华东师大的萧功秦教授一如既往，是骑着摩托车来的，我笑他：会不会有人以为你是送快递的？他笑道，还真的有人以为我是送机票的。像萧先生这样的学者骑着摩托车到处讲学，也是一道风景呢。当然，我也见过******先生骑着自行车到五星级酒店去参加会议。
上海财经学院的裴毅然教授美髯飘飘而来，其实他才刚过五十五岁，曾经在大兴安岭落户过许多年，走到今天这样的学术造诣，当属不易，难得的是，在学术研究之余，他还写小说。
严搏非先生是上海著名的季风书店的老板，他对于图书的了解真的让我叹为观止。
朱小平先生是位奇才，他居然写过厚厚一本数学书，同时写有经济学的图书，还研究历史，说起党史来，我是自叹不如。
相比起小平先生的咄咄逼人，复旦的张汝伦教授温文尔雅，他听的时间比说的时间多，总是在汲取别人的好东西，真是“狡猾”啊，不过，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一个学生评价说，他认为张教授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真的很高的评价。
还有一位美女任晓雯，我在微博上认识的，她打破了我的美女没思想的观念，当初我在网上看到这个小姑娘讲起理论问题头头是道，寄了一本《领导者》给她，以为她会看不下去，没想到她还真的看进去了。
要说对不起的是赵何娟，本来说好了带她玩的，没想到来的人多，这个会所的桌子小，实在坐不下了，包括何娟在内的几位媒体人只好被舍弃了，我赔罪。
本来，瑞安商会的人告诉我，从瑞安专门还运了些特产过来，没想到，大家对吃什么根本没有兴趣，上来就开始激烈的讨论。例如说“三个代表”理论的产生和作用，这一点，刘吉先生最有发言权，他是当事人。例如说党的历史和党内斗争的话题，朱小平先生很清楚，他的父亲就是建国初期的上海市委常委，小平和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本人又博闻强识。说当前社会的左右之争论以及如何看待毛泽东，萧功秦教授和张汝伦教授都是权威人物。说目前图书市场以及内地与港台出版界的比较，严搏非又是行家里手。说中共历史上的许多人物，说当前社会的各种思潮，裴毅然教授非常透彻。
饭桌上吵得一塌糊涂，常常是这个人没说完，那个人打断他；常常是分成几摊说，不知谁听谁的，后来我说，我来当主持人吧，都听我的！我让谁说，谁再说，不过，希望简短。朱小平首先挑战主持人，说：我的话，短了说不清楚。
大家大笑！
内容太多，我又不可能都说，毕竟是个内部研讨，所以，只讲氛围，不说实质，这也是我们能够享受的特权吧！
总之，一次精神大餐。
附 聚会·思想·政改——记沪上一次学人聚会
裴毅然
二〇一〇年八月八日，北京《领导者》杂志兼共识网社长周志兴来沪，邀请几位沪上学人小聚。承蒙浙江瑞安上海商会会长吴敏先生邀请，假座商会会所——徐汇区名都城别墅五十四号。出席者除主人商会会长吴敏先生及周志兴先生，客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先生、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上海师大史学教授萧功秦、经济学家朱小平、上海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中国作协会员任晓雯小姐，以及记者王孔瑞、商会工作处主任李玉迪，以及本人（上海财大文学教授）。不过一桌人，话匣一开，派别林立，侧耳一听，全是最真实的“世声”，还真难得听到呢。聚餐会成了争吵会、辩论会。周志兴先生当晚撰文博客：思想者的盛宴；谓之“吵得一塌糊涂”。
刘吉先生刚从重庆飞至，基本是主讲人，接近中枢，信息多多，但他最热忱宣讲的还是全力参谋的“三个代表”，他详细解释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的内涵，指出“三个代表”如何具体凝聚了江总书记“专家治国”的思路。通过他的介绍，我们这些中青年学人自是进一步理解了中央的难处，知晓政改必须面对的种种现实掣肘。
朱小平先生出身红门，真正的“红二代”，父亲乃三八式，中共进城后首届上海市委常委，家里曾有象征级别的“红机子”。他介绍了当前“红色文化”再起风云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十年改革既取得重大成果但政改滞后，意识形态一仍其旧，许多社会矛盾无法化解且日益突显，从而造成社会底层许多人近乎本能地运用红色文化语汇进行宣泄，他们对许多社会现象强烈不满，同时他们又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其他文化形态。另一方面，一些人文知识分子属于雷蒙·阿隆所说的“左派”，用红色语汇诠释社会矛盾是他们进入更高权力阶层的敲门砖。此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几年来，一些老一代高干由于个人原因对当前社会矛盾提出政治诉求，也本能地再次高调呼喊红色口号。与此同时，一大批所谓的“干部子弟”深受父辈影响，纷纷加入这一大合唱，推波助澜。二〇〇六年，一位曾位居相当高层的老一代领导人最后一次生日聚会，贺客来了三百余人，大多是声名在外的“红二代”，最后一个节目高唱《东方红》，全体起立山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都说小平也是“红二代”，他摆摆手：“‘红二代’是有级别的，五级以上，我父亲才八级，本人进不去！”小平最后总结自己的发言：“看来真是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针对“国情特殊论”与“农民参政能力”，严搏非先生发表见解：“要全体农民了解历史信息与国家大事，不太现实，亦无必要；他们只要通过选举捍卫自己一村一镇的利益就可以了。”对呵，先在基层农民那里推行维权式民主，然后由村主任上镇里进行维护村落利益的选举，镇里再上县里维权选举，如此这般逐级维权，由一县而到一市，一市进至一省，一省最后至中央，不也可以“农村包围城市”、“由地方至中央”，搞成渐进式民主？民主的价值根基不就落实于维权么？逻辑正确，关系很顺呵！难道农民一日未知识化文凭化，民主就“囿于国情”无法开展么？至少，民主可以先搞起来，逐步完善。民主确实是个高档货，需要相当的社会成分整体配合，需要一个通过实践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如要求一上来就完美化，事实就等于取消民主。
我们几位中年学人发言很少。张汝伦教授几无“长篇发言”，萧功秦教授评了几句，本人也只是向刘吉先生提了几个稍涉敏感的问题。但感觉得到，几位学人对时局对改革的思路相对一致，大体认同刘吉先生的“旧瓶装新酒论”，走“告别革命”的路子，希望能够在“集中”之下完成社会转型，走向民主。讨论中甚至细化到如何具体操作民主。本人发言不多，但感到这一代人文知识分子较之“五四”确实有了长足进步，意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宁慢勿躁，已非直取中军式的重起炉灶。席间当然少不了风波骤起，时有争论，这当然十分正常。如果一桌人所思所想都那么齐崭崭，只能是“文革景象”。
值得注意的倒是几位非学界人士的政论。浙江瑞安驻沪商会会长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少壮派，仪容整齐，红光焕发，一看就是成功商士。席间，他唯一一次发言是评毛：“我认为，毛泽东首先是个伟人，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后来的邓小平，当然也就没有我今天的从商机会与事业。”
坐在我身边的一位中年记者，一直闷不出声，他对我悄悄发议论：他们都不行！我问他：“那么你看该怎么办？学西方吗？”“不用！”“那么，学谁？”“可以学老祖宗呵！我们有老祖宗呵！”我还是不明白，追着问：“怎么学？”他答曰：“老早不是有皇帝么？现在既然谁都不服谁，为什么不学学老祖宗呢？”呵！真没想到，身边端坐着一位“帝制派”！这位“七〇后”（估摸他出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怎么会有这种“意识形态”？看来，不得不找找“子错父责”呵！
聚会散后，走出别墅，胸内翻腾，深感民间思想之杂乱，形成共识之艰难。结合平时听得的各种“世声”，实事求是地说，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处于十分混乱混沌状态，历史车轮从相当意义上重回“第二个五四”。只是这次意识形态重建过程甚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红色思潮全面退落以后，“王纲解纽”，中央虽然努力再三，但至今尚未形成朝野认同的意识形态。而社会共识度低，矛盾冲突点自然就多，维稳的难度就大。意识形态认同，即社会成员价值观趋同，乃是最大的维稳工程。公安维稳，尽管必不可少，究竟类乎扬汤止沸，治标而已。当然，囿于历史积重，意识形态不得不带着“历史”一起走，无法径走直线，只能“政治地”走曲线。由此看来，周志兴先生为自己的平台取名“共识网”，含意深远呵！就当今国情，确实需要尽可能地形成共识，有共识才有共力呵！
国家是全体国人的，从理论上来说，每位公民都有言政权、参与权，而最后的决定与选用，又只能是唯一的。从现实国情看来，如何既让大家讲话，又保持理性进行与社会稳定，确实是一项考量当代国人集体智慧的大课题。当然，首当其冲考量的是最高领导层，既要走又要稳，既要自由又要和谐，弹好政改这首乐曲，难度与价值同在呵！不过，根据中外前人经验，解决与平衡社会成员之间的分歧，大概只有走“多数政治”之路，即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理念，更是社会最大的维稳器，让争端合理合法地公开进行，而非暗中憋着使劲，最后暴力解决。此外，民主还是效率，不仅可相对迅速地纠错制贪，还可收集各方智慧，使全社会拥有更多的选择项目。一花独放与百花齐放，谁的芬芳更浓烈呢？新闻自由的身后是“社会守夜神”（新闻工作者成为社会的第一敏感器），言论自由的身后则是“智慧博弈”呵！
二〇一〇年八月至十月十一日于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