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产作家的摩罗，前些年写下了大量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制度的文章，最近又摇身一变，推翻旧有立场，抛出《中国站起来》这部“中国不高兴”式的著作。这些让他曝得大名的作品，都有一种极端化的倾向，情绪偏激，逻辑混乱，缺乏学者应有的温和与理性。反倒是他那些不太被关注的文学分析方面的文章，从专业角度进入，思路清晰，求实严谨，剖析作家其人其作不无深刻之语，见解亦多有可圈可点之处。
东方出版社二〇一〇年八月出版的《孤独的巴金：如何分析作家》就是这样一部文学分析的集子。这些文章陆续作于十几年里摩罗慷慨激昂呐喊的间隙，涉及人物有鲁迅、巴金、汪曾祺，以及当代的苏童、刘震云等。集子的主题比较单纯，基本局限于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内，少见摩罗本人对知识分子的过度贬抑，亦看不见《中国站起来》式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评价人物基本可以做到持平而论，这对以“耻辱者”或“国家主义者”出现在公共视野的摩罗来说是难得一见的。
当然，虽然难得，其中亦不无摩罗本人的情感因素。至少在这些作家的选择上，摩罗有自己的一套逻辑。首先是鲁迅。和大多数人一样，摩罗偏爱鲁迅，因为鲁迅一向以反压迫和硬骨头的形象出现，这是过去的摩罗心向往之的精神姿态。其次是巴金。摩罗认为巴金一生自抑自辱，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协调，想必摩罗对此亦深有体会。然后是废名，摩罗着重于废名不为趋时而写作的一面，虽然其命运多有挫败，却是为文学而坚守的典型作家。最后是萧红、刘震云。摩罗从这些人的作品中看到了他们对芸芸众生的痛苦和耻辱的刻画，以及流露出的真正作家应有的悲悯情怀。摩罗在这些人身上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他选择他们进行“理解”。
不过，理解作家是一件相当主观的事情。就文本诠释而言，每个研究者都可能从不同角度得出南辕北辙的见解；就作品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言，也考验研究者的功力。摩罗在这方面却做得相当不错，他往往能透过作品的表面，摒弃已有的研究定论，抓住为人忽视的暗线，层层剥开，直达作家思想的核心之处。比如他通过研读萧红的《生死场》，破除了一般认为这是一部抗战小说的见解，指出这是一部描写中国最底层民众生活苦难的小说。他从萧红对民国时期东北农村的生老病死的展示中，看到了萧红心中那无法化解、无从皈依的悲情和痛苦。再如他说巴金。他认为，巴金一直在拒绝世人用作家的形象为他定位，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改天换地的巨人，做一个以正义原则重整地球秩序的英雄，可是却偏偏成了一个文字匠，世人对他的恭维也正集中于这个身份。他得出结论，巴金的内心只有无奈、苍凉和孤独。
摩罗就是用类似这种方式来理解作家的。可以说，若无细腻、敏感的性格，以及和这些作家相似的心灵体验，他不可能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体会他们的所想所感及价值关怀，进而获得这种精确的同情之理解。这也和摩罗本人的出身和经历不无相关。他身世坎坷，做乡村教师多年，三十多岁来上海读研究生，却仍然没有摆脱疾病和贫困的折磨。他对于农村贫穷、荒芜的状态，下层百姓凛冽、冷酷的内心，生命的脆弱和人事的无常有着颇深的体察。因此在接触到萧红相关的作品时，会马上产生一种与别人迥异的观感。摩罗本人以写评论文章成名，理想却是做一个小说家；他身在学院之中，却不满足做一个纯粹的学者，对那些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文化应该如何，中国人应该如何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十分感兴趣。处于两者之间，却在两方面都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他更能透过巴金看似平淡的作品，有所感悟，洞察出巴金和自己相似的内心彷徨和孤独。
所以，摩罗理解作家、剖析作家的努力，实际上也是他理解自己、剖析的过程。他在《如何理解作家》这本书上得出许多概括性的观点和结论，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他在双重理解之后得出的自我告诫和座右铭。如分析作家与知识的关系，他认为，知识对作家必不可少，决定一个作家发展的，不是知识储备，而是是否具备悲悯人类和吟咏生命的立场，以及理解世界和体验人生的深度。对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他认为，作家可以参与时代的潮流，也可以是时代的旁观者，但不能过于贴近时代，而牺牲了文学性。又如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作为权力而存在的政治只能是对立的，文学是抵御权力的无限侵害，抚慰每一个受伤灵魂的最好武器。再如文学和弱者的关系，他认为，当一个人受到社会、国家、集体主义挤压和剥夺的时候，是绝对的弱者。为弱者和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甚至拍案而起，是作家的光荣。总体来讲，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到一个在文学观上理智的摩罗，一个有风骨的摩罗，一个人道主义的摩罗，一个颇具自由风范的摩罗。参照当下的中国的语境，这样的摩罗，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急需的。
可惜，今天的摩罗已经去《如何理解作家》中的摩罗远矣！在空洞而浅薄的《中国站起来》中，他基本抛下那些他过去认为作家该秉承的良心和立场，惯有的主题如弱者、正义、自由、个人权利等不复存在，有的只是盲目反对西方的嘶叫和呐喊，以及打了鸡血式的民族主义冲动。听一位编辑朋友讲，在未来的几年里，摩罗还会出版更多的“站起来”式的书。如此看来，类似《孤独的巴金》这样的旧作必然成为摩罗的绝响，作为一个读者来说，除了一叹，也不能说什么了。
当历史可以被观看……在摄影术诞生以前，人们主要是通过文字的记述去了解历史，最多还可以通过雕塑、建筑、绘画包括出土的实物等等去触摸和感知过去。摄影术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此，历史由被回忆、被叙述，变成了可以被观看的。某些历史的场景，因为有了照片的纪录，变得更直观，也更确定了。摄影术对历史叙述的这种划时代的改变，恐怕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那个叫达盖尔的法国人不慎打碎了一支温度计、意外发明银版显影时也没有想到的吧。
与文字的叙述不同，照片所定格的历史，是直观而全息的。说它是直观的，这不难理解，说它“全息”，是借用了“全息论”的说法，即“机体的每一个局部都是整体的缩影，贮存着整个物像的全部信息”，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所做的一种类比。有时候一幅照片就像是社会机体的一个切片，所承载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里有一张拍摄于二十世纪初的照片，是烟台一祖孙三代的合影。照片在拍摄的时候，明显地经过了导演与摆布，人物面前的案几上左右两边分别放着代表新式生活的煤油灯和闹钟，中间则摆着水烟袋、紫砂壶和一对青花小碗，想来主人家中但凡有点时髦或有些“品位”的什物想必都摆到了面前的桌子上。在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再来看这张照片，我们分明要感谢那位精心的“摆布者”了，正是由于他的导演与摆布，让今天的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个世纪以前烟台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应《老照片》之邀解读这张照片的社会民俗专家，则从放置在桌子上的那盏新式的煤油灯，进而联想到美孚石油公司为倾销自己的产品在当时所采取的种种举措，从中读到了更多的东西……有时照片里毫不起眼的一什一物，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发展、中外交往和社会变迁的有力佐证。
如果说，上面这张照片是由于刻意的布置，才保留了诸多的社会信息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幅照片，却完全是不自觉地、于不经意间留住了丰富的信息。这是一幅一九六二年河北蔚县白乐公社全体干部的合影。以笔者粗略的观察，这张普通的合影，至少留住了以下的信息：
一、那时的政府机构十分精简，全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只有十三名干部；
二、他们身后的办公场所简陋得很，老旧的房屋几近破败，连窗格上贴得也是旧式的窗纸；
三、院子里种着蔬菜，可见工作之余，干部们那时还要开荒种地，以贴补生计；
四、国家还没有完全从困难时期走出来，照片上的人普遍较瘦，且面有菜色；
五、那时的基层干部年龄都差不多，除一人年龄较大一些外，大都在二三十岁之间；
六、从身后的标语看，虽然处在困难时期，经济凋敝，但税收似乎并未放松；
七、留分头、穿中山服是那时的时尚；
八、从照片的题款可知，当时很流行使用简化字，可见大陆这边一再简化汉字，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的……
之所以把大家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照片，向《老照片》提供照片的作者并没有说明，不过揣其缘由，不外是其中有人可能要调离，临走前拍一张合影，以为纪念，也可能碰巧照相馆的师傅走村串乡拍照时被临时招呼过来，拍下了这张合影，完全是一种很随机的行为。拍摄者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没想那么多，看看人站齐了，表情端正了，便随手完成了又一次职业性的动作。然而随着相机快门的定格，一九六〇年代中国北方农村基层政权署所与官员的状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到习俗的诸多信息，却不动声色地留在了底片上。
再看这张照片：一九五六年一月，上海召开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聆听有关领导宣讲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政策。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与会者们的穿着依然留有“旧时代”的痕迹，不失雍容与华贵，而她们的脸上却分明流露着对“新时代”的茫然与忐忑。照片正是通过她们被剥夺前夜的衣着和表情以及弥漫于会场上的氛围这些信息，定格了上海这座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经济制度转换之际之种种。而今，面对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我们不仅得以重回公私合营的历史的现场，似乎还窥见了当事者的内心世界。经过了摄影的定格，当事者复杂而隐秘的内心感受，仿佛都变成了可以观看的。
需要说明的，这是一幅新华社当年公开发行的新闻照片，摄影者有意抓取了与会家属们鼓掌的瞬间，意在表现她们对公私合营的拥护，恐怕这也是照片能够通过审查最终发布出来的原因吧。而镜头的选择终究是有限的，它在抓取人们鼓掌的同时，也只能如实记录下现场与掌声相伴的一切，于是便有了这五味杂陈的定格。
摄影术诞生以前，形象记录社会生活场景的功能多由绘画来承当，但再怎么写实的绘画，也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如实地还原眼前的景象。诚然，摄影者对于所拍摄的对象、对于拍什么和不拍什么，也会有所取舍，而快门一旦按下，取景框里的一切，便巨细无遗地被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每一张照片都具有了某种特定的“全息”性，观看者则根据自己的偏好看其所看，从中获得自以为有趣的信息。观看者对于照片信息的关注与选择，往往与拍摄者的主观愿望大异其趣，有时候摄影者作为画面的主体呈现给人的，观者却熟视无睹，反而是画面里那些毫不起眼的什物触动了他的神经，引发了他的思绪，从而对某件史实、某个人物或某种社会现象产生了新的认识。
摄影家李振盛先生拍摄过一组反映“四清”运动的照片，记录了一九六五年黑龙江阿城县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场景。李振盛先生当时是《黑龙江日报》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他是带着宣传“四清”运动大好形势的使命去进行这次采访的。事过四十多年之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所定格的信息却别有意味。其中一张照片里，两个富农分子低着头、弓着腰站在台上接受批斗，他们身上穿着油光可鉴的破棉衣，看上去与叫花子已没什么两样，却还要被推到人前遭受这样的羞辱，实在让人觉得可怜。后人在观看这张照片时，对被批斗的人心存怜悯，与他们身上的破棉衣是分不开的。这身破衣烂裳对于希望这张照片所能诉诸于读者的感情，比如激发对于富农分子的义愤与仇视等等，几乎具有某种颠覆性。而被批斗者身上已露出棉絮的破棉裤和破棉袄，又是摄影者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很难避开的。这些细节或者信息，虽与照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乃至相悖，但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也不可避免地定格在了画面里，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另一种观看的可能。
这种“全息”的定格，虽非摄影者的初衷，却恰恰是照片的魅力所在。巴特曾说“摄影是魔术而非艺术”，大概正是指摄影所经常显现的这种出人意外、不被驾驭的特性吧。
说到照片细节的颠覆性，不能不提到二〇〇八年的“天价香烟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参加某次会议的照片被人发到了网上。这实在是一张再寻常不过的工作照片，人们对它感兴趣，是因为在这位周局长桌前一个毫不起眼的地方放了一盒价值一百多元的“九五至尊”香烟。接下来的发展极具戏剧性，从照片上的这个与主题并不相干的细节顺藤摸瓜，竟牵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贪官——周久耕最终以受贿一百多万获刑十一年……
由此说来，照片的细节不仅能颠覆拍摄者所期待的价值取向，居然还能颠覆现实生活里的贪官污吏，可谓功莫大焉！我以为，周久耕的意外落马，是大可在摄影史上重重地写上一笔的，并且摄影在当今中国的这等奇妙，更是那个发明了摄影术的法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