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母三迁”几乎家喻户晓，知道“孟母断织”的可能少一些，还有一则孟母教训成年孟子的故事，知晓的人就更少了。这后一则故事出自西汉初的《韩诗外传》。之所以知晓者甚少，想必是历来的崇圣者以为，孟子到了成年还要受母亲的教训，这于“亚圣”的形象不大相宜，于是避而讳之。而如今热衷于宣扬“孟母三迁”的人士，或许不仅是觉得后者“教育意义”不够，而且还牵涉到孟子“离婚”未遂的事件，因此也都三缄其口。
先将这故事原文录之如下——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孟子的妻子独自在屋里，踞坐着。孟子推开房门看到后，（马上回头气呼呼地）去对母亲说：“妇人无礼，请把她休了。”孟母问：“为什么要这样？”孟子说：“她居然踞坐着。”（言下之意是：如此放肆无礼地踞坐在地上，太不守妇道了。）孟母又问：“你怎么知道？”孟子说：“我刚才亲眼看到的。”孟母（正色地）说：“是你无礼，不是媳妇无礼。《礼》书上不是说吗：将要进大门，要问谁在家；将要踏上前堂，要发出声响（好让人知道自己进来了）；将要走进房门，目光得往下，别打量人家没准备妥帖的样子（以免让人尴尬）。今天你到（你和媳妇俩的）私密居处，进门没一点声响（像做贼似的），让她踞坐着蓦然面对你（当时她会多么窘迫惊惶呵），这分明是你无礼，不是媳妇无礼。”于是孟子（向母亲认错）责备自己，不敢再提休掉妻子的事。
以上是释文，括号内的字句是笔者度意而加。原文中有一个动词“踞”，是这故事的关键所在，须特别加以说明。
在尚未有凳椅这类生活用品之前，中国古人的“坐”，一般是席地而坐，正式的坐姿是这样：两膝及小腿着地，臀部坐在脚跟上——臀部若离开脚跟，就是跪姿，因此这种“坐”或可称为“跪坐”。（笔者按：这样“坐”久的话，不难想像小腿和脚所承受的压力，坐惯椅子、沙发的今人假如像古人那样“坐”，想必会受不了，但古人“坐”成习惯，小腿可能锻炼得很有承受力了。在东亚仍保持着古风“坐”姿的地方，那里有些人小腿也粗壮发达，俗称“萝卜腿”，可能就是这样“坐”出来的。）古人在有他人在的场合，都须这样中规中矩地“坐”。倘若臀部着地，两腿岔开前伸，或者两腿岔开而弯曲、两脚着地，则称之为“踞”，又称“箕”或“箕踞”——以其形状像簸箕。“踞”显然是一种散漫不拘的坐姿，古时在他人面前“踞”，会被视为不敬、不雅，是失礼的表现，《礼记》中就有“坐毋箕”的规诫。《论语》里记有一个例子，孔子有一次去老友原壤家，原壤见孔子来了，不起身相迎，还是“夷俟”着——“夷”为“箕踞”，“俟”是等待。孔子见原壤这副无礼的样子，气得一边骂他：“老而不死，是为贼（害人精）！”一边用拐杖敲打他的小腿。
可见，在席地而坐的古代，凡有他人在的场合，一般都须正式地“坐”，人前而“踞”是失礼的行为。但在个人独处时，或跪坐，或箕踞，或倚卧，甚至练头倒立，是允许各随所便，而不存在“失礼”问题的——因为“礼”（礼仪）乃是人际交往中的行为规范。孟子自己独处，难道始终都正襟危“坐”，从不伸开腿“踞”一下，或取别的放松姿态？即便他真能这样（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该以此苛求他人。孟子的妻子当时可能刚做完家务活，或穿梭织布忙了好一会儿，婆婆看她累了，让她回屋休息一下……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她一个人在自己的屋内，舒展一下腿脚，自我放松一会儿，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孟子悄无声息进屋，看到妻子独自踞坐，他既没有温存问一声“老婆，你累了吧”，或者幽默一句“先生回来了，你还傻坐着想心思呢”，孟子没有这种温存和幽默，他眼里只有妻子的“无礼”；而且二话没说，仅以这一条理由，就想把妻子休了。从孟子对这件事的过激态度，似乎可以看出他偏执而有点极端的一面。事实上，《孟子》一书就有所反映，比如动辄上纲上线，斥骂对立学派（扬、墨）是“禽兽”什么的，缺少点平心静气有话好好说的理性和从容。
所幸的是，孟子的妻子有个好婆婆，一位通达事理的婆婆。孟母曾为寒士之妇，丧夫后为养育孟轲而含辛茹苦，她深知持家的艰辛；当她独自劳作而疲惫时，也会踞坐一会儿，稍事休憩，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她当然能体谅儿媳的“踞”，不过她并没有以此来为儿媳辩护。她也没有以“七出”中没有“妇独居而踞，出”这一条，来质疑儿子休妻的说词。孟轲既然拿媳妇“无礼”说事，孟母也就用“礼”来回应、辩驳，举出《礼》书上怎么怎么说，结果反而使孟轲自己陷于“无礼”的境地；孟母这番理正词峻的教训，令孟轲自感“礼”亏，不得不打消休妻的念头。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知书达理的母亲，一位体恤仁厚的婆婆。倘若孟母是一个偏袒儿子、挑剔儿媳的婆婆，无辜的孟妻被逐出家门想必是难免的。
“孟母三迁”，为了儿子择邻而居，无可厚非；“孟母断织”，教子向学，既严又慈，有一定的教益。然而，在笔者看来，最为可贵的是这个故事里的孟母，她以通达和善意，保护了作为弱者的儿媳；以她的理智和严词，使有偏执之念的儿子得到教诫。所以，对这位教育成年孟子的孟母，笔者更喜欢，也更敬佩——从这位孟母身上，使我们感到更有人情味，有一种明达的理性。
可是，这样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孟母，如今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感觉的异常敏锐和丰富，使她的大脑处在一种超负荷的状态，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
通过闪回，我们还知道。她小时候的情况还要糟糕，到四岁还不会说话，对母亲的呼唤置若罔闻。一九五一年坦普被诊断为自闭症。在那个时候，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尚浅，甚至把病因归咎于母亲的冷漠和教养不当。医生建议把坦普送进精神病院，坦普母亲不信这个邪，费劲全力诱导她开口说话，并坚持一定要让她上普通的学校。
对这个我行我素，既难以理解别人，也更难以被别人理解的学生而言，学校的日子非常艰难，欺侮和歧视是家常便饭。不幸中万幸的是，坦普遇到了几个富有爱心而又极具前瞻性的老师。尤其是卡洛克博士，看出她的“缺点”恰恰有可能是她的长处，便处处诱导扬长避短，最终让她走上热爱科学的道路。坦普对其他人觉得困惑，别人对她的任何触碰都会让她痛苦。但是动物却使她安心。超常的听觉能让她辨别不同牛叫的区别，也让她醉心思索这其中的意义。在姨妈的农场里，她看到一种器械，把奶牛从两边夹住，可以起到抚慰奶牛情绪的作用。在一次焦虑的爆发中，坦普有意无意地冲进了奶牛中，把自己的身体伸进了“奶牛抚慰器”，发现自己立刻放松了下来。
坦普进了大学，环境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最后，她动手替自己做了一个类似奶牛抚慰器的挤压机，每当焦虑不安的时候，就把身子伸进去挤压一番，以此度过难关。就靠着这个挤压机，她完成了大学学业。直到今天，她还在使用这个机器，并为之申请了专利，使之成为自闭症患者和其他需要缓解压力的人的辅助治疗工具。
坦普对动物非同寻常的理解和认同使她获得了非常独到的发现，也使她走上一条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路。她从安慰动物的方式中寻找自我安慰的手段，再从自我的心理需求出发，去感悟动物的行为模式。对动物的关爱，成为她在人类那里没有得到的情感的补偿。最终，坦普成为世界著名的动物学家。她处处为家畜考虑的人性化设计，为美国超过半数的家畜圈养场所采用。
坦普对门有天生的恐惧，确实，人生的一扇扇门向她关闭，可是，她最终走过的门，是绝大多数常人一生也难以穿越的。
亲爱的玛丽，我得告诉你些事情，解释我为什么不写信给你。每次收到你的信，我总感到很焦虑。前不久，我去精神病救助中心，他们诊断出我患了新的阿斯柏格综合征。那是一种神经不稳定性疾病，我宁愿简称为：阿斯皮。
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动画片《玛丽与麦克斯》中，玛丽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她妈妈是个酒鬼，爸爸沉迷于鸟儿标本。孤独的玛丽没有朋友，某一天凭着电话黄页上的一个地址，心血来潮给美国纽约的陌生人麦克斯写信，向他询问孩子是从哪里来的。麦克斯已经四十四岁了，是一个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从此两个孤独的灵魂开始了一段延续十八年的笔友关系，在一封封天真而怪诞的信中，流淌的是对温情、交流、理解的渴望。
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s Syndrome，简称AS）是广泛性发育障碍（PDD）中的一种综合征，有某些特征类似孤独症，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和行为方式，因而也被归入更广泛的孤独症谱系（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简称ASD）。与孤独症不同的是，AS者并无明显的语言和认知能力损害，智力正常，甚至有少数AS者具有某些方面的超常禀赋。正因为如此，AS往往不容易在患者身上发现，常人多以孤僻怪诞、自我中心或难以沟通的性格问题视之。
AS是维也纳医生汉斯·阿斯伯格（Hans Asperger）在一九四四年首先发现的，他将之表述为“孤独症样精神病质（autistic psychopathy）”，认为具有这种特质的儿童“缺乏与他人共享情感的能力，难以发展友谊，执著于单向性的谈话，沉迷于单一的兴趣，动作笨拙”。他把AS儿童称为“小教授”，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可以没完没了地谈下去，而且通晓大量技术性的细节。
在二〇〇九年的另一部以AS为主题的电影《亚当》（Adam）中，主人公亚当就是这样一个“小教授”。他是一个玩具公司的电子工程师，可是在设计玩具的时候，总是自作主张，一意孤行，不计成本，追求完美，最后被老板开除了事。亚当帅气而羞怯，平时沉默寡言，沉静在自己的天地里。可是在那些令他紧张害怕的社交场合，一旦别人触及到了他热爱的话题，比如天文，他就会从宇宙大爆炸的状态一直讲到望远镜的口径，完全刹不住车，讲到只剩下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别人为什么逃走。
我把这种病的特征说给你听吧：第一，我发现世界混乱而令人困惑，因为我的思维严谨而又讲究逻辑。第二，我很难理解别人脸上的表情。我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本本，上面有好多表情和它们的意义，一有疑惑我就向那个本本寻找答案，可我还是不能和某些人沟通。艾薇的面部表情尤其难理解，因为她的眉毛是假的，脸上还有皱纹。第三，我字写得不好，敏感，笨拙……还会非常焦虑。第四，我喜欢玩魔方，艾薇说这是好事。最后第五点，我表达情感有问题。
麦克斯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都市纽约。对一个AS者来说，可能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事了，因为大都市有着绵绵不尽的人流，纷纭的事件，还会发出隆隆的巨响。与孤独症者相似，AS者的感觉功能异乎寻常，他们往往在听觉和视觉上非常敏锐，能够在纷乱的图案中识别常人忽略的特征，或是捕捉到别人听而不闻的声响。在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科幻小说《模式识别》中，就描写了一个具有AS特征的女主人公，她能够对某种广告符号产生近似过敏的反应。跨国公司利用她的这种超级能力，测试各种广告的市场价值。但是对AS者来说，这种敏感却往往是灾难，因为过多的信息会使他们感觉超载，不堪重负，反而让他们的思维短路，进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呈现出麻木迟钝的状态。
AS者看上去有正常的语言，但是仔细观察，他们对语言的掌握运用还是与常人有区别。他们更多地拘泥于字面的意义，对字词有单纯的、直线性的理解，喜欢咬文嚼字，富有学究气息，对话语的弦外之音和微言大义难以掌握，对别人的讽刺挖苦无动于衷。在非语言的交流领域，问题就更多了。他们难以领会别人的身体语言、手势、表情、姿态的意义，尤其明显的是缺乏目光的对视。这使得他们常常在人际交往中陷入困境，遭遇挫折。
电影《亚当》把AS称为高功能的孤独症，这是一种有争议的说法。在美国《心理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的第4版中，AS与孤独症分别列为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一个亚型。一个通俗的说法是：孤独症的人总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而AS者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别人的世界中。但是孤独症中的高功能者与AS的分别就更加微妙了。中山大学广州附属医院的邹小兵教授等人对高功能孤独症（HFA）和AS进行了对照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的HFA和AS儿童都存在执行功能的缺陷，表现为难以进行计划活动、组织能力差、冲动、坚持不变、难以适应转变、自我调整困难、不能抑制无关信息干扰等。而AS组完成任务的成绩又明显优于HFA组。邹小兵教授认为，如果孩子早期语言能力正常，诊断通常归类于AS，而早期语言发展迟缓，尽管后期表现像AS，也诊断为HFA。运动笨拙可以作为诊断AS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运动笨拙并不能排除AS的诊断。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认为坦普是HFA患者。
与孤独症者不同，AS者愿意与他人交流，渴望友谊与爱情，但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单方面地进行。如果不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会与常人发生误解和冲突，把他们推向进一步的自我封闭。在电影《亚当》中，亚当遇到了一个刚刚搬进公寓的女孩贝丝，他们在寒冷的冬夜，去中央公园等候浣熊的出现。亚当显然对女孩很有感觉，可是回到公寓，他竟然直抒胸臆，问贝丝：“在公园里的时候，你性兴奋了吗？”把女孩吓一大跳，还以为遇到了变态色狼。但亚当这种完全不得体的语言只是出于单纯和诚实，他坦承自己当时性兴奋了，所以想知道对方是否也同样如此，却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社会效果。不当的言行一旦遭遇交往对象的愤怒反应，又茫然不知自己错在何处，只有陷入新的困惑、焦虑和退缩。
AS的起因是什么？汉斯·阿斯伯格在AS者的家庭成员身上常常观察到同样的征兆，后来的研究者也支持他的这一结论，并由此推测基因在AS的发生中的意义。但是，AS者的家庭成员虽然可能表现出某种AS特质，但是往往局限于某一方面，也比较轻微，例如对社交某种程度的拒斥。
一九九三年，瑞典神经心理诊所的斯蒂芬·埃勒斯（Stephan Ehlers）和克里斯托弗·吉尔伯（Christopher Gillberg）对学龄期的儿童进行筛查，发现七至十六岁的儿童中可确诊为AS的有百分之零点三六，男女比例为四比一。如果把疑诊AS的也包括在内的话，发病率达百分之零点七一，男女比例为二点三比一。有研究者认为，女性患儿的症状相对较轻，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方面，可能与女性天生具有补偿社交能力的优势有关。中国目前无该症流行病学调查，但是根据邹小兵教授在广东省几所幼儿园的调查，发病率可能不低，同时发现该症误诊率极高。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美国健康资源与服务部（HRSA），疾病控制与管理中心（CDCP）与马萨诸塞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发布对孤独症谱系的最新调查报告。统计显示，三至十七岁的美国少年儿童中，每九十人中就有一人诊断为孤独症谱系。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此前的报告。一九九〇年代初的估计是每一千五百名儿童中有一人患有孤独症，到二〇〇二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每一百五十人中有一人。
孤独症与AS的人数在增加吗？数字的时代和地区差异背后，有着公众认知、诊查标准的发展变化的原因。但是也有研究者在探讨环境、生活方式与药物影响的关系。整个社会都在给予孤独症谱系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了解，各国政府也以空前的力度加大了对之研究的投入。二〇〇九年一年就有三部关于AS的电影问世，也可以视为人类对自身精神状态关注的一个缩影。
伯纳德医生说我大脑有缺陷，但总有一天能治好。我真不喜欢他这么说。我不觉得自己残疾，不觉得自己有缺陷，不觉得自己要治疗。我喜欢做个阿斯皮，就像不喜欢改变眼睛颜色一样。然而，有件事我倒是想改变。我希望我能在适当的时候哭出来。我挤呀挤呀……但什么都没有。切洋葱时才哭，但这不算。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治疗AS和孤独症谱系的灵丹妙药。药物只有辅助作用，主要是针对一些行为问题和情绪障碍。如哌甲酯可减轻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可乐定可用于治疗合并的多动行为和抽动障碍，氟哌啶醇可治疗攻击行为，也可减少多动、刻板行为，氟西汀能改善患者的情绪和抑郁症状等。近年来运用利醅酮治疗AS的多动、兴奋、攻击等行为取得了较佳效果，但是这些药物也具有较为强烈的副作用，使用时需要非常谨慎。
对于AS和其他孤独症谱系，对异常行为的纠正和社交能力的训练是目前最主流的治疗方式。但这也是争议的所在。玛丽长大后考入医学院的心理专业，因为她有一个人生的梦想，就是要治好麦克斯的“病”。麦克斯得知以后，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勃然大怒，情绪失控。AS者管自己叫阿斯皮（Aspies），他们及其支持者呼吁整个社会改变对AS及孤独症谱系的认知，不是把他们视为病人，而是看做是神经特质差异和精神状态多样性的表现。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他们在网上组成了自己的社区，构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圈。他们呼吁“孤独者权益”（autistic rights），并为自己的孤独感到骄傲（autistic pride）！人的大脑天生有一个“标准的”原型吗？一个社会，难道要大家的大脑没有差异才能和谐吗？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同性恋婚姻，为什么就不能接受AS，非得把他们转化成“正常人”呢？
“我的大脑和NT不一样。”
“NT？”
“neuro-typicals（神经标准的人）。”
“绝大多数阿斯皮是非常诚实的，心理学家说这是因为他们缺乏想象力，可心理学家们都是些NT。爱因斯坦、莫扎特、托马斯·杰佛逊……他们都是非常有想象力的人。”
“他们都有阿斯伯格综合征？”
“有可能。”
阿斯伯格本人就强烈地捍卫孤独症者的价值：“我们坚信，有孤独症倾向的人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中占据自己的位置。他们能够担当自己的角色，甚至能比其他人完成得更出色，尽管他们在孩提时代遭遇了最大的困难，给他们的照顾者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阿斯伯格认为AS者中的许多人，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作出杰出的成就，贡献独创性的思想。
亚当与贝丝在进行磕磕碰碰的沟通，亚当提到他和爱因斯坦是一类人。这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当AS和孤独症谱系进入人们的视野，研究者发现影响人类历史的伟人中，许多都难逃AS和孤独症谱系的嫌疑，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爱因斯坦和牛顿。剑桥大学孤独症研究中心的西蒙·巴伦-柯恩（Simon Baron-Cohen）和牛津大学的依安·詹姆斯（Ioan James）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是AS者：他们都对各自特定领域的知识有强烈的兴趣；他们都有社会交往和人际交流方面的困难；他们在投入地工作时，都能沉迷到忘记吃饭的地步。牛顿很少说话，对朋友冷淡，还乱发脾气。开讲座的时候，大厅里即使空无一人，他也会一个劲地讲下去。众所周知，爱因斯坦在四岁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孩提时代十分孤独，到了七岁还有强迫性的重复话语。在一本名为《他自己的世界：爱因斯坦的故事》（In a World of His Own：A Storybook About Albert Einstein）一书中，美国作家意兰娜·卡茨（Illana Katz）提到爱因斯坦“是个孤独者，经常发脾气，没有朋友，不喜欢人群”。爱因斯坦在讲座中常常语无伦次。关于爱因斯坦的刻板行为，有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从研究所回到寓所的路上，他要数路边栏杆的数目。一旦哪一天他数下来数字与往日的有异，他就要回到起点重新数一遍。
小说《一九八四》的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也被认为是个AS者，他多灾多难的一生充满了社交方面的问题。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儿时寄宿学校痛苦生活的书，名为《这就是快乐》（Such，Such Were the Joys），书中揭示的人际关系非常符合AS的诊断。加拿大著名钢琴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也是一个合适的候选人，有关他孤僻的故事已经被写成一本本书。在晚年，古尔德对社交的弃绝到了这样的地步，电话与通信成为他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他热衷于不变的程序，一把椅子要用到坐坏为止。他讨厌被别人碰，对冷热的感觉与常人不同，在演奏音乐的时候身体前后晃动。
二〇〇七年，都柏林三一学院的迈克尔·菲茨杰拉德（Michael Fitzgerald）教授与维多利亚·里恩斯（Viktoria Lyons）博士在《孤独症与发育障碍杂志》（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上指出，阿斯伯格本人可能也有AS者倾向！阿斯伯格很早就对语言有特殊才能，一生喜欢引用奥地利诗人弗朗茨·格里帕泽（Franz Grillparzer）的诗，而这诗人本身也是有AS倾向的。阿斯伯格在提到自己的时候，常常使用第三人称，这也是某些孤独症谱系的特征之一。据后人回忆，阿斯伯格沉默寡言，动作有些笨拙，交友困难，但是对他的病人非常宽容和热忱，能够洞察其心理，甚至是埋藏很深的动因，并在一切场合为他们呼吁和辩护。难道是阿斯伯格把对自我的认识，投射到他的病人身上，因而才能作出划时代的发现，最终帮助了千千万万焦虑困惑、备受歧视的AS者？如果阿斯伯格真的是AS者的话，那么在他身上，就闪烁着AS者最温暖、最动人的光芒。
亲爱的玛丽，请接受我搜集的全部Noblet（玛丽与麦克斯共同喜爱的卡通玩偶），作为我原谅你的信号……我原谅你是因为你不是完人，我也不是，人无完人。即便是那些在我门外乱扔杂物的人。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变成任何一个人，除了我自己。伯纳德医生说，如果我在一个孤岛上，那么我就要适应一个人生活，只有我和椰子。他说我必须要接受我自己，包括我的缺点。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缺点，它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必须适应它们。然而，我们能选择我们的朋友。我很高兴选择了你。伯纳德医生还说，每个人的生命就像很长的人行道，有些很整洁，还有的，像我一样，有裂缝、香蕉皮和烟头。你的人行道像我一样，但是大概没有我这么多裂缝。我希望有朝一日我们的人行道会相交。我们可以分享同一罐炼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唯一的朋友。你的美国笔友：麦克斯·杰瑞-霍洛维茨。
中国新起诗人的鄙视。“训练有素的牛津口音”一语更可坐实“赵先生”之为钱先生了。一九七九年，钱先生访美时，他的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就给当地人士留下深刻印象，夏志清等人都曾叙及。
在这次家宴中，李克又问起“赵先生”：“牛津大学过去两年来一直在请他去任教，他是不是会接受他们的邀请。”“赵先生慢慢地摇了摇头说：‘不，我不打算接受，我虽不完全同意吴先生（按，指同宴的另一位客人）的说法，但这儿还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儿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这使我们马上想起邹文海在《忆钱锺书》（见《文化昆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中说到，在一九四八年先是香港大学聘请钱先生，“其后牛津大学又约他去任reader”，邹氏曾催促他成行，未果。李克的这段叙述正好照应了钱先生不应邹氏促驾之举。这是我读到的钱先生对易代之际去留问题表态的最早一段珍贵材料，所不同的是面对两位被认为是“间谍”的美国人，却同样掷地有声，感人至深。
追问一批“高知”在解放前夕的去留问题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意义，时有文章见诸报端，例如陈寅恪先生为何留在大陆，但惜无陈先生本人的说明。钱先生不同，除了此处对李克的回答以外，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中也写到她和钱先生在菜园窝棚前的一段对话：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老样。”
这不是故作豪言壮语，而是代表了一代所谓“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杨先生在致《一代才子钱锺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作者汤晏的信中也说道：“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本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这封信写于二〇〇一年十月，着重从民族语言角度来解释“不愿去父母之邦”的一个原因。到了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我们仨》中，杨先生再一次重申：“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
上述四处关于“留在大陆”的自释文字，以与李克对答的时间最早（1950年），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尽劫波，“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的痴心不变。有人统计旧《观察》撰稿人中（钱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几乎所有人都有条件在解放前夕离去，但绝大多数毅然留下，这就不单是个行止的抉择问题，而是这批虽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尽管与共产党的关系或亲或疏，但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深厚的民族感情，跟这片神州大地有着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当年正确地选择了“留下”，却同时选择了思想炼狱（当然选择离去的也不一定不爱国）。
李克夫妇的“间谍案”，是建国初期第一批美籍间谍案之一，有关档案卷宗至今未能查阅。《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一书虽多用化名，但由隶属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出版，所记内容基本可信。另一部《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其中的《新中国“大墙”内的一对美国间谍》亦述此事件，作者朱振才虽运用了一些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但他系公安干部，并自称“从事北京反间谍斗争史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更全面地了解了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斗争的全貌”（见该书《写在前面的话》），故其记述可供参考。李克、李又安夫妇于一九四八年十月来到中国，据《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载，李又安“以清华大学英文讲师身份为掩护，解放前后从事搜集有关学生爱国运动、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情报”，她“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于二月二十七日“刑期已满”，释放回国。同年九月，李克也被“遣送出境”，《人民日报》（1955年9月22日）刊载了他对香港记者“用中文写成的书面谈话”，在文中，他承认自己“是一个间谍”，曾向北京的美国领事馆提供过情报，直到一九五〇年领事馆闭馆撤离。在一九五一年被捕后，他深刻认识到“我不应该到别的人的国家去想强迫他们接受我喜欢的社会制度”，并在最后说他“原来被判决六年，因为受了中国人民的宽大，我被提前释放而且在遣返的过程中，受到最大的照顾”。其后，李克夫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九八〇年春先后两次以“文化友人”的身份重访中国。
钱先生是一九四九年八月从上海举家到清华大学任教的，《调查材料》说他“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解放前”云云，显然错误；“关系密切”也夸大其辞。李克在清华交游广泛，与许多教授往来。论关系的深浅，恐怕要推冯友兰最为密切。李克来华，出于他的老师德克·卜德（Derk Bodde）的推介，卜德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最早的英译者，他当时也在北京，一九四九年冬返回美国。李克是从“冯博士”处获知他平安抵家的消息，还在给卜德的信中特别报告了“冯博士”的近况。卜德后来成为美国汉学摆脱欧洲汉学影响、以求独立发展的代表性学者。论交往频率，朱德熙则是李克的私人汉语老师，每周讲授两次；李克每周听许维遹的课，课后切磋甚密。李克研究《管子》，一九八五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了他的专著，在序言中对清华、北大一大批教授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谢，钱先生仅是其中之一。应该说，钱先生跟李克的关系，与其他同事一样，都在正常学人交往和学术交流的范围内，只是在当年抗美援朝的时代，在全国一片仇美、蔑美、反美的浪潮中，被赋予了严重的意义。因此，事过境迁，人们并不讳言这种交往关系。比如杨绛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与李又安有过联系。她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到，为了核实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早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硕士论文《日本商法》一事，“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按，即《日本商法》）。据她回信，锺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并在一九八五年出版《回忆两篇》而写的《前言》里又专程向李又安致谢。
《调查材料》另一条骇人听闻的“罪状”是“污蔑”《毛选》，杨先生在《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我们仨》中都反复叙明此事。《调查材料》称：“一九五二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到“文革”时，这明显属于“炮打”的“现反”材料，性质严重。文学所的同事都心知肚明，这不是真实的。不说别的，“语气就不像”，“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试想当时是重视保密的环境，能否把《毛选》英译资料随便带回家（其中不少文稿还未定稿，中文版《毛选》尚未公开出版）？他们在城内堂子胡同办公，钱先生其时住在西郊北大中关村，携带是否安全？再说那时每家每户都有毛泽东著作，怎能设想拒绝毛著进门的家庭？凡此种种，可谓破绽百出。我还可以补充亲历的事情。一九六七年夏，“文革”运动进入“解放”干部阶段。文学所古代组初步讨论决定第一批“解放”钱先生等四人“下楼”，但要做好调查工作。大概在五月份，先根据所内原人事部门同事提供的线索，展开外调。虽在特殊时期，这次外调还是颇为认真的。外文出版社先后去了两次，找了叶君健等四位先生（叶与钱一起参加过毛泽东诗词英译工作）。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钱先生当时工作认真负责，帮助解决了不少译事上的难题，也从未听说过此类“大不敬”之语。叶先生说得更干脆：“钱锺书决不能说这种话。”甚至找到原举报人，也矢口否认。那年八月一日向全所大会报告了调查结果，对此事的结论是四个字：“查无实据。”全所各组分别讨论，一致同意钱等四位“下楼”；八月二日起他们就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了。
最近读到时任《毛选》英译委员会主任徐永煐的一份向上级写的报告：《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1962年），其中说：“我建议由程镇球、SOL、钱锺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与初版稿和旧改稿对照，并且提出抉择意见”，再供上级领导裁夺。他还说钱锺书“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这里提到的SOL是英国专家爱德勒，程镇球也是翻译组的领导。程在《〈毛选〉英译回忆片断》（《中国翻译》1993年6 期）中，也提到“新增加的定稿组成员有钱锺书”，“钱五十年代初即参加过《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定稿工作，亦曾为《毛选》第四卷英译文进行过润色。徐永煐一直对他很倚重”。徐永煐一九二四年毕业于清华，大钱氏八岁，为其学长。他们两人在工作中切磋琢磨、相互“较真”，成了莫逆之交。
我在《〈毛选〉英译内情点滴》（载本书第五卷，2007年11月）一文中，曾不惮辞费地引用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当年那个翻译群体的敬业精神及上下协调的工作环境，因为任何人的一言一行都与具体环境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如果钱先生参加英译工作是不情愿甚或是抵触的，作为主持人的徐永煐还会这么“倚重”他并进而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吗？
《调查材料》又说钱先生“污蔑《毛选》文字不通”，这大概是指钱先生讲“孙猴儿从来未钻入牛魔王腹中”一类问题（见《毛选》第三卷《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原稿将“铁扇公主”误为“牛魔王”），实不足再辨。我相信钱先生当时是以求真求实的善意态度来对待《毛选》文字的疵病的。
还有一条“罪状”是“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乍一听也是颇为吓人的，钱先生似为“美军”传授什么军事谋略。不妨查一查这次演讲的时间、背景和内容。好在这次演讲稿曾公开刊登在《大公报》综合第十九、二十期，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演讲的时间在同年的十二月六日。题目是《谈中国诗》，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钱锺书散文》中一查即得。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美军”是中国的同盟军，《毛选》中也屡称为“盟邦人士”；内容又纯系学术问题，唯一涉及时政的一处是：钱先生讲到第一首译成中文的西洋近代诗是美国人的《人生颂》，但这首诗曾先由英国人译成中国散文，再由中国人写成七绝组诗，于是他随机生发地说：“所以远在ABC国家军事同盟之前，文艺女神早借一首小诗把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联络在一起了。”（此段中外文学因缘，后来他用英语写成《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长文，中译改定本可见《钱锺书散文》第332-365页。）能从这次演讲中嗅出什么“反动”气味吗？
《调查材料》还提到“曾见过蒋匪”。《我们仨》中说过，抗战胜利后，钱先生曾兼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等工作，“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一次他老早就回来了，我喜出望外。他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回来了。”与陈寅恪先生一样，蒋某人实在难入他们的法眼。至于《调查材料》所说的“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时至今日胡风冤案大白于天下之际，就不用多说了。
一九五六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年，农业、手工业、工商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此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主题词是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最后一天（一月二十日）也作了讲话，认为当务之急是展开“技术革命，也叫文化革命”（这个“文化革命”与十年后的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大不相同了），并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原话是：“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随后又有陆定一的“双百方针”报告，又有“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分子们普遍感到自己的“春天”到了。初看起来，这次会议的基调与高等教育部的《调查材料》似有抵牾，但为什么又作为会议正式的“参考资料”下发呢？在知识分子时松时紧、一波三折的曲折命运的背后，是否存在更带基准性的东西呢？可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要真正落实，并非易事。
不消说，这份《调查材料》的原材料大多来自人事档案。影响面无孔不入、效用性权力无边的干部档案制度，据说始于延安审干运动。本来，为干部建档，保存其基本资料以利管理，也无可厚非，但在多年的实际运动中，常成为整人害人的取资之源。其弊端集中体现在神秘性上，每人身后都有一个档案袋如影随形，冥冥之中决定着你的荣辱升降，甚至掌握着生杀大权。以钱先生的那桩“诬蔑《毛选》”案为例，大致经过三个过程：一是尚未证实，内控在先，俗语叫做“挂起来”，这是“背靠背”阶段。有人告发，即归入档案，尚未查实，先行内控，实际上已在实施惩罚。所谓《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本身就是把各类有“问题”的人员打入另册。二是在当事人知闻情况下，又要求自证无罪，这实为举证责任颠倒。本来按照法律常识，怀疑某个对象有问题，应由怀疑方负责举证，被怀疑方原可置之不理。但在当年往往是颠而倒之的。钱杨两先生从大字报上才获知此事，冒着风险夤夜贴出小字报，主动提供调查线索，要求明察，结果杨先生反被单独批斗，也是那个荒唐年代的小插曲。三是留下“尾巴”不放手。前面说过，在钱先生“下楼”时，文学研究所已作过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在全所大会上报告过，此事理应了断。但军宣队进驻后，仍然“命默存写一份自我检讨”，理由是“这件事情节严重，虽然查无实据，料必事出有因。”（均见《干校六记》）“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这两句旧时官场的套语，在“文革”时突然流行起来。本来，有果必有因，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误告有原因，诬告也有原因，居然可以用“事出有因”作为采取惩治措施的依据。但事情还没有完。“九一三”事件后，干校提前遣送一批知名人士（以“老弱病残”为名）回京，名单上原有钱先生，后突然取消，钱杨二老推断，可能仍是此事作祟。这条黑材料，正像孩子玩的飞碟一样，似乎已经脱手，却随时可以返回来。旧的人事档案制度极易使告密、伪证成为一种可悲的制度性运作，导致政治偏执，怀疑成风。现在虽已改革，但教训是深刻的。
我这篇文章是在旧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还在二〇〇四年三月，无锡江南大学举办“钱锺书与中国现代学术研讨会”，我就提交了此文，并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因事关敏感话题，一直没有公开发表。现在看来，一则在这个问题上仍有不同的解读，似有辨明的必要；二则此事对理解和研究钱先生处事、思想与学术颇有关联；三则对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不失为一个颇具典型性的个案。
经历过所谓“清华间谍案”、“污蔑毛选案”的钱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以言罹祸、文网箝制的观察，融入了一份切身的感受，显得更为深刻。成书于“文革”后期的《管锥编》多次论及这个题目。在论述《周易正义·颐》“象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时，引孔颖达《正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以言语、饮食两事相提并论，然后他称引主张“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种种文献资料，下了这么一个断语：“皆斤斤严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24页），把以言取祸、处世之难的问题提到人生最难应对的大课题。与此互释互通，他对武王《机铭》中的“口戕口”历代难解之疑，作出了牢确不移的训释。《机铭》云：“皇皇唯敬，口生，口戕口”，或以为“口”为“□”，乃缺文的标记；钱先生举出众多例证，说明“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则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罗隐《言》诗所谓‘须信祸胎生利口’，古语双关之例也。”因为“机”，可指书案，“乃人君出令所依，故‘口’即言语”；“机”又指几席，“可据以饮食，‘口’复为口腹之‘口’”，这就与前述《周易·颐》所谓“慎言语，节饮食”相通，“口戕口”乃“两义兼涵”，但钱先生的侧重点则在“慎言语”之义（《管锥编》第三册，第855-856页）。对于文网语阱，钱先生尤对专权者和构陷者作了尖锐的批判。他例举宋明帝、金熙宗、明太祖、清乾隆帝的事例。如金熙宗时，张钧起草制书中，有“顾兹寡味”及“眇余小子”之言，翻译官不知此乃谦恭自逊之套语，乃进言云：“寡者孤独无亲，昧者不晓人事，眇为瞎眼，小子为小孩儿”，熙宗大怒，张钧竟至被“以手剑剺其口，棘而醢之”。明太祖性多猜忌，臣工表奏颂扬，“一人有道，万寿无疆”则疑隐寓“强盗”，“体乾法坤”则疑隐寓“发髡”，“作则”嫌于“作贼”，“生”、“扉”谐音“僧”、“匪”，“殊”拆字为“歹”“朱”，竟然“皆科以大逆谤讪”。钱先生写道：“恃强挟贵，而苛察雄猜，憬然严周身之防，瞭焉极十目之视，盖众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众耳。”（《管锥编》第三册，第971-973页）慑魂勾魄，读之惊怵！他对从事构陷者也毫不宽假。论太公《龙韬》，从专务此职的“从狙而好小察”者，到“后世‘察事’、‘察子’、‘觑步’、‘候官’、‘校事’、‘觇者’、‘逻者’”，均予抨击。他还深刻地指出，这类宵小之徒，虽为众人憎疾，但专权者却不能不用。他引《三国志·魏书·高柔传》，高柔向太祖进谏不能任用赵达等辈从事斯业。太祖说得好：“卿（高柔）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辨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成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明知此类鼠辈皆为蝇营狗苟之徒，但也因此而使之为鹰犬、为走狗，贤人君子绝不肯为，深刻说明这是封建政治体制中必然产生的毒瘤。他还指出此辈往往善于伪装，使人们疏于防范而陷其彀中。举元代俞德邻《佩韦斋文集》中《聩皁》之例，“盖似痴如聋，‘群视之若无人’而不畏不惕，乃能鬼瞰狙伺，用同淮南所教之悬镜，行比柳州所骂之尸虫”（《管锥编》第三册，第862-863页），其形容刻画处，更是入骨三分，丑恶嘴脸，烛照无遁。
钱先生有时给人以逃避政治、明哲保身的印象，但读《管锥编》这类文字，总能感受到他嫉恶如仇的激愤和洞若观火的明智，这体现了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生立场，他的学术与人生实是互动交融的。他论《穀城石人腹铭》，引用清初人屡次以“磨兜坚”入诗，如陈瑚“磨兜坚，慎勿言！言之输国情；挟笔砚，慎勿书！书之杀其身”，然后说：“一典之频使，亦可因微知著，尚论其世，想见易代时文网之密也。”（《管锥编》第三册，第879页）桓谭《桓子新论·谴非》云：“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举例说《易》之“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人主看了会说“何为比我禽兽”？如说“圣明与尧舜同”，人主又会说“何为比我于死人”？钱先生于是写道：“按必有为而发，不图东汉之初，文网语阱深密乃尔。”（《管锥编》第三册，第971-972页）在《钱锺书手稿集》第二卷第1200页中，他引宋元人罗公升《送归使》诗：“鱼鳖甘贻祸，鸡豚饱自焚。莫云鸥鹭瘦，馋口不饶君”，他又写道：“按，沉痛语。盖言易代之际，虽洁身远引，亦不能自全也。”上述诗文本身并无明显的时间断限，这里的“易代时”、“东汉之初”、“易代之际”，颇可玩味。他自然不在刻意借古讽今，一贯反对“影射史学”，但现实严酷生活中的种种感触，禁不住在笔端流露出来。
面对命运不能自主的生存环境，致慨于“处世难于摄生”，钱先生养成了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他个性率直，放言无忌，月旦人物，褒贬世事，都未罹五七丁酉之厄，被视为“奇迹”，其实，端赖于这种生存智慧。他建国后，为人低调，杜门谢客，绝无政治上的表现欲望。一九七九年他出访美国，有人问他何以在“文革”中未吃大苦头，他幽默地说：“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台北《联合报》1979年6月26日），言下颇有自幸之意。其次是谨言慎行，严防授人以柄。他曾引朱庆馀《宫词》：“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鹦鹉”或即“刺取阴私”的鹰犬；杨万里《题沈子寿〈旁观录〉》云：“逢着诗人沈竹斋，丁宁有口不须开，被渠谱入《旁观录》，四马如何挽得回！”一言之失，驷马难追，《旁观录》变成了黑材料。（《管锥编》第三册，第862页）在正式会议或政治学习中，他经常保持沉默。有同事描述说：“他在会上不大发言，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听别人说话，有时他听着听着会低头微笑，笑什么当然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徐公持《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平实而颇能传神，与他在私人谈话空间时口若悬河、神采飞扬的情态，判若两人。一九九二年他有一次对青年的“寄语”：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做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保护你而牺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谈话的对象是两位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外国文学所同事的孩子，对钱先生而言，已是孙辈了。他们为取一份校样去钱家，钱杨俩先生对他们说了以上肺腑之言，他们记录成文，题目是《钱锺书、杨绛先生寄语青年》，初刊于《科学时报》，文章是经过钱先生过目改定的。（收入《一寸千思》，辽海出版社，1999年）钱先生的父亲曾为他取字“默存”（大概是从《易·系辞上》：“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而来），上述四个“如果”这段文字，可以看作他为自己补写的《字默存说》（苏洵有《名二子说》、《仲兄字文甫说》），也是一篇现代版的《说难》，比之韩非专论臣下进言之难的《说难》，更直指世道人心，更抉剔入微。另一次对青年的“寄语”在一九八七年。他托当时文学所所长转告：“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报的。”坚持淡泊名利、低调做人的立场，恳切真诚。他还说了这么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防范急切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见刘再复《钱锺书先生纪事》，《东方早报》2009年11月15日）
历史已翻过了沉重的一页，民主、法制、尊严、和谐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关键词。“间谍案”夸大其事，“污蔑案”无中生有，但对钱先生已造成了严重伤害。教训的吸取不应忘记，钱先生对专权雄猜和种种罗织诬陷、告密伪证之风的批判，仍给我们以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