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转折点。
尽管生活困苦，但在同学眼里，黄怒波是个极爱干净的人。他总穿着一套洗得泛白的黄色军装，戴着黄帽子、背着黄书包——这是他父亲留下的军装。虽然总穿着这么一套黄军装，但他的同桌和丽丽从不觉得他家困难，因为黄怒波很干净，从小都不是脏兮兮的孩子，不像有些男生，凑近就闻到难闻的气味——虽然黄怒波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他从没有把自己当成猪狗不如的人过活。
他没有放纵自己在烂泥里躺一辈子。他喜欢读书、写诗。小学到高中，他一直拼命地看书。他妈妈不让他看，他就搭个梯子爬上房顶，再把梯子抽上来，坐在房顶上如饥似渴地看书。他还在路灯下看书，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是过路的人把他摇醒的。
在插队前，能看的中外名著黄怒波都看了，《西游记》、《家春秋》、《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一个《金瓶梅》没看。他不仅借书看，还翻窗进图书馆偷书看。他给他的伙伴们讲述书中的故事，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保尔·柯察金的话。他少年时的伙伴、现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厅工作的魏兴还记得，当年黄怒波爱讲《鲁滨孙漂流记》，他向往那种四海为家、无拘无束的生活。当知青的时候，他每晚点着煤油灯读《反杜林论》、《资本论》，油烟熏得鼻子黑糊糊的。
他开始学写诗，深受苏联诗歌的影响，尤其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13岁那年，他在《宁夏日报》发表了第一首诗。但是学校在展览的时候，把他的名字给抠掉了，因为他的父亲。
当时，文学向他展现了另一个美好的世界：普希金、泰戈尔的东西怎么这么美啊？“野蛮的环境给了我野性，人类文学的精华熏陶了我内心儒雅的一面。”黄怒波说。他整天都在幻想，插队的时候也不断地写诗，发表在《宁夏日报》上。他梦想着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这段创作经历，成为他命运转折的助推力。
黄怒波至今保持着写诗的爱好，在企业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之间游走。他不用电脑，在一个本子上手写，灵感来时，一口气写下去，如狂马在奔，不可遏止。他的诗人朋友欧阳江河认为诗歌是帮助黄怒波净化心灵的。
18岁的时候，高中毕业的黄怒波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怀着命运何去何从的迷茫，骑了两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黄河边上，这将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从青海巴颜喀拉山上的涓涓细流，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裹挟着泥沙奔流向北，一过青铜峡，奔腾咆哮的黄河在一马平川的银川平原上缓下了步伐，舒缓地流淌着，如脱缰的野马套上了辔头。2010年3月27日，我随同黄怒波一行来到离银川城三十公里的黄河边上。远远看去，河道弯弯曲曲，浑浊的黄色河水是静止的，两岸是绿色的田野。走近一看，黄河正值枯水期，河面有三四百米宽，波浪起伏不大。黄怒波说，四十年前，黄河比这宽多了，两岸荒无人烟。无边无际的荒凉里，是浩浩荡荡的黄河水铺天盖地，充斥于天地间。这让18岁的黄怒波恐惧。那时候他还叫作黄玉平，饱受歧视与屈辱。黄河让他恐惧，又让他欢喜地享受着孤独。他看着浪涛不停地拍打着河岸，一个浪头盖过来、又一个浪头盖过来，堤岸的黄土一点一点地崩塌。坚韧的波浪一米一米地蚕食着堤岸，这让内心充满迷茫、不知命运何去何从的少年深受触动：“我这一辈子，要像黄河的愤怒波涛一样，永不停息。”
“我要去插队当知青，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他决意将自己的名字改成黄怒波，这个新名字后来伴随了他数十年。少年黄玉平永远地留在了黄河边上，有着新名字的少年期冀着受尽屈辱与歧视的黑暗过往被黄河愤怒的波涛撕得粉碎。他要主宰自己的命运。
黄怒波下乡插队前告诉涂老师：“我要愤怒。”涂老师在临别前送了他一床毯子和一个枕头。
下放到宁夏银川最穷的地区通贵乡后，黄怒波曾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这是无可选择的无奈。”当年与他同是知青的允女士说。黄怒波相当坚忍，他们这批知青一天要求挖四段沟渠，很多人挖个一两段就不行了，黄怒波能坚持到第三段，“虽然他力气不行，但有股不服输的劲”。宁夏冬天的早晨很冷，夸张一点说撒泡尿都会马上被冻成柱子，但黄怒波每天三更半夜爬起来套车，往田里运粪。后来他被任命为大队会计，老会计不肯教他打算盘。窝在被子里哭过后，黄怒波很快就自己学会上手了，变成别人报账，他双手打算盘。
他扎实肯干，又没有城里人的清高劲，很快和当地农民打成一片。不到三个月，他就入了团。后来做了公社团委副书记，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知青标兵。他的名字也出现在《宁夏日报》上、电台广播里。黄怒波18岁的时候大队发展他入党，上面有异议，说他父亲的问题。大队书记急了，与那些人争了起来：把他捧成标兵的是你们，不让他入党的也是你们。最后，黄怒波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入了党。
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上学是最好的路，毕业出来肯定是当干部。招工黄怒波不去，军区来人招篮球兵，这在当时是很好的路子了，他还是不肯去。他的野性呼啦啦地往外冒，他不想服从。“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他就像西北荒漠里的野狼，桀骜不羁，不可被驯服。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群众对他上大学没有一点意见，都心甘情愿让他走。”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在同村的知青看来，黄怒波在当地与大家关系打成一片，自己的东西都送给人家用了，和公社的领导关系也处得好。而且他很有表现欲望，有想法、有点子，不管当民兵营长还是做团委副书记，工作都做得比较好，也比别人别致，吸引眼球。“再加上当时知青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不保送他保送谁呢？”
从知青开始，一向面目狰狞的命运向他露出温柔的笑。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因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他害怕自己也有一天会变成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黄怒波说：“我不能像青蛙一样在温水里慢慢被煮熟。（离开）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我越来越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曾被停掉。停掉期间，出版社三十多人要生存，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这些人，这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一个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但他竟然把它变成一条涓涓细流，然后变成大江大河，现在奔向大海了，成了中坤集团。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协会处理大量问题，晚上又上中欧商学院，学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时间做企业，怎么就越做越大。”
黄怒波说：“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要是没有这个，现在做民营企业家挺难的。潘石屹也是在野性的环境生存，不然他也做不到现在。”
人性的复苏。
从18岁到20岁，黄怒波在通贵大队做了三年知青。他说，这三年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体验到做人的尊严和快乐，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这三年也让他出人头地，成为自治区标兵，常在大会上面对千人作演讲，《宁夏日报》也常报道他的事迹。
通贵村当年的民兵营长杨怀忠回忆，全村一千四百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他在通贵吃百家饭，别人招呼他来家里吃饭，也不讲究，家常便饭，有啥吃啥，端起就吃，没有假惺惺的邀请，也没有假惺惺的推辞。“他们把唯一的鸡蛋让给我吃，觉得我可怜。”黄怒波说，“尤其是母亲去世之后，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感叹，可怜啊，没有父母。”黄怒波曾在村民段忠礼家养病40天。当时他一个人住在大队部，生病了，躺在房里。段忠礼去大队部打油，发现黄怒波起不了床，赶紧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段忠礼妻子照顾了他40天，他叫她“姨妈”。后来，黄怒波要读北京大学，姨妈给他缝了一套被子、褥子。他背着这套被褥，坐上大队的拖拉机“铁牛55”，从大队到银川火车站。临走时，他穿一蓝色、打着补丁的衣服，来与姨妈告别。他背着姨妈缝制的被褥爬上了拖拉机。他已经长到一米八五高了，但很瘦弱。姨妈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哭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