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漫长而又空洞，就算将所有生命的故事、整个城市的人群，乃至全部人类，都塞进去，又能填补什么？
我常常穿过那所塞满了外籍学生的华侨大学，从南走到北，去我的办公室，打开电脑，登录我的“梦幻者”。每天都有大量新的访问者加入。梦幻者找到了梦幻者的家园，就像小时候，我们在哥哥的领导下，每天都轮流讲述自己的梦。在“梦幻者”，每个人都把听者当成自己的兄弟姊妹，当成未曾谋面但心曲相通的知己。
校园里的这段路程，我可以彷徨又彷徨，徘徊又徘徊，尽量拖延和磨蹭，就像那些想永远留在童年的孩子一样。
一旦走出校园，酒吧紧挨地铁，人流汹涌，除了派招贴和医疗广告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乞讨者：残疾人，唱豫剧的HN老艺人，流浪儿，千里骑行者，孕妇，卖身葬母的学生……他们蹲或跪，在人行天桥下排成队，还霸满了天桥通道的两边。
或许，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但排列在天桥上下的人，他们等候的目的却是一模一样的。就像才艺大比拼，他们有的歌唱，有的默哀，有的举牌，有的现场挥毫书写。用白粉笔写在地上的和用墨汁写在新闻纸上的，打印的和复印的，都是复制的故事、互相抄袭的话，就像那些即将逐个消亡的杂志……
只有极少数乞讨者埋着头，其他人都平静自然，毫无悲伤。在我看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那些长久地凝望着天空或者大地，凝望城市的车水马龙的人，都是哲学家。而另外还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目光在经过的行人身上瞟来瞟去，略带嘲讽和不屑——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撑他们呢？
我没想明白。
有些时候，我不工作，穿过校园，去到地铁站旁边的那家酒吧，就为了听一首歌——
这是1999年的冬天，
从来没经历过的寒冷，
街边的楼群指向蓝天，
人们都蜷缩在大衣里行色匆匆。
我坐在深蓝色的车里，
摇摇晃晃，行驶在狂野的城市。
突然这一切都将消失，
退色的幻梦退色的爱。
再见，二十世纪，
再见，像我一样迷茫的人们。
阿甘说生活是一块巧克力，
我想也许他是对的。
一个女人说生活是孩子和房子，
我想也许她也是对的。
上帝说生活是求恕和忏悔，
我想也许我是个罪人，
我从五岁歌唱到现在已经苍老，
甚至还是两手空空像粒尘土。
再见，二十世纪，再见，迷茫的人们。
还有一点点时间用来回忆，
还有一点点时间用来哭泣，
善良的人们行走在荡动的荒野，
祈祷着的高潮从街道传来。
子夜的钟声已经响起，
这时我绝望的握紧手。
我多想抓住妈妈的手，
可是太晚了，钟声已响起，
再见，二十世纪，
再见，迷茫的人们……
有时候，我就站在酒吧欧式紫黑色的木门后面，面向大街，听它，直到那句“再见，迷茫的人们”，仿佛真的满大街的人都溺水了一样，音乐在我身后，在喧哗的市声里湮灭。
我可以去买一张碟。
事实上，我更乐意站在地铁口，在人群中，在他人的世界和生活中，去寻找他们的忧愁和创伤。
他们所有的忧愁和创伤，都是我的。
就像这音乐，只有来到这个光线柔和的酒吧里，和众人一起聆听，我才会感到我和世界是一体的。
我庆幸1999年的冬天已经过去，并且我也忘记了过去的这个冬天我去过什么地方。过去的这个冬天我没有长冻疮。自从来到南方，我就不再长冻疮，在风镇，我的各个指节和脚后跟长满了冻疮，如今它们永远睡眠了，只在皮肤上留下浅紫色的印痕。
想想，我从5岁开始寻找，如今，我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苍老。
我两手空空，依然每天穿过那所大学，从南到北，去听歌，去地铁口看陌生人，然后默数自己记住了多少张脸。
地铁口每时每刻都在喷吐出新的陌生人。我不能走下台阶，地铁让我同时患上幽闭恐惧症和密集恐惧症。
所有的脸孔都是相似的。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张脸与另一张脸完全相同。
犹如幕布拉开，这是晴朗的一天。
我再次无声地走进这座华侨大学的校园。
校园安静，鸟鸣清脆，花香馥郁。早晨的阳光像水一样，将我目光所及之处清洗得干净、鲜明。道路，树篱，脚边的落叶，上个世纪80年代的红砖房，远处的球场，梧桐树和广玉兰……一切随着气温的上升而膨胀，因为被阳光照耀而抖擞，像被溜的狗一样跃跃欲试。
一想到这些陆续被大地固定下来的东西，突然要手舞足蹈，我就忍不住笑了。
我旁边有人也笑了，笑得含蓄，却又故意要我听见，音量刚刚好。
我转过头。
是个看不出年纪的男人，迎面款款而来。我们似乎见过多次，就是在这条道上。
他注视我。我笑的时候，他也在脸上无声地微微绽放出笑容，并像在仪式当中一样保持着这有节制的礼貌的笑容。
寒假刚刚开始，校园里突然空旷、安静，偶尔有私家车出入。他就在这片宁静中显现出来，在贯穿校园的大道上，从右边与我擦肩而过。
我回头看他，他也站住正回头看我。
是个身型端正、结实的男人，两腿略分开，双手在身后手指相扣。
这站姿似曾相识。
他戴半框金丝边的眼镜，神情和那些严肃、面色发灰的教授不同，我猜是学校假期的某EMBA班或企业培训的导师。他实在不像经年累月埋首书斋的人。
但他又显出很博学、很前沿的样子。
我迅速收紧笑容，换上内心能够感知的陌生、拒绝的表情，目光明确用力指向他。他愣了一下，云淡风轻地转身走了。
我依然向北而行。但我感觉到他停了下来，再次回过身，远远地站在路中央打量我，依然是那种自得、傲慢的站姿。
男人的视觉焦点不是性征吗？一个渐渐远去的普通女子的背影，他能探究到什么呢？
一周以后，我们在一个心理学电影的讨论会上相见。他发现我时，脸上露出惊诧，随即变为温和的微笑。
“咱们又见面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啊。”
他用眼波不停地对我说话。
我点点头，但仍然将陌生、拒绝的表情调动出来，回应他。
我很快发现，我越是紧张防御，他越是放松，丝毫没有进攻的动向，只是更加细致地在暗地琢磨我。我的在场，对他没有半点干扰，相反，更加激发了他的某种控制全场的欲望。他在演讲的每一句话停顿之处，都扫视会场，并让目光在我身上停留数秒钟。
他一直在讲《爱德华大夫》。
这是一部令我感到恐惧的电影。我抬起头来，迎接他的注视。这种注视既专注，又恍惚。
从他话语力度的轻微变化里，我能够揣测，在他分裂的精神景象里，眼前的画面与他的思绪是平行并存的。像香浓的白咖啡滑过喉咙，我迎接挑战，给他的演讲注入了新的激情。
他表达内容的推进速度略略放缓。
他显然不想很快结束。他要让自己的声音灌满全场，让这个时间持续更久一些，越久越好，最好一直在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空间里回荡，在某些人——比如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
他细长的眼睛在眼镜片后面，似是而非地微笑，似在调侃我，调侃众人，享受我们所不能享受到的一切。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这种魅力，或者说影响力，并在需要释放时有节制地释放出来，像迷魂药一样。
为什么我对他感到熟悉？
我无法确定，在有限的生命经历当中，是否见过他？他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