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发达国家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时间比金子还贵。
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快得厉害，同样的工作量如果让一个世纪前的人来干，肯定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蒸汽机和电力的发明及运用，使人类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体质和习性方面早就为人类的这次进步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曾做过多少荒唐愚蠢的事——吃喝和打架，而且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但是我们发现，在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民族竟然被自己旺盛的精力所驱使，一件一件地做起事情来。
在问候语方面，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人在碰到熟人的时候，说：“吃饭了吗？”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一句话却是：“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通常情况下，前者是吃，而后者是做。由此可见，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意识到时间比金子还贵了，这也成为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即不放过最后一秒钟。但是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时间的宝贵。
中国人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出奇地空闲。他们将一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而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例如中国人所指的“午时”就是指上午十一点钟到下午一点钟的整段时间。我们常常听到中国人问：“现在是什么时辰？” “月亮的中午是什么时候？”确切地说，他们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在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对于时间的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日出时分”和“日落时分”在中国语言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因为其中与经纬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他们对“午夜”的理解同对“正午”的理解是一样的，十分含糊。古时的中国人在夜晚，通常都是由“打更人”来确定时间的。但是以“更”来计算时间并不精确。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打响。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可以说是长短不一的。
对于我们常用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作为一个庞大的民族，只有少数几个人拥有手表，但是这样的人却不懂得用手表来安排日常的活动，尽管他们过几年就把它擦洗一下，使它保持正常工作。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通过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常常有“日上一杆、两杆、三杆”的说法。青天白日倒好，如果没有太阳，就去观察猫眼睛的张缩。这个确定时间的方法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对于时间的利用，与他们对时间流逝关注的程度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的划分，世界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大洪水之前的人；另一种是大洪水之后的人。大洪水之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的时代已经离他们远去，仍然一如既往地过着常规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似乎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但是后者发现，人类的生命不能持续几百年，因而学会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做更多的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
按这种分法，中国人就属于“大洪水之前的人”。举个例子来说，例如茶馆为了招揽客人，并挽留顾客，常常会聘请技艺高超的说书艺人。在场的听众可以四处走动，或者干着自己的事情，完全不领会说书人。而这位说书人只顾说着自己那没完没了的书。唱戏也一样，有时同一场戏要一连演上好几次，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对于中国人的杂耍技艺来说，如果演得好，那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其中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冗长而无聊的开场白。于是，还没等表演开始，外国观众就感到十分后悔了。
中国的宴席是最可怕的。他们制作的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凡是见过中国宴席的外国人都会感到惊恐与绝望，然而中国人却感到这种享受太短暂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句格言中充满了悲伤与无奈，听到这句话的外国人不忍拒绝这样的宴会，但是这种场合的折磨又是无法忍受的。
中国人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人”的生活方式行事。上学的时候，他们几乎一整天都要呆在学校里，从日出到日落，中间只有一两次自由活动的机会。例如可以吃点东西。教书先生也是这样。一场科举考试竟要持续几天几夜，而且每一级都很难考。但是大多数应试者在经历了这种不具合理性的考试后，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中的荒谬和弊端。
在这种教育制度下造就出来的人，不禁使人联想到他们在求学路上是多么的艰辛。中国的语言，在本质上也体现了“大洪水之前”的特点，这一点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公平地说，古代的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他们不主动地学会运用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永远都不会阅读或写出具有特殊价值的东西！
中国人对时间的漠视，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劳动相比，中国人劳动的内涵具有与之不同的一面。
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们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外国人，现在有哪几位还愿意和他们再合作一次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的工作情况：那些工人是晚来早走，有时还要停下来喝喝茶。工作时，他们要走上很远的一段路，仅仅就是去搬运一布袋石灰浆。如果他们能够用独轮车推这些石灰袋的话，那么一个人所干的活就等于三个人所干的活。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这样做。遇到下雨天，他们就会停工。结果经常是这样的：虽然工人们很卖力的工作，但是工程的进度却很慢，并且很难计算这些工人每天都做了多少“工”。听说有一个外国人，因为不满于他所请的木匠的钉板条速度，于是就利用木匠吃饭的时间自己干，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竟干了四个木匠在半天里干的活。
维修劳动工具，对于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一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么他们就不会那么客气了。工具经常会神秘地坏掉，但是却没人会承认曾经动过它们。“我没有去过那里”，是一句再恰当不过的托辞了。把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买一些绳子把它们扎起来，脚手架就搭好了。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使用的东西，现在都不能用了。外国人在这时就会感到非常的无助。他们一个个就像格利佛一样，被一根根的线所操纵着，这么多根线都在控制着他们，他们实在是招架不住了。
记忆中，一位广东的承包商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非常不幸地成为了鸦片的牺牲者，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诺言和金钱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最后，我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所以只好把他的所作所为都说出来：“很早以前就把玻璃的尺寸告诉你了，但是光是窗户你就量了三次。而你却还是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现在已经全都没有用了。门也关不严，连一点胶水都没有用，地板也参差不齐，而且这些木料上面全是节疤，所以也无法正常使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非常和气地说：“不能这么说，这样就太有失绅士风度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缺乏耐心，做事风风火火。这一点在中国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没有道理的。曾有人明智地指出：中国人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一样。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令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两座仅仅相距十二英里的城市之间，已经有好几天都没有外国信件流通了，因为它们都压在电报总局里。而具体原因就是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
最令外国人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的社交访问中也常常漠视时间。而在西方，这种访问是有时间限制的，绝对不能超时。然而，在中国却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主动安排客人休息，那么客人即使再累也要一直讲下去。当中国人拜访外国人时，他们根本意识不到时间的宝贵。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和你讲个没完，而且毫无主动告辞的意思。记得有一位优秀的牧师说过一句名言：“我想见的人必定也是想见我的人”。如果这位牧师在中国呆上一段时间，那么他一定会彻底地修改这句话，然后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上帝保佑你，请走好！”这种直言相告的方式，可以使一个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备受震撼。当他看到这几个字时，一定说不出话。紧接着就是使欧洲人的耐心完全丧失，从而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
如果外国人都能够像不久前去世的马根济医生那样对待中国客人，那么他们就一定不会感到痛苦。因为中国客人不断地到来，但是又“只来不回”。所以马根济医生经常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外国人能够像一位学中文的学生那样说话直截了当，那么他们也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英语短语，就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却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