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东南亚文学的近代时期始于19世纪中期，止于20世纪初期，前后不过半个世纪左右，但在东南亚文学发展史上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从封建旧文学迈向民族觉醒时代反帝反封建新文学的一个过渡阶段，起着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东南亚国家的社会发展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严重阻挠和扭曲。16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染指东南亚，葡萄牙打头阵，于1528年灭盛极一时的马六甲苏丹王朝。紧接着西班牙于1565年在菲律宾建立了第一块殖民地。随后，英、荷、法、美等国也蜂拥而至，加入争夺东南亚殖民地的斗争中。到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期，除泰国作为西方各殖民势力的缓冲国外，整个东南亚被瓜分完毕。越南、柬埔寨、老挝先后沦为法属殖民地；缅甸、马来、新加坡、北加里曼丹成为英属殖民地；整个印度尼西亚则成为荷属殖民地；菲律宾虽于1898年曾摆脱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而取得短暂的独立，但很快又于1901年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所以东南亚封建社会的解体并非由内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引起的，而是外部殖民主义势力侵略的结果。东南亚从此便由封建社会转入了半封建的殖民地社会。
19世纪下半叶，东南亚国家已经全面殖民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东南亚国家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场所、商品倾销的市场、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来源，整个东南亚殖民地经济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从而打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长期统治，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其二，为了适应和满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强化对殖民地的全面控制，殖民统治者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近代化行政管理体制，从客观上结束了封建割据、各自为政的分治局面，为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奠定了初步基础。
其三，殖民统治者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不得不从原住民中培养能掌握近代知识和生产技能的人，这就为东南亚国家造就了第一批受西方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和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他们以全新的面貌开始登上东南亚近代历史的政治舞台，从自发到自觉地扮演着民族觉醒先锋队的角色。
其四，全面殖民化的结果加速了西方文化的全面渗透，使东西方文化发生猛烈的冲撞，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东南亚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在接触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之后，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命运和出路，对本民族的旧文化、旧思想展开批判。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成了新文化的启蒙者和民族觉醒的先驱者。
其五，全面殖民化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东南亚各国与西方殖民统治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起义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在越南，1885年掀起了抗法的“勤王运动”，后来又出现“维新会”、“东京义塾”、“越南光复会”等政治活动，宣传新思想，鼓吹维新变法，以达救国之目的。在菲律宾，1869年出现“教会菲律宾化运动”，1872年爆发甲米地船坞工人和士兵抗人头税的武装起义，1896年又爆发震撼殖民统治的卡的普南武装起义。在缅甸，1885年被英国全面占领后，缅甸人民的抗英武装斗争从未停止过，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印度尼西亚，1873年爆发的“亚齐战争”也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给荷兰殖民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以上表明，东南亚的近代时期是整个殖民地社会的转型时期，是现代民族觉醒的准备阶段。这也表现在其文学发展的过渡性上。这个时期，新旧文学并存而不相容。新文学尚处于萌芽阶段，旧文学则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性质上看，与封建旧文学不同，新文学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文学的范畴，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第二，从内容上看，新文学摒弃了旧文学脱离现实生活、以神话传说和宫廷宗教故事为基本题材的传统，改为以现实生活为创作的基础，直接反映殖民地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第三，从形式上看，新文学不再沿用旧文学一成不变的旧体诗和旧传奇故事的式样，开始借鉴西方文学的新式样，特别是西方的近代小说，不少作家的创作是从翻译改写西方近代小说入手的。
第四，从语言上看，新文学是面向市民阶层的，因此在文学语言上放弃远离人民大众的古典文学语言而采纳更接近人民大众的通俗语言，使文学更加贴近社会现实。
新文学的兴起，是19世纪下半叶东南亚殖民地社会向现代逐渐演变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化的发展步伐。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为新文学的产生和成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为只有他们才需要也可能接受新文学，同时也只有他们中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才具备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条件。此外，19世纪下半期兴起的印刷出版业和近代报刊业，不但给新文学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还造就了写作人才，不少近代作家是报界出身的。其中马来语国家的华裔尤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但用通俗马来语大量翻译、改写中西方的文学名著，而且还进行大量的文学创作，对促进马来语国家文学向现代化发展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总而言之，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反抗殖民压迫的民族斗争是直接推动东南亚近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因素。
对西方文化影响第一个做出强烈反应的是马来作家阿卜杜拉·门希（详见本章第二节），他以满腔热情向西方文化欢呼，通过自己的作品极力颂扬西方文化的先进性，猛烈抨击本民族封建文化的落后性，在马来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他的西方文化启蒙宣传并非出自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也有其负面影响。
第一个以新文学作为武器向西方殖民统治者发难的是菲律宾的黎萨尔（详见本章第三节）。他可以说是东南亚也是亚非反帝反殖文学的第一位旗手。他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歌和深刻揭露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丑恶嘴脸的长篇小说，不但激励和教育了菲律宾的几代人，也为亚非的反帝反殖文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东南亚各国的近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但其发展不平衡，有先有后，有快有慢。
越南的近代文学是在抗法“勤王运动”的怒潮中诞生的，许多作家和诗人，如阮春温、阮光碧、潘文治等就是“勤王运动”的爱国将领或者积极参加者。著名的盲诗人阮廷癤，还有阮劝、秀昌等虽未亲赴沙场，但也都以文学为武器参与抗法斗争。爱国主义和反殖斗争成为越南近代文学的基调。“勤王运动”后，西方文化的人文主义和民主思潮对越南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涌现出像潘佩珠、潘周桢、阮尚阮等具有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新文人，他们的创作紧密结合当时的民族斗争，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缅甸近代文学的成长也明显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19世纪末，西方文学作品如英国的小说《天路历程》、《鲁滨孙漂流记》和希腊的《伊索寓言》等被陆续译介过来，给缅甸文学以直接的影响。缅甸的近代小说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詹姆斯拉觉（1866—1919）创作的缅甸第一部近代小说《貌迎貌玛梅玛》是受法国名著《基督山伯爵》的直接启示，拿它的某些情节作为基础而写成的。之后，小说创作成为时尚，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吴基和他的小说《卖玫瑰茄菜人貌迈》、吴腊和他的小说《瑞卑梭》、德钦哥都迈和他的小说《嘱咐》等。这些小说以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为主题，反映缅甸市民阶层的现实生活，表现人们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同时也警惕西方殖民主义的危害，对全盘西化的不良倾向有所批判。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近代文学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二者使用同一种语言，即马来语。所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把阿卜杜拉·门希视为自己近代新文学的先驱。但阿卜杜拉·门希之后，所谓“新文学的曙光”似乎又缩回去了。后来出现的较著名的作家实际上都属于旧文学的范畴，如拉惹·哈吉·阿里（1809—1870），他的代表作《珍贵礼物》和讽喻诗集《古灵丹十二部》，从内容到形式都遵循着旧文学的传统。其他作家更无足轻重，远远落在时代的后头。只有异军突起的“通俗马来语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面貌。“通俗马来语文学”是一种大众化文学，其作家队伍大都非马来族人，以华裔和印欧混血作家为骨干，尤其以华裔作家影响和成就最大。他们大部分从事报刊业，用马来语报刊作为园地进行文学创作。华裔作家先是从大量翻译改写中国古典演义小说入手。19世纪80年代起，《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就已经陆续被译改成通俗马来文，翻改之风盛极一时。后来他们也把一些西方著名的近代小说如《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鲁滨孙漂流记》等逐一译改过来。华裔作家就这样从翻译改写中西方名著入手，进而自己进行创作。他们的创作大都以新闻报道中的真人真事为素材，所以作品带有纪实文学的特色，能直接反映当时殖民地社会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裔马来语文学。著名的华裔作家有李金福、吴炳亮、张文振等，印欧血统的作家有弗兰西斯、戈麦尔等，而原住民作家中庞格玛南较为知名。“通俗马来语文学”是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是“通往现代文学发展链条中的主要一环”。
在东南亚，菲律宾的民族觉醒和民族运动要早于其他国家。19世纪下半期，一批留学欧洲的青年学子即开始从事唤起民族觉醒的“宣传运动”，并以文学作为武器，打击敌人，鼓舞斗志，由此产生了以黎萨尔为旗手的“觉醒文学”。《团结报》半月刊是当时的主要阵地，团结了一批爱国作家，如德尔皮拉尔、哈思纳、何塞·潘干尼班等。他们的作品对唤起菲律宾民族觉醒发挥了启蒙和教育作用。菲律宾国内的民族起义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爱国诗人和作家，如工人出身的波尼法秀、国歌歌词作者何塞·帕尔马、“诗中三杰”的格雷罗和阿波斯托尔等。他们的作品反帝性和战斗性强烈，代表了菲律宾近代文学的新气象。
泰国由于政治历史条件的不同，文学的发展是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结合进行的，王室起了重要的作用。19世纪在西方文学进来之前，中国古典小说已对泰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802年泰王拉玛一世授命把《三国演义》译改成泰文起，一种叫“三国文体”的新文体便大行于世，有力地推动了泰国散文文学的发展。19世纪下半叶，王室为革故鼎新倡导向西方学习，向英、法等国派送大批留学生，这些人便成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这时西方文学作品开始被译介过来，给泰国作家以直接的影响。1886年功姆銮皮期巴里察贯模仿英国小说写出泰国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沙奴的回忆》，因涉及宗教问题而引起轩然大波。1900年迈宛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仇敌》大受欢迎。銮维腊沙巴里瓦则反其意写出泰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非仇敌》。这部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是封建意识的反扑，但在文学形式上则是第一次突破，向现代文学迈进了一步。泰国的新文学从19世纪末开始孕育到20世纪20年代末分娩，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
总之，东南亚的近代文学带有过渡性的时代特征，是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历史过渡，反映了东南亚民族逐步走向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
第二节 阿卜杜拉·门希
从东南亚文学的近代期来看，马来著名作家阿卜杜拉·门希（1796—1864）的创作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互相碰撞所迸发出来的第一个火花。当其他作家还沉湎于中世纪东方文化的睡梦中时，他却已远远走在前面，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敞开双臂热烈拥抱，并希图借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来冲击马来封建保守文化的堤坝，以打破死水一潭的局面。他的超前行为在马来文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对他褒贬不一。有的人对他加以全面肯定，称赞他为“马来新文学之父”，认为19世纪的“阿卜杜拉时代”乃旧文学结束之时代，阿卜杜拉是刚刚升起的“新时代曙光”。有的人则对他全盘否定，指责他为死心塌地的“亲英派”，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张目和歌功颂德，甘为异教徒服务，讥讽他为“阿卜杜拉牧师”。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都不免有失偏颇。
所谓“阿卜杜拉时代”正值英国殖民势力向马来民族地区全面扩张、渗透和控制的时代。
自从英荷殖民主义者插足东南亚，经过两个世纪的互相争夺，于1814年两国终于达成了伦敦协议，最终划定两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势力范围——马来半岛、新加坡、北加里曼丹归英国，整个印度尼西亚归荷兰。从此，两个殖民国家便致力于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所谓“前进运动”，即向其殖民势力范围开展全面殖民地化的行动。19世纪初，英国派莱佛士到马来半岛任各邦的总督代办，他积极推行“前进运动”计划，在马来群岛大肆扩张殖民势力。马六甲和新加坡先后成为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里不但集中了英国的殖民官吏、传教士、商人和人类学家，也招徕了一些马来文人充当各种文职雇员。那些受雇的马来文人与白人朝夕相处，有机会直接接触和观察与他们迥然相异的白人的生活方式，感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科学的先进性，从而产生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和羡慕。他们成为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洗礼的马来人，而阿卜杜拉·门希是第一个公开亮相的马来作家。
阿卜杜拉全名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门希，1796年生于马六甲。他的曾祖父是也门阿拉伯人，是位宗教师和语言学家。其祖父也是宗教师和语言学家，后移居马六甲与当地宗教师的女儿结婚生下门希的父亲阿卜杜卡迪。父亲继承祖业，也当宗教师和语言学家，同时也给英国语言学家马斯顿当助手。阿卜杜拉·门希就出身于这样的世代书香门第，他从小受马来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和语言的严格训练，7岁开始练习写作，能写一手好字；14岁已掌握马来语、阿拉伯语和泰米尔语。这样的家庭背景和受到的教育使他日后能靠自己的语言文化知识在白人那里谋职而不必像一般文人那样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充当御用文人。正因为他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不那么密切和直接，他后来也就可以比较超脱和比较清醒地看到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文化的落后性并敢于加以猛烈抨击。
1819年至1823年，阿卜杜拉给英国殖民统治者莱佛士当文秘和马来语教师，后来又给“基督教传教会”当翻译，同时还给好些英国传教士、学者和商人充当马来语教师。这期间他也抓住机会向英国人学习英语和近代科学知识，成为最早掌握近代印刷术的马来人。阿卜杜拉接触和交往的英国人大都文化层次较高，从他们身上他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民主、科学和法治精神，并得到了极大的思想启迪。而他为英国人的尽心尽力效劳也深得英国人的赏识和器重，他因此得以参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历史的见证人。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机遇使阿卜杜拉能够冲出马来旧文化、旧文学的樊篱，为以后的新文学开辟道路。
阿卜杜拉的代表作是传记性作品《阿卜杜拉传》。该书在序言中提到，作者是于1840年应他的白人朋友的要求而写这部传记的。他的白人朋友是想通过这部传记具体了解马来民族的世情民风。然而阿卜杜拉写这部书却另有所图，他想把自己在为英国人效劳的大半生中所感受到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先进性和他所看到的本民族封建文化的落后性，通过一件件的事实加以对比，以显示孰优孰劣，以此向马来民族进行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部阿卜杜拉的自传，毋宁说它是一部有关作者目睹的19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者推行“前进运动”计划和马来地区逐渐殖民地化的历史实录。
纵观全书，有关作者本人的生平事迹写得并不多，全书27章中只有前三章比较集中地写到了作者的出身和孩提时代所受到的严酷的旧式教育。其余各章则着重讲述作者从受雇于莱佛士之日起至1843年这一期间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世事变化。这个时期历史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和马来封建统治者。他们在相互矛盾和相互勾结中的言谈举止和种种表现，作者都作了颇为翔实的描述，以便让人们看到东西方两种文化在较量中优胜劣汰的结果。
在与英国人的接触和交往中，有三种人给作者的印象和影响最为深刻，那就是英国的殖民地驻扎官、基督教传教士和人类学家。作者就是从这三种人身上看到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进步的一面，特别是对莱佛士钦佩得五体投地。除了对莱佛士的处事方式、治学态度、钻研精神等大加赞扬外，对其夫人的高雅风度、治家有方也赞不绝口，说他们俩是“上帝配好的一对”，“应该成为当今所有人的楷模”。作者把莱佛士视为西方文明进步的化身，处处为他评功摆好，歌功颂德，其崇洋之表现确实非常突出。他甚至说了这样的话：“感谢真主，因为我在英国的旗帜下长大，可以过安逸的生活，不像那些生长在愚昧和险恶环境里的人，要受尽各种折磨和灾难。”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考虑，那么他的崇洋应该说也含有对近代文明进步的向往和对封建愚昧落后的厌弃，不完全是消极的。他对英国人崇尚科学知识甚为赞赏，并拿本民族的迷信落后作对比，以宣扬英国人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对英国的法治精神也极为推崇，并拿本民族的封建专制作对比，以突出英国统治的文明进步。书中有这样一段赞语：“他们（指专制的马来封建贵族）全然不知英国制度之优越。别说王公贵族，就是国王自己，如做了违法之事，也都可以去告他。如无故杀人，他也要被处以死刑，因为英国法律绝不允许任何人滥杀无辜，不管他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君主还是庶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书中处处可以看到，作者一面对西方文明的科学、民主、法治大加赞扬，一面对马来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昧无知和专制暴虐大加鞭笞，使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
诚然，作者对英国殖民者及其统治大唱赞歌，但他仍无法掩盖英国殖民入侵时犯下的种种罪行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在《阿卜杜拉传》里有些记载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历史事实。例如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初来马六甲时的海盗流氓行为和当地马来人对他们的憎恶心情，书里就有比较客观和生动的描写。从书中可以看到，英国水兵一到便国无宁日。他们个个喝得烂醉，奸淫烧杀无所不为，马来人视他们如同猛兽。那时如要制止孩子哭，只需喊声“英国醉鬼来了”，孩子便吓得不敢再哭了。又如新加坡如何落入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作者作为历史见证人也有相当详细的描述。英国殖民者先用甜言蜜语引诱封建主东古·朗出来，把他扶上新加坡素丹的宝座，让他签订出卖新加坡大部分主权的条约，使他成为食英国俸禄的傀儡。而英国人在新加坡站稳脚跟后，又以削减俸禄相威胁，逼他交出全部的管辖权。就这样，英国殖民主义者不费一兵一卒便拿下了新加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老奸巨猾和背信弃义的嘴脸以及马来封建主的腐败无能。
另外，书中有关新加坡华人社会和鸦片战争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当时华人在新加坡已经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华人的秘密结社“天地会”曾把新加坡殖民地社会搅得天翻地覆。阿卜杜拉对此也颇为关注，曾亲自去作深入的调查和了解。书中有一章专门讲新加坡华人“天地会”秘密结社及其开展反英活动的情况，是作者亲自冒险深入“天地会”秘密据点进行调查的记录。可惜的是，作者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把“天地会”看做是黑道的非法组织，只着重于描述其帮会特点而看不到其反帝的一面，这与他过于亲英不无关系。同样，在讲到鸦片战争的起因时，作者也偏听偏信英国人的诽谤，说“英国人要打中国是因为中国人在其国内对待英国人过于残忍”。当时新加坡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一个后勤基地，作者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新加坡各族人尤其是华人对鸦片战争所持的态度和立场。我们可以看到华人在战争初期所表现出的高涨的爱国热情和战争失败给他们带来的沉重打击。如此翔实地描述鸦片战争在华人社会中的反应在马来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阿卜杜拉传》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在马六甲和新加坡任职期间所经历的社会风云和时代变迁。作者通过两种文化的对比，敢于肯定和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先进性，批判本民族封建阶级文化的落后性，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作者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当时民族觉醒的思潮尚未出现，作者显然缺乏民族意识，往往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进步的一面所惑而对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本质以及它给马来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视而不见。这是作者最大的局限，也是这部作品最大的缺陷。
阿卜杜拉的作品主要是传记和游记。除《阿卜杜拉传》外，主要作品还有《阿卜杜拉赴克兰丹航游记》（1838）、《阿卜杜拉赴吉达航游记》（1854，未完成，作者死于途中）。这些作品都带有纪实文学的特色，含有社会批判的内容，不是一般的游山玩水的游记。作者通过途中之所见所闻直接议论当时的社会风气，针砭时弊，特别是拿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对马来封建统治者的腐败和无道从不放过批判的机会。阿卜杜拉也发表过一些诗作，较著名的有《新加坡大火记》（1838），也属纪实之作。此外他还整理出版了马来经典著作《马来纪年》，对马来语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阿卜杜拉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无疑给马来旧文学以巨大的冲击，他的创作已冲出旧文学的樊篱，但尚未迈入新文学的门槛。他是一位过渡性的作家。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在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过渡中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然而他似乎又过于超前，当众人还在沉睡的时候，他已梦醒而起。因此他只好孤军作战，他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呼声成了独行者的空谷足音，没有响应者。应该看到，由于阿卜杜拉当时还没有民族意识，其呼声并非为了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相反，他的过于崇洋的表现，不但会掩盖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本质，还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因此，他的创作还不能列入新文学的范畴。但无论如何，阿卜杜拉在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和科学、民主、法治思想方面，在打破封建文化的传统堡垒和开展社会批判方面，在开创文学新式样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功不可没。可是，由于他过于超前和缺乏民族意识，在他逝世后便没有后继者，有相当一段时间出现了空白。
第三节 何塞·黎萨尔
何塞·黎萨尔（1861—1896）是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菲律宾国父，同时又是菲律宾乃至东方近代反帝反封建觉醒文学的伟大旗手。他把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全部献给了菲律宾的民族解放事业。
黎萨尔于1861年6月19日出生在吕宋岛内湖省卡兰巴镇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曾祖父是中国福建省泉州人。他3岁跟母亲习字，8岁已能用他加禄语写诗和短剧，被誉为“神童”。10岁时，他母亲被诬告企图谋害西班牙军官而坐牢两年。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1872年爆发甲米地起义，三位领导“教会菲律宾化”的爱国神甫被西班牙殖民当局绞死。这又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他下决心要为民族解放献出自己的一切。
1877年他在马尼拉阿登尼奥学院以最优成绩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入圣托马斯大学攻读医学。1879年他发表著名的爱国诗篇《献给菲律宾青年》，号召青年们树立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为争取民族的美好前途而奋斗，并第一次提出祖国是菲律宾而不是西班牙，要求青年们“昂首阔步，焕发精神，用丰富的才干来显示祖国美好的希望、光辉和庄严”。而后他又写了一出讽刺短剧，对西班牙殖民官吏和传教士的虚伪狡诈进行揭露和鞭笞，为此他遭到迫害而不得不离开菲律宾。
1882年，黎萨尔到西班牙马德里入中央大学攻读医学、文学和哲学。获硕士学位后，他转赴法国巴黎专攻眼科。1886年他又转入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和心理学，同时潜心研究欧洲的古典文学，曾把德国席勒的名剧《威廉·退尔》和丹麦的安徒生童话集等译成他加禄语。可见黎萨尔在欧洲留学期间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文化和文学，这为他开创菲律宾的新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87年，他创作的第一部反殖民主义长篇小说《不许犯我》（又译《社会毒瘤》）问世，对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和反动教会的罪恶行径进行深刻的揭露和血泪的控诉，使殖民当局惊恐万状。小说出版不久便被列为禁书，而黎萨尔回国不到半年又被驱逐出境，重新回到欧洲过流亡生活。殖民统治者的迫害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1889年他在马德里同其他菲律宾爱国志士一起创办《团结报》，从事唤起民族觉醒、要求变革现状的革命宣传工作。
1891年，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他完成了《不许犯我》的续篇《起义者》（又译《贪婪的统治》）的创作。这是他的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两部小说是黎萨尔的代表作，也是菲律宾人民反抗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一部檄文，后来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定为他从事谋反的一部分罪证。1892年6月，黎萨尔返回祖国，一个月后创建“菲律宾联盟”，提出“把整个群岛统一成强大的民族共同体”这一明确的民族斗争纲领。不久他又被西班牙殖民当局逮捕并被流放到棉兰老岛的达比丹要塞达4年之久。1896年8月，卡的普南武装起义动摇了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基础。殖民当局对起义实行疯狂的镇压，而黎萨尔这一次又被控犯有“组织非法团体”和“通过他的写作煽动人民叛乱”等罪状而被处以死刑。同年12月30日清晨，他在马尼拉巴贡巴扬广场慷慨就义，终年才35岁。关于黎萨尔就义时的悲壮情景有十分感人的记载。
他的未婚妻，旅居中国香港的爱尔兰姑娘约瑟芬·布蕾肯与他举行临刑前的婚礼。与此同时，他还写下长达70行的绝命诗《我最后的告别》（又译《最后书怀》），倾吐他对祖国的满腔热爱，表达一位爱国者为国捐躯而终生无憾的丹心。当刽子手朝他背部开枪时，他以非凡的毅力把身体转向右方，使自己的身体倒下时能脸部朝上，以便能最后看到祖国湛蓝的天空和冉冉升起的朝阳。
黎萨尔的一生很短暂，但所发出的光芒至今仍照耀着东方被压迫民族千千万万爱国者的心。他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也一直激励着后人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把东方文学推向现代发展的道路。黎萨尔的文学创作在诗歌和小说方面的成就最大。他的诗歌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以抒情为主，表达的是一位爱国者对祖国执着的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无比关怀。黎萨尔创作的诗歌数量并不多，约有37首，但每一首诗都凝聚着他对祖国的深情厚爱。尤其在留欧期间，对祖国的眷恋成了他诗歌的基调。他在《致得尔堡之花》一诗中，对着德国的花朵低声嘱托：
去吧，异国的花朵，去到我的家乡，
让旅人把你们撒播在他的路上。
在那里，在祖国的蓝天下，
有我心爱者的住房。
请告诉他们我忠贞的信念，
就说游子在叹息，在思念他的故乡！
短短一节诗就把一个海外赤子之心表露无遗，越是远离祖国，对祖国的怀念就越强烈，诗人在诗中继续对着异国花朵嘱咐：
当你们飘落在我祖国的海岸，
请把我给你们的吻，
寄托给微风的翅膀，
让我的吻随风飘扬，
把我所热爱、敬慕和爱抚的一切吻遍。
诗人对祖国家乡魂牵梦绕的思念并非一般的思乡之情，而是拳拳爱国之忱的充分表露。
这种崇高的思想感情也贯穿在诗人的其他诗作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首诗《我最后的告别》中，表现得最强烈和最感人。面对着死亡的降临，诗人想到的只有祖国和她的命运。他一开头就向祖国呼唤：
永别了，敬爱的祖国，阳光爱抚的国土。
您是东海的明珠，我们失去的乐园。
我忧愤的生命，将为您而愉快地献出，
即使它将更加辉煌壮丽和生机盎然，
为了您的幸福，我也乐意向您奉献。
诗人知道生命很可贵，但能为祖国而死，躺在祖国的怀抱里，他便感到无比幸福而今生无悔。他在诗中继续写道：
啊，我倒下去有多么幸福，为了让您永远高耸云天，
我要为了您的永生而死在您的怀抱，
长眠在您的锦绣河山。
这就是鲁迅说的“真挚壮烈悲凉的”爱国者的心声。这声音不但大大地激发了菲律宾人民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爱国热忱，也深深地鼓舞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的斗志。这首响遏行云的爱国壮歌很早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把它翻译过来时将其标题改为《墓中呼声》。这首诗也于1944年传入印度尼西亚，给正在进行独立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印度尼西亚作家罗西汉·安哇尔在《黎萨尔的名字在印度尼西亚》一文中说：“没有一个人——至少是所有的翻译者本人——能预见到黎萨尔的诗竟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而且我们也没有料到《我最后的告别》一诗在印度尼西亚革命初期会如此反复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这说明了黎萨尔的绝命诗已超越菲律宾的国界，成为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号角。
如果说在诗歌创作上，黎萨尔是位热情的浪漫主义者，那么，在小说创作上他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的两部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是19世纪下半叶菲律宾殖民地社会悲惨现实的真实写照。前者着重于揭露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及反动教会的罪恶本质，向人们展示菲律宾人民血淋淋的受难图。后者着重于描写菲律宾爱国志士探索民族出路的艰难历程，告诉人们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探索正确的道路。
黎萨尔写《不许犯我》时已意识到他是在冒大险，做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他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包含着一些至今谁也没有讲过的问题，因为人们对这些问题都非常敏感，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去接触。我想做在我之前谁也不愿意去做的事。我敢于回答几百年来对我们和我们祖国的诽谤。我写了社会情况，写了生活，写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意愿，我们的不幸和悲苦。我揭露了伪善，这种伪善在宗教的面具下，在我们中间传播，把我们贬低，降到牲畜的地位。”的确，黎萨尔是第一个站出来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的作家，他的创作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揭露殖民统治者的累累罪行和反动教会的伪善面孔，让菲律宾人民认清敌人，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小说正是这样，通过主人公伊瓦腊的悲惨遭遇向人们揭示这样一条真理：在残酷的殖民统治下，企图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去实现民族理想，纯属幻想。
小说主人公伊瓦腊是位有远大理想的青年，出生于富裕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被西班牙人和神甫们陷害惨死狱中，其尸体还被他们从坟墓中挖出扔进湖里。但这时伊瓦腊还为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和反动教会神甫们的伪善面孔所蒙蔽，对他们仍存有幻想。他说：“我心中的最大愿望就是我的国家繁荣幸福。这是要由西班牙母国和本国同胞的共同努力来实现的。”他满以为通过合法的改良主义道路就可以改善自己民族的命运。所以他从欧洲留学回来后，便致力于教育救国，积极兴办民族学校。殊不知连最温和的改良要求也不为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和神甫们所容忍。就在兴办学校的过程中，一个阴谋接着一个阴谋向他袭来，先是想用鳄鱼将他咬死，后又在学校奠基典礼上制造事故想把他压死。所有的阴谋失败后就制造暴乱嫁祸于他，终于将他逮捕入狱，开除教籍，还强迫他的未婚妻克拉腊同他分手。伊瓦腊从自身的可怕遭遇以及许多菲律宾人的血泪家史中开始认清西班牙殖民统治者及其帮凶反动神甫们的罪恶本质，找到了民族灾难的真正根源。他说：“现在，我已经看到侵蚀我们社会的那个可怕的毒瘤，它紧紧地附在社会的肌肉上，它需要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把它连根挖掉。”他终于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于是决心走另一种道路。他说：“我要教会他们不去考虑什么爱情，世界上只有互相吞噬的狼；我要鼓动他们起来反抗压迫，并且宣布争取自由是一个人永恒的权利！”他决定采用暴力手段“以暴抗暴”，去实现他的民族理想。后来他越狱成功，逃亡古巴，准备开辟新的征途。
续篇《起义者》所集中描写的就是伊瓦腊的另一个战斗历程，也是他第二次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他在古巴流亡13年后改名席蒙返回祖国，以大珠宝商和总督顾问的身份开始实行他的“以牙还牙，以暴抗暴，以罪恶对付罪恶”的新的斗争策略。他利用总督的贪婪，极力“怂恿他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以激起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强烈仇恨，加速社会毒瘤的溃烂。经过精心策划，他成功地让所有上层的殖民官吏和神甫们都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准备用暗藏的炸药把他们“炸成一堆垃圾”，一举消灭“一切罪恶的根源”。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的爆炸计划彻底失败。他再次感到幻想破灭，在敌人的追捕中终于服毒自杀。
伊瓦腊的两次探索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其历史局限性和个人局限性所导致的结果，但对菲律宾的民族运动却有深刻的意义。首先，它打破了人们对殖民统治者和反动教会的幻想，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其次，它告诉人们，通过改良主义或个人冒险主义的道路是不能挖掉这个“社会毒瘤”的，应该去探索更正确和更有效的民族解放之路，那就是动员人民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彻底摧毁殖民统治，去夺取民族的完全独立。
黎萨尔的这两部杰作，不但主题鲜明，思想性高，其艺术成就也十分突出。小说没有政治说教，而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正反面人物的典型形象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冲突向我们展示那个时代菲律宾殖民地罪恶社会的全貌。小说的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尤其小说的主人公伊瓦腊，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当年叱咤风云的民族运动开拓者和先驱者的光辉形象和精神面貌。
黎萨尔战斗的一生和他的文学创作为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东方觉醒文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诗歌将继续为争取平等自由的人们所传诵；他的两部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则已被列为世界名著，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思考题
1.简述殖民统治下的民族矛盾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对近代东南亚文学产生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
2.如何分析和评价反映在阿卜杜拉·门希身上的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冲撞？
3.何塞·黎萨尔如何成为东南亚民族觉醒文学的先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