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国家所处的状态——现在欧洲的人口也许要比凯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休谟所提出的一个估算人口的尺度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当前的人口增长都很缓慢——对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抑制——结合英国的情况对第一种抑制——预防性抑制进行考察。
接下来的历史，人类便进入了畜牧和耕种混合的状态。现今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这一状态，虽然两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在各国有所不同。因而考察这种状态时，我们可以借助于日常所见、实际经验和每个人所能观察到的事实。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不至于怀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某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是不可靠的。他们之所以夸张的原因是，即使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聚集到一起迁移寻找新地盘时，也会显得异常庞大。除了这种庞大可怕的外表外，类似的迁移还会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所以无怪乎南方弱小的国家认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过现今较为直接和正确地考察，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英格兰的某个人在路上经常看到有人从威尔士和北方把牲畜赶到南方来，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英格兰最富庶的地区那样荒唐可笑。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数量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我认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是：如果一国的领土足够大，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那么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断言，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从整体上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下面的事实，即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相当多，而用不着再花时间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是非常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到底是哪些罪恶和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休谟曾著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问题。虽然在那些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当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阐发与他不同的观点。正如休谟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可他却似乎并未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并且没有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做出任何判断，即使能从中做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大相径庭的结论。
如果我们发现古代某一历史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并不能推论说，当时的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恰恰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还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可以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难，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也许实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已经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现代国家有许多男女仆人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恰恰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稀少。我的推论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这应该证明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已经很稠密。不过，我的推论也不可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
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可以使我们知道人口在这些时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记载中都有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早婚。可是，亚当·斯密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耕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所知道的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了频频发生的饥馑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对减少人口有帮助。
看一下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状况，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成为畜牧国家以后人口有很大增长，但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二十五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增长一倍。事实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慢的原因，不能说成是两性间情欲的衰退。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同以前一样强烈。
那么，为什么人口没有迅速增加呢？只要仔细看一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随便哪一国都可以代表所有国家），就可以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答案在于，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指的是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识极的抑制，指的是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原本应该给予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可以拿它做为例子。对它的评论，只需稍加修改，便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预防性抑制在一定意义上似乎影响着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即使是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想到成家后要节俭度日，要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也会因此而不娶妻。当然，在上层阶级中，这种顾虑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所考察的社会阶层愈低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也就愈大。
一个受过普通教育的男子的收入仅足以列入绅士阶层，那么他肯定会感到，如果结婚成家，他出入社交场合时，将不得不与中等农场主和下等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当然会选择与自己情投意合、有同样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为妻，可婚后由于今不如昔的社会地位，妻子却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忍心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与她的志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吗？他正处在社会阶梯的转弯处，如果再往下退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降到了愚昧无知的人当中，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非是杞人忧天，而确确实实是灭顶之灾。要想使社会交往令人满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必须是自由、平等、互利的，即相互间有来有往，而不是像食客与主人或富人与穷人那样的关系。
显而易见，这种种考虑使该阶层的许多人不能遵从早恋的自然倾向。另一些人则由于情欲较强或判断力较弱，而冲破了这些限制。如果从像纯洁的爱情这样甜蜜的情欲中获得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的话，这也许是没有疑问的。不过有时并非如此。但我认为必须承认，这种婚姻带来的较为普遍的结果，不是抑制了谨慎者的远见，而是证明了谨慎者的远见是有道理的。商人子弟和农家子弟常被告诫不要急于结婚，当他们在商业或农业上未谋到能养家糊口的固定职业前，他们也往往觉得有必要遵从这一忠告。要做到自立，非得达到一定岁数不可。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缺少农场，行业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因而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每日挣18便士的劳动者，过单身生活也许还很舒服，若要把这点仅够一人用的钱分给4、5个人用，他就不免会有所踌躇了。为了和自己心爱的人共同生活，他得节俭度日，得更卖力地干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动一下脑子，他肯定还会意识到，若他生育很多儿女或随便遭到什么不幸，那么不管他怎样节俭，怎样卖力干活，都将难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们挨饿，或不得不丧失自立地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每个男子无疑都渴望自立，害怕丧失自立能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教区法比其他国家的教区法都更有损于这种感情，其目的是逐渐削弱这种感情，以致最后完全磨灭这种感情。
绅士家里的仆役，遇到的是更坚固、更难以冲破的对贸然结婚的限制。他们几乎享有和主人同样充足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安逸的生活。与劳动阶级相比，他们的工作轻松，食物精美。他们觉得不如意时，可以调换人家，因而依附感并不那么强烈。生活如此舒服，结婚以后的情景又会怎样呢？他们不具备经营商业或农业的知识和资本，也不习惯于从事经营活动，因而无法以日常劳动为生，惟一的归宿似乎就是破烂肮脏的小酒馆，这对未来的生活来说，肯定不是十分诱人的前景。所以，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会使很多仆人畏缩不前，满足于现在的独身生活。
如果以上对英国社会状况的简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实的（我认为我并未夸大），那就得承认，在这个国家中，对人口的这种预防性抑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所有社会阶级。一切古老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实际上，这种对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后果十分突出，它使得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卖淫现象，卖淫不断地使两性都陷入到无法解脱的不幸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