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常治均，陕北绥德人，1929年出生，今年83岁了。这辈子记忆最深的是打仗，是跟随毛主席、彭总司令跟国民党正规军打仗，一仗接一仗，从陕北打到西北，一路打到兰州，打到皋兰山，一直打到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迎来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毛主席在首都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绥德地瘠人贫，连年荒灾，无以为生。1926年，我的父母只好带着全家6口背井离乡地去逃荒，一步一步地从绥德来到延川。在延川，我渐渐长大记事，慢慢知道了红军。那时，知道红军是源于国民党的宣传。他们说：“红军共产共妻抢人抢东西，可坏了。”弄得一路逃荒的老百姓心里都很害怕。事情总是这样的出奇，这样的怪，越是怕啥，越是会碰上啥。
1935年，我们在逃荒的路上，偏偏就碰上了红军。红军见了成批逃荒的老百姓，不抢不抓，而是很和蔼地告诉大家，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不欺压穷人，毛主席已经来到延安，现在陕北是苏维埃边区了，大家不要再四处逃荒了，都回家去吧。可是大家已经离开了绥德，马上就到延川了，家家都是拖儿带女的，怎么能再回去呢？红军看大家为难，就不再勉强了。就这样，我们落脚在延川。延川离延安很近，那里地广人稀，荒地很多，我们全家就在那里开荒种地，勤苦耕种，不久有了收成。之后，延川也像延安一样，搞土改，分田地，分牛羊，使用延安的货币。我还记得当时延安使用的那种货币，非常特殊，它是用白布制作的，上面刷着油墨印制的钱数字样。老百姓亲身体会到红军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都拥护红军，拥护陕北苏维埃政权。后来，哥哥们在延川扎下了根，父母却又想念起绥德来，就带着我回去了，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家。
1946年，我在绥德参军了，部队番号是新四旅六纵队，由西北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总指挥，是一支保卫延安的部队。我在四十九团三营八连当战士，从此，开始了我的军旅战斗生活。
我打的第一仗是在陕西三原，敌人是国民党的铁十八团，战斗打得很激烈。我因为年龄小，排在倒数第二，后面是断后的副班长，班长是带领全班冲锋在前的第一个。这次战斗，我抓住了敌人的一匹战马，受到了班长的表扬。第二次战斗，我们辗转来到甘肃的庆阳。庆阳这一仗，双方争斗得很激烈，多次交锋不分胜负，后来终于拿下了，胜利了，但是我们的部队也有不少伤亡。没办法，当时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好，人家有汽油燃烧弹，那玩意儿沾到身上就起火，越拍打火越大，只有倒在地上或石头上打滚才能压到它，扑灭它。和我一起参军的几个战友，就这样牺牲在这里，回想起来，他们参军都还不到一个月呢。
年末，部队奉命向南泥湾附近的马兰撤离。路途中有个关门子，敌人利用有利地形把我们拦截在几头，部队只能迂回过关。为了防止敌人突袭，我和一位老兵奉命到一个山梁上去放哨。当时正逢寒冬，我们站在没遮没掩的山梁上，冻得手耳生疼，晚上也没人来换岗。老兵见敌人点火取暖，就带着我在山梁上又转了一圈，重新回到关门子，这时才知道部队已经安全撤离了。我俩就趁着黑夜，绕过敌人的封锁线，穿过重围，一路急行才来到一个远离敌人防区的骡马大店。走进去一看，我的个老天爷，我们一个排全都挤在骡马大店里呢！
1947年，我们部队来到南泥湾，在那里一连打了三天仗，成功地掩护毛主席撤离了延安。之后，我们开拔到清化砭，跟敌人的主力干上了。干上了，就狠狠地打！一直打得敌人丢盔卸甲，狼狈逃窜，我们大获全胜。这是欢欣鼓舞的大胜仗，我们没有伤亡一兵一卒，却痛痛快快地消灭了敌人的一个劲旅师！那次战役，晚上我们埋伏在山下，一声号令，全面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天明的时候，我们眼看着他们的将士缴械投降，缴获了那么多的机关枪和辎重设备，心里真是乐开了花。跟着彭总司令打仗就是痛快。对于投诚我军的俘虏，通过我们的教育训练，转化为人民子弟兵，然后再补充到我们的部队里来，一起跟随毛主席打天下。
清化砭战役后，士气大增，战斗力很强。我们乘胜进发来到羊子河，一口气竟然消灭了敌人的两个师！接着，冬去春来，我们呼吸着春天的清新气息，嗅着空气里弥漫的草香，翻山越岭去打蟠龙。为什么打蟠龙？因为那里有敌人的军备仓库，里面囤积着大量的后勤军需物资。敌人在那里布控了一个加强团，大约4000多人，可谓重兵把守。
我们的八连连长，原是一位绿林好汉，非常善于打仗，他作战勇敢，指挥得力，我们跟着他取得了很多战绩。这次他带领我们不知爬过多少山头，走了多少山路，才来到蟠龙。晚上，他指挥队伍运动在仓库周围，连夜攻打。他说，咱就打他一个趁其不备。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连长带着我们冲锋在前，就在接近胜利的当口，敌人密集的枪弹射中了连长的头颅，他倒下了，牺牲了，年纪不过30出头。由于八连伤亡很大，营长命令我们八连撤下来，九连上，九连就成了主力，我们成了辅助。营长继续指挥战斗，战斗异常惨烈，我们打得只剩下一个排，营长也牺牲了，好不容易才取得胜利。
蟠龙战役，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敌人在仓库周围设立了许多暗堡，他们躲在暗处射击，使得我们被动作战，牺牲很大。西北战场很大，我们的兵力其实并不多，主力部队只有两万三千人，要跟武装到牙齿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干，绝非容易。但是，蟠龙战役我们以少胜多，还是胜利了。中午，召开了胜利大会，周恩来、彭总司令都讲了话，表彰了参战部队。
大会之后，4月间，部队奉命向合水、庆阳方向开拔。因为此刻，西北军阀马步芳率军来到这一带，企图实现蒋介石对他的承诺：“凡是你打下的地盘，就全归你。”我们在合水跟马步芳打了个平手，没抓到几个俘虏。然后去打三边，即安边、靖边、定边。之后再打榆林邓宝珊的二十军。打完榆林，转眼到了六七月，这时胡宗南的援兵来了，援兵就是钟松率领的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这个人打仗很牛，指挥战争很有一套，毛主席差一点被他抓住。那次三十六师在山梁上过，毛主席就在他们过的山梁下的山洼里走，一上一下擦肩而过。还有一次，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决定让毛主席撤离延安，过了黄河向东走。可是，党中央并不知道钟松就守在河东，正等着毛主席落入他的圈套。还是毛主席高明，他到了黄河岸边想了想，决定坚决不过黄河了，而是向西走，沿着黄河一路向西走，结果钟松失算了，毛主席搞赢了。
这一次，我们在沙家店和钟松的三十六师遭遇，天上飞机大炮，地上机关枪手榴弹，真是枪林弹雨。可是，我们不怕。我们按照毛主席和彭总司令的战略战术，机智勇敢地跟他们兜着圈子打。你在天上扔炸弹，我们就待在垴畔上隐蔽起来射击你，你枪林弹雨地射击炮轰，我们就巧妙地运动和你周旋，消灭你的有生力量。结果几天下来，我们活捉了钟松，三十六师全军覆没。
年底，部队开始“三查”，整军整训，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政治觉悟。
1948年刚开春，我就跟随部队来到陕西与山西交界的黄河渡口，参加著名的洼子街战斗。这里的山是石头山，跟黄土高原大部分的山不同，工事相当坚固，驻扎着国民党青年军事才俊刘勘的两个团。刘勘年轻有为，是很受蒋介石器重的一位国民党军事精英。国军中一些老奸巨猾的国民党将领，为了躲避和我们一野作战，就趁机吹捧抬高刘勘，说他“年轻有为，指挥有方”，刘勘就盛气凌人地率军来了。
正月十五前后这里下了一场大雪，参谋长建议刘勘“绕道慢行”，刘勘不听，坚持“直扑快赶”，结果直接落入我们早已埋伏的包围圈。那一仗打得活像瓮中捉鳖，又像黄鼠狼钻风箱，有来无回，打得很是痛快。
这一仗，刘勘的参谋长炸伤了肚子，几万大军成为我们的俘虏，此时的刘勘不耻兵败被俘，他掏出手枪与其妻共同自杀身亡。刘勘死后，尸体运往南京，蒋介石当时正在西安，听说英才丧命，非常震惊，急忙赶往南京，亲自参加葬礼，并为之鞠躬哀悼。
之后，我们去打洛川，继而转战宝鸡。在滨州，我们抢占了敌人的军械库，获得了大量的战备军用物品。我小小的身量，一气背了九匹大布，然后随军步行，从滨州到德隆，再从德隆背到华亭，长长一路几乎都是步行。有一阵用过毛驴，可是毛驴长途攀山，道路崎岖，使不上力，牲口累得摇摇晃晃很是可怜，只好放了毛驴，还是靠自己背。当时昼夜行军，又困又饿，不知不觉走着走着就睡着了。睡着了，人就踏空落在山崖下，惊醒过来，再背起布来往前走，直到赶上部队，大家轮流背，才轻松了。
到了长庆桥，麦子已经出穗了，穗子上有了麦粒。这时，敌人的飞机来了，敌机飞得很低，很快就发现了我们，不断往下丢炸弹。我们避过飞机，随即跟他们的步兵遭遇上了，双方就开火交战，连打三天不分胜负，互有伤亡。后来双方休战，我们就来到镇原管辖的童子镇，很多部队都集聚在这里休息。我倒在地上就睡着了，睡前吩咐旁边的人走时叫醒我，可能人家没叫醒我就走了。待我猛丁醒来，吓了一跳，一看人都走完了，赶忙爬起来，揪了几个麦穗，搓了几个麦粒填进嘴里，就一路小跑地往前追，直到天亮才赶上队伍，总算没有掉队。
我们四十九团的团长叫吴运生，后来在青海当司令员，不久前去世。他带领我们在崖畔山打了一仗，那一仗敌强我弱，南北夹攻。敌人上了火箭炮，我们的伤亡十分大，一次次的冲锋，一批批的伤亡，一个个连长、营长带着队伍冲锋，上去就没再回来。最后阵地只剩下十几个人，还有的缺胳膊少腿的伤残了，听到枪声越来越稀，我和山东大个子韩凤歧运动着打枪，顺着山沟滑下来，追击敌人。山间一片寂静，战斗已经结束了。我们一个600多人的团，剩下的人已不足一个营，山沟山坡到处都是牺牲倒地的战友。我和韩凤歧沿着山沟从死人堆里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终于走出山沟来到大路。在三岔路口，我们发现了自己队伍的路标，急忙撵上。撵上的是后勤部队，不是作战部队，人家不管我们。我俩身上只有两颗手榴弹，鞋也跑烂了，就这样赶到韩城，才知道部队到了和津，正在整训。原来，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起义了，我们不用跟他们打仗了。这里水草丰美，部队在这里得到了休整，征募了新兵，补充了人力物力。
1949年，我们先在渭南、邓城奉命战斗，4月解放了西安。这一仗打得很苦，城楼没有遮蔽，敌人居高临下，重兵守卫门楼。但是仍旧没有能够阻挡我们的进攻，我们解放了西安。
这时，马步芳又来攻打咸阳，蒋介石故伎重演，又给马步芳下达密电，说：“胡宗南把陕北丢了，你要占领陕西，你打下的地盘全都是你的。”马步芳用的是骑兵，骑兵作战有利有弊，我们集中打击，马步芳就赶忙掉头西走，企图在六盘山堵截我们。彭总一眼识破马步芳的意图，毅然率领我们的部队抢先占领了六盘山，把马步芳的两个骑兵师全歼在了六盘山的深山大沟，六盘河水都染红了。
于是，马步芳退守兰州，将皋兰山弄得个固若金汤，工事建造得非常坚固。
8月，华北地区已经全部解放，华东地区大部分地区也已解放，国民党政府已经是江河日下，势在必败。华北部队也赶来参加兰州战役，彭总亲自坐镇指挥，命令华北部队主攻北线，四军主攻狗娃山、沈家岭，我们六军主攻皋兰山。我们在皋兰山的头崾子、二崾子狠打猛攻，23号又转战到后五泉，最先拿下了敌人的山头。然而，就在这一战，我们的连长陈玉雷牺牲了，我也被敌人打中，受了重伤，子弹从我背脖斜穿而过，打碎了右肩，立即昏死过去。之后，被抬到陆军医院，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加上我以前腿上身上的多处伤残，被陆军医院确定为三级甲等伤残，从此成了残废军人。事后，我才知道那次战役，我们连打得只剩下十来个人，排长也只剩下韩凤歧大哥一人了。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全城欢呼。彭总司令来到陆军医院，一一看望我们在兰州战役中受伤的伤病员。在医院，彭总司令亲切地勉励我们，并亲自授予我“人民功臣奖章”和“解放西北纪念章”的光荣勋章。
后来，我作为残废军人来到地方工作，仍旧以一名普通战士的姿态出色地工作，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从来没有居功骄傲，或者把自己当作“功臣”。1983年退休，享受正县级待遇，很知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