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颁天下同文之国。使书于策者无不郑重雅驯。盖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圣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即尧舜之道也。幽平以后为史官者，褒贬劝戒不昭明，赴告策书违旧章。孔子乐尧舜之道而欲措诸实事，因当代史书着其是非，举周公之制而申儆之，使三百四十年之纪载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义者贬而责之、诛而绝之，虽属辞有文有质，叙事有详有略，苟非有害大义，皆因旧编，不必更易。故其为法直而不显，讳而不盈。直而不显者，以义斥其事，不必显设于文。后人因文求义，则其事亦明。讳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犹必不能掩志史之所书，讳其迹而着其志，后人因志以察迹，则向之所讳，原未尝掩其实，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阙文，有微词。阙文者，旧史阙误不复补缀改正，恐拟度意指而失当时本质，则为舛为讹，后人据其舛且讹者为正义，则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宁阙如也。微词者本为逆事，委曲其词，以从顺理，以为臣子之义，固当讳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顺理不灭，虽人以曲文见责，犹未失大顺之义，不以激烈之空言触权贵之怒、婴直言之戮，则人不以行义为杀身之具，亦可保全大义，使不没于人心。盖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绝也，故其书可以制治未乱，又能拨乱反正，贯通百王，生成万物，舆日月并而不息也。后之史书既无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杂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违天地之心。论理不主于善，不协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纯粹，叙事大小错乱，真伪纠纷，先后舛午，宾主易位，雅俗杂沓。或言其始不言其终，察其一不通其类，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归宿。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详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备者犹抱恨以终其身，张衡之于汉仪是也。汉家六世而有史书，私作本纪，非奉命供职。班固因之，几受私修国史之祸。既受诏，许成其书，犹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而后就，故西汉之史遂能远绝后世。东观以来，以史馆丛文士，其法渐替。陈寿甚有史才，而迁、固以记繁志寡专美于前，故寿亦慕之，不尽其才。范宁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弃经任传既有成法，故宁亦仿之，未尽其意。史所以翼经，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经，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经。记传所以证史，而记事者多取不经之说，其害使人信非经而疑正史。皆信道未笃，辩博是务也。故帝王世纪其说甚多，班氏作律暦独引郯子之言为征，以其见诸经传，为可信从。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经，郑氏说诗亦先谱列侯世家而后及篇什，盖变风多里巷之事、儿妇人之言，若不本诸国事，不可入经。是以说经之法必本于传，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夫圣人删诗，必使善恶并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盖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况史籍之书所以继往开来，世代不能无治乱，君举不能无得失，犹山川不能无险阻，昼夜不能无明晦。若为善之事则详，为恶之事则略，是古今不相续，而人世有断绝矣。人君恶史氏之不讳，故置总裁官以盖藏其恶，又时时观史以箝制其直词，既无古来列国皆有史书之例以相塞考，故柱下之史不过颂美称德，盖有不入学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虽多，而诚实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后，遂以史籍为可有可无之书，而前代之史绝不属意，然则史事不几绝哉？且读史之法亦不可不讲也，夫载事之书容有过其实者，读者当识其意而已。凡大体之得失，所以昭劝戒于来世，他若制度原委，处事方略，财赋盈缩，用兵胜败，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权应变者。守其常而通其变，则经权皆能尽善；逐于变而弃其常，则成败皆必有损。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数险诈之事，亦一时风气所为，又有虽无名位而其人亦能间大事成败，造祸福端倪，有世道之责者或驾驭之，或防闲之，不使逸于检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遗漏也。故读史者必深识三才去就之理以决治乱得失，当知治乱因乎得失而治乱之源流不尽在得失中。有小事无失而所坏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当知是非决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尽在是非中，惟当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不当抽出书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议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处匏瓜之系。又不当辄徇己见，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尽符五经之指，即不能契合圣贤之心，虽意在劝戒，而大指已乖，劝戒皆谬也。总之阅一史毕，然后更读一史，此许鲁斋之法。秦人罢侯置守而史亦废，此程子之论唐时。事事覆车，代代冰鉴，此朱子之说。管读史关键也。班氏汉书小序是非纯正，去取分明，每章不过数言，而治乱之形，贤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诵述及，此亦可知为政之大纲，立身之先务。左氏一书，隐桓之际传闻多略，而臧氏、展氏颇载其事。盖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纪载，故左氏有所据以立传，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详，又藏书甚多，参考古今立言之准，又读书有法，不以偏霸小术闲厕正道，然后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卫，故传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录其著作甚详，此二家学术之别也。公孙弘、卜式皆见诋于司马，而班氏犹为之表章，盖事久论定舆。并时而生者，爱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际其辞微，犹书其事也。王通作元经，褒贬不及仁寿，则不敢笔削本朝之事矣。此又先后事势之别也。
论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宣，犹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故阴阳相错之谓反，物我相交之谓文。入则有夫妇，出耻有友朋。位有君臣，体有左右。程子所云一不独立二则为文也。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为本统，而附续万类。凡王政人事法度无不丽焉。故文章非一人之事，为文非私己之业。取其可继微旨，可通王道，彪炳于阴暗之时，经纬于明备之日。不本乎天谓之诞，不益于人谓之鄙，君子不好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所以立德也。充然于心，盎然于身，因而授诸简札，所以居业也。忠信为进德之质，德日积而不自知。修词有可见之迹，是以为所居之业。进德之实，可于修词验之，君子终日干干，犹不免以词见者，所以自考也。以为非敬不立，非义不宣，惟此可以观心而为德所托也。人之有益于世者，莫如功业。功业既成，则可转乱为治，转不肖为贤。然功业不可人人而为，为功业者，又未必称其所学之志，故不可无著述之业，辨析义理，使明白痛快如披云雾而覩白日，亦能以治易乱，以贤易不肖也。然著述之业有指趣、有条目。指趣体也，条目用也。明道有明道之体用，事功有事功之体用。有体而无用，可谈说而不可施行。有用而无体，施行虽赫奕而义理无根株。易之为书，至约之理存乎卦之画，至广之义发乎爻彖之辞。昼本乎天地，辞括乎人事。本天地为体，括人事为用。此易所以为文字之祖也。圣贵为学，合义理以为体，授诸简编，则又包括庶事而为用，其所授简又可自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义理之体，而随其日新递益者，又足为体中所具之用。此圣贤所以为文字之源也。盖著述所以立法，立法所以经世。故学不苟传，必求天地之心；文不苟作，必协动静之义。揆天道，质人情，按古法，正时事，所谓文也。盖由存诸心者，精明纯粹。精明则有光采，纯粹则无瑕疵。既己精明纯粹，则常矜乎人之未至于是者，未免处乎暗室，行乎危途，不得已而著书立说以开示之。其约也，所以举其大纲；其详也，所以示之节目。约非不足，详非有余，以为天道有示人之处，人事有应天之处，使吾之是非曲直无不与天地休咎祸福相应，然后从吾说者能免鬼神之谴责、人主之刑罚、阴阳之灾沴、人类之伤残也。扬子曰，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鹑兮。言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启导人心，援手而进之，相与游处，淳乎其安之也。若不以拯援为心，则圣贤不著书矣。且天地灵异之气不常流露于世，其笃生也必有为，其成质也为大庆，与天下后世共登仁寿之域，岂一身之事乎？文之美者，君子乐取之。乐取之者，助其为善之心也。文之恶者，君子厌观之，厌观之者，恐助其为恶之智也。使君子乐观小人厌观者，君子之文也。乐观君子之文，厌观小人之文者，君子之人也。战国以后，圣学失传，士之为文者不必本道德，是以有文采者苦于道德不足，有道德者苦于文采不扬，而时之所须又不必尽合道德，但取措置事务，功成而无后患，是亦文之有用者也。所以体裁日下，去道日远，扬雄讥其杂而不纯，李轨斥其动而愈伪也。盖文之美者，如金银铜铁皆可煅炼成质以为器用，百炼之后即铜铁为质，亦能水截蛟龙、陆断犀象。惟无用之言，如奸人假造银币，非不烂然光华，若入火煅炼，即与烟焰飞去，化为乌有矣。儒者论文字短长，娓娓可听，井井有章。偶尔自作，辄以饾饤成质，采掇取妍，向之娓娓井井不知安往，此入火飞去者也。君子有言，要使当世知禁，后世知戒。主于表章善道，垂示法则，而佐以贬恶以防阙失。犹夫阴阳之理，阳主岁功，而阴佐以肃杀，皆以生成万物，非如酷吏断狱，一切致人死地而后快也。太史公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雕讥而已。故为文者亦当以劝诱为上，规切次之。嬉笑怒骂，佞谀嘲哂，品之下者也。宁端庄勿痛快，令人改容而礼之，不令人解颐而悦之也。事之反正最甚者，秘而不录，所以存莴世主大防。若词之诡，辩之迂，不能使万物得其序，五常得其伦，适足扰乱时政，败坏人心。君子之言，岂肯类此？嗟乎！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一人耳目心思所及几何？著书立说，总非格天之业，况以属文为事，原舆物欲相近，最易牵引而至陷溺，故昔人五世之业至能文而衰，若无大道为公之念存乎其闲，必不能成就所事。或阻于世网，或沈于水火，皆不免也。君子惜之。
诗歌
诗有刚柔，有清浊。语健为刚，旨远为柔。标逸则清，质实则浊。此皆刻画声韵之末，非诗之本旨也。诗之本旨所以善风化、育情性，征国祚存亡，明政治得失。凡天子所以化天下，诸侯所以移风俗，子孙所以告祖考，父兄所以陈教戒，人道所以达神明，皆假此以道之。故古者太史采焉，君子歌焉，圣人删定论次，有善则嘉之，无可嘉则勉之，勉之而不得则伤之，伤而不改则刺之以他事，寓意则诫之。美非道谀，刺非扬恶，盖其学识性情无不舆气运相关。是以政教衰于上，变风作于下，此自然之感也。故诗之道在乎从容讽谕，下情上达。乐而不淫，穷而不困，抑扬宛转，感动人心。若讽谕失道，感愤害义，旨不深婉，情不温厚，无益于偷常，无补于治乱，皆诗之近乎伎艺者也。故古有谲谏，有夜讽。时无采诗之官，故作诗者流荡性情，不关道义，虽有若无矣。若夫讥切朝廷，指擿当路，不惟有祸，亦且无益。何也？草野之技必不能上闻玉几，当路之威亦岂肯下绌巷议。多见其不知量耳。
诗有义理之学，有乐律之学。今之相传，皆义理之乐也。乐律之学，自杜夔时仅存，此后辽尽亡矣。郑夹漈序乐略谓孔子编诗为燕享祭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因谓毛韩诸家皆腐儒，而汉又立之学宫，遂使声歌湮没。曾不思仲尼著书，莫非教人义理。观其门人说诗，切磋琢磨用之讲学，鸢飞鱼跃用以喻道，必非声歌为本，义理为末。则毛韩不为腐儒，而学宫之设不为音响泯灭之滥觞也。如郑说者，则两楹之奠，为其有功于乐府乎？误矣，误矣！
郑氏病乐府一道，经崔豹以义说名，吴兢以事解目，使声歌之纽几绝。故取而系之。凡短庸铙歌等二百五十一曲，系之正声以缀风雅；凡郊祀东郡等四十八曲，亦系正声以缀颂；凡汉三侯之诗、房中之乐等九十一曲，系之别声。正声系以琴曲，别声系以舞曲，以当古之有词无声、有声无词者。此外古调征戍等四百九十曲皆有词无声，则以义类相属，分为二十五门，谓之遗声，以当古逸诗也。乐府统系，得此而明。此其有功于后人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