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话：从听话者到参与者
中国广播谈话节目的出现与当代社会转型、广播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公众的需求有着极大的关系，而谈话节目本身就是对联结国家与个人的公共领域的建构。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个体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27]。公共领域是一个话语空间，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公众可以聚集在一起，以谈论的方式对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进行讨论，进而形成公众意见以对国家和个人产生影响。可以说，公共领域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充当着两者的调节器和修正仪。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全面的结构性调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单一封闭的传统文化向多元开放的现代文化的转变。在此宏观社会背景下，“人的主体意识不断提高，人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精神开始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28]此外，从现代社会人的心理需求来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导致个体差异也随之增大，再加上物质利益冲突的激烈，使人们个体间的联系逐渐局限于契约性的协作关系，人际关系淡漠成了现代社会的通病。而在谈话节目出现之前，普通听众只有听话权，而没有说话权。谈话节目倡导“尊重人”“让人说话”，从此普通听众也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因此，谈话节目的出现促进了听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交流中化解社会转型带来的困惑。沈阳广播电视台自1993年开办至今的晚间热线谈话类节目《星光夜话》，在开办之时“正值改革开放进入转型的阵痛时期，特别是东北地区大中型企业的百万产业工人面临重新择业的压力，给沈阳众多家庭和听众带来工作、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困惑；同时人们对未成年人教育和培养也倍加关注。这个时候社会很需要一个媒体窗口来倾听诉求、化解疑惑”[29]。
谈话节目创造出一种多声部、立体网络状的人际对话模式。它把有着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心态的人联络在一起，打破了日常人际交往中地理空间、身份地位的隔阂与界限，从而建立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人际交流网络。在这个扩大的、多层次的网络中，它甚至可以使身份地位差异极大、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形成对话关系的人们达到一种沟通和理解。一方面，听众、主持人、谈话参与者多方面相互启发、引导，使某一话题得以延伸、拓展和深入；另一方面，观点的对峙与呼应促发了更大范围、更多阶层的参与。多声部、网络式的广播对话真正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扩大化效应。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广播谈话节目通过塑造公众论坛给予普通听众以说话权，而说话的过程无疑增强了听众的自我意识，“使得广大听众不愿意总是处在一种被动接受的地位上，而是希望由‘接受者’到‘参与者’的转换，”[30]也就是说，在给予少数听众说话权的同时，唤起了大多数听众的表达欲望，从而唤醒听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权利的机会。”[31]
（二）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
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是人际传播，传播的双方是面对面的，地位是平等的，信息的传递是双向的；而在大众传播当中，信息的流动则几乎完全是单向的，即由具有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传播者传达给分散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大众。在这个过程中，听众无法直接参与传播过程，其对传播过程和传播内容的影响相当有限。
广播谈话节目以人际交流的即时互动构成节目内容，在心理层面上满足并延伸了人际交谈的愿望。同时，谈话节目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充分结合在一起，以人际传播的形式来实现大众传播目的，最终达到对人际传播的平等性、协商性和大众传播的广泛性的有机整合。在整个节目的播出过程中，人际传播是谈话节目获得传播效果的核心———谈话空间具有人际性，而传播方式是大众的。也就是说，谈话空间具有人际传播的性质，主持人、听众以彼此平等的身份进行交谈，展开实时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的交流，这就在形式上打破了大众传播单向的信息传递方式。同时，谈话空间作为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经过广播媒体的放大，创造了一种广域的人际传播空间，成为现代社会里的自我与他人、与世界建立联系、加强沟通的重要渠道。
从谈话内容来看，广播谈话节目所涉及的话题一般可以分为公共事件和私人事件。公共事件包括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变化、经济改革、市场行情、股市涨落等，对于公众而言，这类事件能够具有可见性和可听性，并往往为公众的生产生活的日常决策所必需。正因为与人们的直接利益或间接利益关联，有关这些事实的意见或主张自然也就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无论是公共事件还是私人事件，一旦它进入到谈话节目中，经过媒体转换后就会具有双重性。这种双重性表现在：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以及私人事件的公共化。就公共事件而言，“它们原本发生在一个处于公共领域内的机构化的背景中，但是他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的记录与传递而获得了新的情形：变得公开化并面向大量的接受者———这些接受者并不在现场，也不曾目击事件的原始发生，他们只是通过传播而获得关于公共事件的知识”[32]。尤其是当公共事件作为谈话节目的话题时，谈话的人际传播环境赋予话题以个性化色彩，并在公众接受时形成了个性化的理解，具有了私人色彩。同样，就私人事件而言，“他们原先发生在私人的领域，但通过被大众传播记录、报道与传播获得了公共性”。私人事件进入到谈话节目后，被赋予了合理性，而且，处于私人领域中的其他听众在解读过程中与自己的私人经验进行协商，形成自我认同和反思，从而使得私人事件获得公共色彩。也就是说，当广播采用谈话这种人际传播的方式之后，它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自以为找到了一个替代式的情感诉求对象。一方面，它为接受个体提供了对象化的生存之镜，从这面镜子中，接受者通过情感体验与交流，实现了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沟通与理解；另一方面，它的关爱使传者与受者之间有了一条人性相通的情感纽带。
从整体上而言，公共事件的私人化与私人事件的公共化本身是在为公众提供参与空间，并在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群体中引起广泛的交流和协商，激发不同的思维角度、不同的思维层面、不同的思维方法、不同的判断标准和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从而提升群体的民主参与意识，摆脱传统广播节目那种灌输式的传播方式。
吉林梨树县广播站1984年8月7日播出的广播谈话类节目《致富路上说养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这个案例与我们的心理距离比较遥远，但是它很能说明广播谈话类节目的特征，就是要站在听众的角度，从听众的接受心理来播出评论节目，而且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评论的写作者和播音员都在不断地创作一种“人际传播”的情景。该节目着眼于当时养猪数量下降，政府头疼的现象，通过杏山乡养猪专业户刘惠民靠养猪致富的事件说起，号召农民朋友不要小看零钱凑整钱的“养猪事业”，积极为政府分忧解难。
案例
《致富路上说养猪》
农民朋友！今年上半年，咱县生猪存栏数比头年下降了不少。原因是一些农民觉得眼下来钱道有的是，养猪是零钱凑整钱，没账算。说起来，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大凡出手一头猪，总得个一年半载的工夫，少说也得用四五百斤苞米，确实是零钱凑成整钱。可话又说回来，零钱也是不能小看的，零钱能堆金山。这个理儿过去咱都是经着过，不少人家不就是靠养猪的零钱凑成的整钱娶了媳妇、渡过了难关吗？今天，咱们走上了致富路，也有养猪的一份功劳。
要说养猪没账算，人家好多户还不同意呢。就说杏山乡养猪专业户刘惠民吧，他这两年就是靠养猪发的财。他有5头母猪，一年卖90来个猪（仔），20多口肥猪，纯收入都在5 000元以上。刘家馆乡勿兰村有个张仁，人家养猪很有道。他先办了个酒厂，用酒糟喂猪，成本就花不了多少钱。这两个例子说明，养猪要想有账算，一是得多养，反正一只羊也得赶，两只羊也得放；再就是得会养，想方设法降低本钱。专业户养猪有利可图，一般户养猪有没有账算呢？有哇！现在各家各户都有承包地，俗话说：“种地不攒粪，等于瞎胡混。”一头猪就是一座小型化肥厂，猪多肥多粮多嘛！一家养个三头五头猪，底肥的问题就解决了，地还会越种越肥。胜利乡差不多一人一猪，全乡每年少买化肥近千吨，省4 万块钱。这还不说，谁家没点泔水，不养猪就得扔，多可惜呀！
在算养猪账的时候，咱还不能忘了国家。眼下养猪下降，政府挺为难，大伙儿应当为国分忧，多养猪。再说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谁家不想改善改善生活呢？没有猪肉，那日子能香吗？
（采写记者高峰、孙燕杰等。）
第三节 电视新闻评论中的图像符号
图像符号是电视新闻评论区别于广播新闻评论的主要符号类型。也正是因为图像符号的存在，电视新闻评论才具有强大的现场感和表达力。电视新闻评论的符号类型分为图像符号和声音符号，具有视听兼备的特质。同时，图像符号本身除叙事功能之外，还具有评价功能。
一、图像符号的类型和表现功能
图像符号以视觉为主要感知方式。在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中，画面符号主要包括电视新闻评论中使用的画面、图表和字幕。
图像是电影电视主要的传播手段。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图像可分为主持人图像和与新闻事件有关的图像。前者通过展现主持人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来表现其在叙述和评价新闻事件时所表现出的基本态度。后者则从视觉层面展示新闻事件的相关信息，同时也提供了对新闻事件展开评论的事实证据，即所谓的眼见为实。
字幕属于语言符号的二级符号系统，其在电视新闻评论中的基本功能包括简明扼要概括新闻评论的核心观点（标题字幕）、为新闻评论提供确定性信息（如被采访者的身份信息）和数据支撑。
图像符号的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闻事件的形象化再现
图像的叙事功能主要表现在图像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对新闻事件进行视觉再现，赋予电视新闻评论以形象性特征。图像往往被作为人物在场或事件曾经发生的事实证据。通过图像和声音之间的相互印证，能够从视觉和听觉两个通道对新闻事件进行形象的叙述，增加新闻事件的现场感染力。同时，图像符号具有较强的信息细节的不确定性，因此，需通过声音符号（解说词）对图像内容加以具体的确认。新闻事件的叙述功能是电视新闻评论的基本功能。
（二）事件发生或人物在场的证据
图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当前电视新闻评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以图像说话”使图像成为了事件曾经发生过以及人物曾经在事件现场的证明。此类画面一般称之为关键画面，即最能说明新闻事件的实质。并非所有的电视新闻均存在关键镜头，但是对于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来说，每一期节目均应该具备证据性镜头，因为电视新闻评论中一旦缺乏关键性的证据镜头，而解说词中又有相关内容，则会使新闻评论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甚至会引起观众对事实本身的猜疑。
（三）隐性评论功能
与声音符号的明确的评论功能不一样，图像符号的评论功能在通常情况下是以隐性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其隐性主要体现在主持人的非语言符号、摄像记者本人所采取的拍摄点以及构图三个方面。
第一，主持人的非语言符号能表现主持人对于新闻事件的基本态度和看法，主要表现为主持人的眼神、面部表情、手势等符号要素当中。
第二，拍摄点的选择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在拍摄高度中，仰拍和俯拍具有较强的价值评价性。其中，仰拍因摄像机的位置低于被摄主体的水平高度，被拍摄对象显得高大挺拔、具有权威性，因此画面带有赞颂、敬仰、自豪、骄傲等感情色彩，常被用来表现崇高、庄严、伟大的气概和情绪。而俯拍则相反。在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五种景别中，特写具有放大形象、强化内容、突出细节的作用，具有相当强的情感冲击力，它能激起观众的同情心。
第三，画面布局显现拍摄者的褒贬态度。从构图角度来说，画面大致可分为中央与边缘、顶部和底部两种。其中，中央对边缘有支配作用，往往具有比较强烈的象征色彩；而当被摄对象处在顶部位置时，则能强调其拥有的权力、威望，尤其是当画面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小比较接近的人物时，处于画面底部的人物处于被支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