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疾病叙述的演化及疾病图谱
一、疾病叙述的演化变迁
“疾病（ Illness）”是指生病的状态，是指道德上的邪恶、品行不端，情绪上的不快、烦恼、伤痛以及身体的上非健康状况等多种情况。[1]“叙述（ Narrative）”则是指“对于包含了相关或基本事实的事件或是部分事件的描述或陈述”。[2]简而言之，所谓的疾病叙述（ Illness Narrative ）就是与疾病相关的描述或陈述。狭义上的疾病叙述仅指病人对于自身疾病的描述或陈述；广义上的疾病叙述则泛指文学作品中与疾病相关的描述或陈述，这种描述或陈述不仅仅关于疾病本身，还包括病人、与病人相关的医疗服务、家庭成员、人们对于病人的反应等方面。[3]本文所指的疾病叙述是广义上的疾病叙述。在漫长的西方文学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的变化及其思想意识的迁移，疾病叙述在文学作品中的方式和意义也不断演化变迁。
“疾病是一个与生命历史同样古老的话题，作为一个生物过程伴随人类始终”，[4]根据《剑桥疾病史》，疾病是随着人类聚居的脚步日趋肆虐的。[5]人类由部落聚居，到村落、城市的形成，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生活环境却日趋恶化，导致了疾病的频频爆发。最初，由于对疾病的成因不了解，人们便将之归究于神秘力量。正是由于疾病的神秘性和恐怖性，推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探索。古希腊时期，往往置人于死地的疾病代表着不可抗拒的神诣、强大的自然力，代表着难以预测的命运、难以克服的恐怖，代表着惩罚。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述普遍反映了这一特点。例如，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抢走阿波罗神宙祭司的女儿，因此触怒了天神。于是阿波罗在希腊军中降下了致死的瘟疫，吞噬了众多士兵的生命，以示惩罚。同样的描写也出现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由于杀害前国王的凶手一直没有受到追究，忒拜城邦便爆发瘟疫。在这里，疾病被描述成为神的意旨，反映了古代人对于疾病的无知状态。当然，在古希腊人对于疾病的认识中，也不乏具有科学眼光的认识，例如柏拉图在他的著作中就指出：
人活着的时候会生病，产生疾病的原因，首先是由四种元素间的错误组合而引起的；其次是由血、肉、气的错误排列引起的；再次，也可能是由风、疾、胆汁等原因引起的。不仅人的肉体会产生疾病，人的精神有时也会出现故障。人防止疾病的最有效的办法是保持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平衡。运动能强健人的体魄，使人体达到和谐。医药固然能医治疾病，延长人的寿命，但有节奏的、有规律的生活却比药物的疗效更大。[6]
虽然，由于柏拉图将疾病归因于四种元素的错误组合有简单之嫌，但是他部分扫除了疾病产生的神秘性，比较科学客观地总结了疾病产生的原因。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沿袭他的科学思想，也将疾病归结为与人的健康对立的状态，认为健康是身体的平衡，而生病意味着身体的不平衡，他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健康的本质就是身体处于平衡状态；疾病的本质就是身体处于不平衡状态。在人工制造的事物中，人们是先经过一番学习（例如医生，建筑师），获得了某种知识，懂得了诸如房子的本质、健康的本质，然后按照这一本质去治病，建房子。”[7]在他的《范畴篇》中，他进一步指出：“疾病和健康在本性上存在于动物的身体之中，两者必有其一居于某一动物的身体，或者是疾病，或者是健康……有些人被称为健康，是由于他们有某种天生能力善于抵抗那些平常发生的病痛的侵袭，有些人被称为不健康，是由于他们缺少这种天生能力。”[8]
古希腊时期虽然在哲学上视疾病为人的身体机能问题，然而大体上，疾病仍被视为神的意旨，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圣经》同样把疾病当作神的力量。在《出埃及记》中，为使摩西获得威信，以使法老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耶和华降下血灾、蛙灾、虱灾等各种灾害，其中畜疫之灾与疮灾涉及疾病：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要不死。’”耶和华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是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旧约·出埃及记》9：1）[9]
然而，“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于是耶和华只好又在埃及人中降下疮灾：
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取几捧炉灰，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摩西、亚伦取来炉灰，站在法老面前。摩西向天扬起来，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旧约·出埃及记》9：8）
在这里，由于法老的固执，耶和华便用疾病惩罚埃及人，疾病的产生完全由于上帝的旨意，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
文艺复兴时期是艺术异彩纷呈的时期，病理生理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疾病的神秘色彩有所降低。在薄伽丘的《十日谈》的开篇中，他虽然也提到了瘟疫，但不再把它完全归咎于上帝：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这场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体的影响，还是威严的天主降于作恶多端的人类的惩罚。[10]
在薄伽丘看来，瘟疫虽然有可能是来自于“天主”，但也有可能是“天体的影响”，他对疾病的认识有所深入。然而，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并未使疾病隐喻消失，而是让疾病逐渐获得了社会意义。疾病的自然环境归因逐渐降低，人们开始关注疾病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就表露出这种趋向，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出现了众多的心理畸形人，《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是典型之一。他以如果不能如期归还借款则要割肉一磅这一古怪条件借给了仗义助人的安东尼奥3 000金币，安东尼奥果然不能如期归还借款，而中了夏洛克的圈套，夏洛克对于还给他的两倍数目的钱数也不松口，执意要按契约执行，显示出一种缺乏人性、残暴冷血的变态心理，然而莎士比亚对夏洛克的描述还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作为犹太人的夏洛克的这种变态心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时社会对犹太人的仇视与钳制所致，莎士比亚从另一角度展露了夏洛克心理变态的社会原因，他的心理疾病正是社会现实的映射。在文艺复兴时期另一著名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主人公堂吉诃德就是个患上了妄想症的精神病人，他以游侠骑士自居，骑上瘦弱的老马，带上了侍从桑丘，开始了替天行道的生涯。几乎所有的打抱不平、锄强扶弱都是他臆想的产物。比如他路遇风车，却硬要说是巨人，于是横枪跃马，冲向“巨人”，却被风车横扫在地。根据塞万提斯在开篇所言，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无非是让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在小说的结尾，堂吉诃德患上了重病，然而他精神上的症状却正常了过来，他临终嘱咐：烧毁他所有的骑士小说，如果侄女以后要嫁人，也要嫁“从未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不得继承财产”。[11]表面上看来，塞万提斯是想劝诫世人不要相信骑士小说，其实，堂吉诃德就像一面镜子，塞万提斯正是借堂吉诃德的荒诞行为，映照出了社会百态，他爱憎分明、行侠仗义、坚持不懈，却与社会上流行的虚假仁义格格不入，为社会不容，被作为精神病人让人笑话，堂吉诃德的“病”映射出了社会的“病”。夏洛克与堂吉诃德的疾病均与自然环境无关，而是产生于社会，表明这一时期，疾病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加强。
文艺复兴之后，疾病的象征不断泛化，它们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结合，开始进入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浪漫主义时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疾病竟然象征着优雅美丽。以西方文学中常常出现的结核病为例，患上肺结核的病人身材削瘦，面孔白皙，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同时又因患者虚弱从而语言、动作都显得温文尔雅，不但形体尚能保持原有的美感，略显苍白的面容甚至会更有一种风韵。因而在文学家们看来，结核病代表着一种优雅。18世纪以来，结核病就与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充满了对结核病人死亡的美好想象。“结核病是与情爱和欲望相联系的疾病”[12]，拜伦甚至曾经对他的朋友这样说：“我看起来这么苍白，我多么愿意患上结核病死去。”他的朋友急忙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女士们就会说，看那个可怜的拜伦，他死亡的样子多么有趣啊。”[13]甚至连以制造恐怖气氛见长的爱伦·坡在他的短篇小说《梅岑格施泰因》（ Metzengerstein）中，也不乏对结核病的溢美之词：“美丽的玛丽女士，她怎么能患上结核病死去呢？然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死亡之路，愿我所爱的人都终结于这种温和的疾病。”[14]对此，桑塔格认为：“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人赋予结核病人的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是抛弃了粗俗的肉身，超越了庸俗的健康，使人格变得空灵。结核病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15]
紧随浪漫主义之后的现实主义不再把疾病看作可爱的事物，而是作为苦难的象征，疾病成为了作家鞭挞社会丑恶，倾诉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工具。例如，在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中，聪明可爱的小保罗生病致死是完全是源于他父亲董贝的自私贪婪和财迷心窍。董贝的唯一目的就是扩展财富，获取更多的利润。保罗就是他这一思想的牺牲品，为了能将自己的野心与期望寄托于保罗，董贝拔苗助长，制订了继承人培养计划，为了培养保罗冷漠的性格，他将施予保罗温情的奶娘解雇了，随后又将幼小的保罗送进以强迫方式填充知识而闻名的一所寄宿学校，让保罗缺少了儿童应有的快乐，饱受精神摧残的保罗终于病重身亡。通过保罗之病死，狄更斯将矛头指向了物质主义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
1918年爆发的流感，在全世界夺去了4 000多万人的生命。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始发现于欧美的“艾滋病”被称为“20世纪的瘟疫”，带来了众多的贫穷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病亡。受这些流行疾病的影响，疾病更是大量出现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由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主要强调心理体验，因而在这一时期的疾病主要是内化入文学作品中，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以抽象的形象指向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T. 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D. H.劳伦斯等一系列作家的作品中均不乏疾病意象，例如在艾略特著名的诗歌《荒原》中，虽然全诗并无“疾病”二字，然而疾病意识渗透了全文，整部诗歌就如同一则疾病叙述，不仅诗人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疾病，诗中反映出来的也是种种疾病意象。[16]
文学中的疾病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隐喻意义日趋丰富，除了上述所言之外，至少还具有下列隐喻意义：
疾病代表着富贵权威，代表着社会等级地位。这一说法乍一看来令人难以理解，然而却是情理之中。某些疾病喜好权贵，被称为“富贵病”的“痛风”就是这样的疾病，现代医学发现，“痛风”主要是因为过多的食用酒肉，导致代谢产物中尿酸含量过高，沉积于体内，久而久之损害肾脏，破坏关节。痛风发作之时，关节处红肿胀痛，风吹也能感觉疼痛难忍，故而得名。从古至今，众多的权贵名人均患有此病，亚历山大大帝、法国国王路易七世、路易十四世、美国总统富兰克林、中国元始祖忽必烈、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著名科学家牛顿等都曾患有此病。痛风之所以青睐这些权贵名人，是因为在古代社会，只有这些权贵才能享用如此众多的肉食，再加上生活的应酬无规律等，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因而在文学作品中，患上了痛风病的病人通常都拥有显赫的身份。例如，在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中的第七章“痛风病发作”中的痛风患者便是具有权势的拉莫尔候爵。疾病代表富贵权威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某种疾病是只有富有之人才能治疗得起的。例如，人们在托马斯·曼的《魔山》中可以看到，结核病的疗养需要美丽清静的场所，需要良好的护理，需要大量的物质消耗，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得起的，因而它又与富贵权势及社会等级联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