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 Metaphor）就是以他物言此物。”[1]在《修辞学》中，他又对隐喻作了更加明确的界定：“隐喻是用一个陌生的名词替换，或者以属代种，或者以种代属或者以种代种，或者通过类推，即比较。”[2]亚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了隐喻的具体概念，无疑对于人们加强对隐喻的认识是功不可没的，2 000 多年来，学界对他的这一理论少有质疑。然而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隐喻的修饰功能，将隐喻视为替代和比较的修辞方法的运用，界定更多地局限于语言的范畴。20 世纪以来，人们对隐喻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修饰关系，也是人类表述思想和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里查兹（ I. A. Richards）在1936 年发表的《修辞哲学》一书中提出了隐喻的互动论。他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格，其实质是“互动的”，是存在共同点的本体与喻源的相互作用，在认知的过程中，思想意识起了很大的作用，人类对世界感受是隐喻的，隐喻与思想有关。而因为语言实质上都是隐喻的，因而“我们的世界就是映射的世界，是人类自身生活和生存方式的映射”，“隐喻无所不在”，广泛地存在于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美学等各类学科中，构筑了我们的世界。[3]里查兹最大的贡献是把隐喻从传统的修辞学中解放了出来，使隐喻从词语进入语义及思维领域，扩大了隐喻范围，使得人们对隐喻的认识和使用有了深入的发展。文学起源于人类的思维活动，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一方面，作者为了让自己的表达更形象，更易于让读者所理解，文学作品常常采用隐喻的表意方式；另一方面，为了使作品富有新意，也往往采用隐喻，使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象陌生化，使表达更显含蓄委婉而深刻，也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具有多重指向性和不确定性，使文学阐释具有多种可能性。“隐喻总是在社会和个人的经验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核心领域。它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原始形式，早在人们能够正常区别主体与客体以前很久，它已经形成了”，在弗莱看来，隐喻历史久远，他甚至指出，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整部《圣经》基本上是由神话和隐喻的语言写成的”，“将隐喻复原”是理解《圣经》的一种良好方法。[4]文学世界就是隐喻的世界。疾病属于医学领域，然而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则不会仅指向于医学领域，它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作为隐喻跨领域地映射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第一节 种族文化中的疾病隐喻
20世纪，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20 世纪以前，语言被看作是理性认知的工具，处于工具性的重要地位。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派对此提出了挑战，强调语言是独立的规则系统，是语言控制着理性而不是理性控制着语言。他们开始研究语言自身的规则系统，而不是以语言作为工具进行研究。“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5]在这种语言变革要求的背景下，20世纪戏剧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话语变革。这场变革力图改变斯坦尼体系的话语表意机制、打破人们的审美惰性，谋求更具活力的话语表现形式。残酷戏剧的代表人阿尔托就认为：“字词不能表达一切，因此，由于他们的性质，由于他们一旦确定便永不更改的特点，它们妨碍思想，使思想瘫痪，而不能帮助和促进思想的发展……我把空间的物体、事物看作形象、字词，我将它们组合起来……扩展舞台语言，使它们表达力倍增。”[6]
荒诞派戏剧是话语变革的典型代表。荒诞派戏剧往往贬低语言的作用。在荒诞派先驱贝克特的剧作中，语言“服务于表达语言的破碎和解体”，“它们使用的目的是贬低作为观念思想的载体或者对于人类状态问题的现成答案进行交流工具的语言。”他们或是只是人物口中的胡言乱语、陈词滥调，要么干脆人物什么都不说，像他的戏剧《哑剧一号》，终场无人说话，只是人物在表演动作。在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至少可以看到10种语言解体的形式。它们表现为误解、独白、双关语、陈词滥调、同义反复、电报体等形式。更有甚者，对话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举动。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基米尔在等候戈多的过程中，交谈所围绕的话题尽是无关痛痒的胡诌，他们好长一段时间都在聊爱斯特拉冈的鞋是否合脚，一会儿话题又转到水萝卜与红萝卜，其实这些海阔天空的胡言乱语并非戏剧的主题，该剧的真正主题是等候，话语在这里丧失了意义。在荒诞戏剧中，语言失去了交流的能力，不再是表意的主要手段，那么，荒诞派戏剧用什么来表意呢？“荒诞派剧作家实际上并不是用他们的肉眼观察世界，而是用他们的心灵之‘眼’感受世界。他们抛弃了传统的戏剧手法，摆脱了以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手段，直接让舞台形象说话，让道具说话，用荒诞的舞台形象和演出本身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7]“用心灵之眼感受世界”“让舞台形象、道具说话”就是比喻的表达方法，荒诞剧作家们都是运用隐喻的高手。品特当然也不例外，他戏剧中众多的疾病意象，正是世界存在的一个个隐喻。
一、英国的种族主义问题
“种族（ Race）”又称“人种”，这一概念最初应用于生物学，目的在于根据基因导致的躯体外部遗传标记，结合地理分布、生态和形态特征、共同拥有的信念、习俗等因素，对人类群体进行科学的分类。当人们借用生物学概念对人群进行分类时，一些种族在科学概念的掩饰下，将另一些族群他者化，他们将一些种族的外部特征，如肤色、面孔、头发等，与该族群的智力划等号，与所谓的文明程度或发展阶段等同，以此将现代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现状，依照群体遗传的外部特征加以整体的社会想象，继而在一种社会化中使这种想象合法化。由此，种族定义进入了社会文化的范畴。[8]威廉斯认为：“种族原为血统、后裔等意……随着社会的、政治的观念和偏见的加入，它的意义逐渐含混泛化。”[9]在“种族”基础上所形成的种族主义概念多种多样，但通常是指基于人种的偏见，进行暴力、歧视与迫害，是统治阶级根据种族和民族的特征，划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敌视、迫害和不平等地对待其他种族的行为。例如牛津英语词典认为，种族主义（ Racism ）是一种以人的种属来区分人类特征和能力的理论。[10]这一理论认为一个人种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某一种特定的品质或者能力，并以此区分人群及人种间优劣。种族主义者基于自己的种族优于其他种族的观念从而直接反对其他种族或持有对其他种族的偏见、歧视和敌对行为。西方的种族主义可能最早诞生于古罗马共和国时期，当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罗马统治阶级通常将战败的民族全部人员掳卖为奴，开始了种族奴役统治。而现代意义的种族主义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而开始的。殖民主义者为了掳夺当地资源，对当地原住民进行种族杀戮和残酷统治。例如随着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大量的欧洲殖民者涌入，对当地的印第安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然后又从非洲将数百万黑人劫掠为奴，赎卖到美洲开发种植园。
19世纪，多位科学家在自然史范围内对种族划分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根据他们理论，当时将世界人种划分为“高加索人种”，即白色人种，主要分布在欧洲、西亚等地；“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中亚、东亚等地；“埃塞俄比亚人种”，即黑色人种，主要分布在非洲、大洋洲等地；“美洲人种”，即红色人种，主要分布在美洲；“马来人种”，即棕色人种，主要分布在东南亚。这些种族划分虽然不是为种族主义服务，却在科学的名义下客观地为种族主义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著名的《物种起源》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达尔文学派的一个分支———科学达尔文主义据此认为：一方面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另一方面却又认为白人是有自然优势的人种，而其他人种是理应被白人淘汰掉的劣等人种。这就为种族主义提供了堂而皇之的借口，因为根据“自然竞争法则”，那么清除那些劣等人种成为理所当然。西方许多具有高度名望的人物都曾为种族主义实行过辩护，例如伏尔泰就曾宣称“我相信黑人都要比白人本性低下，没有比白种文明民族更复杂的民族了”，而康德也认为“黑人本质上不如白人”。[11]就这样，在西方世界，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被建构了，少数族裔受到排挤打击成为必然。现代以来，犹太人是遭受种族主义迫害的一个极端事例。犹太人一方面精明能干，在经济上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功，引起了当地人的害怕与不满，认为犹太人是导致他们失业、生活困难的原因，是他们扰乱了欧洲的生活秩序。又因在宗教上，犹太人被认为是导致耶稣基督受害的罪魁祸首。于是，19 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犹太人遭到了排挤和迫害。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在纳粹时期达到了顶峰。在历史上，黑人、犹太人、印第安人、爱尔兰人都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英国的种族问题是随着大批移民的涌入而产生的。历史上，英国是一个有向外移民趋向的国家，随着大英帝国殖民地的扩展，大批英国人移居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世界上其他英属殖民地。从1919至1930年期间，共有200万移民离开英国本土到其他地方定居。20 世纪初，遭受迫害的犹太人逃离东欧和俄国，来到英国，成为英国首批外来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招收了一些英属殖民地的人充当商船上的海员，其中很多是有色人种。他们后来定居于利物浦、伦敦等海港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又征召了许多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在皇家空军服役，或在苏格兰山区伐木。战争结束后这些黑人大部分定居英国。[12]
1948年6月，来自牙买加的一艘轮船载来了492个黑人，从而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向英国移民的高潮。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由于印巴分治造成的社会动荡又带来了大批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1955年，移居英国的牙买加黑人、亚洲人和其他移民猛增到4万多人，他们聚居在伦敦、曼彻斯特和中部各郡。为区别于加、澳、新等英联邦国家的白人公民，这些来自西印度群岛、南亚次大陆的移民被称为新英联邦移民。虽然英国政府当时不愿对入境移民加以限制，但这些移民带来了住房、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从而遭到了保守党内一些人士的强烈反对。1958年，在伦敦新英联邦移民聚居地诺丁汉区和诺丁希尔区发生了白人与移民之间的种族冲突，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次事件使得要求限制新英联邦移民的呼声更加高涨。1962年7月，保守党政府颁布了英联邦《移民法》，以限制移民入境。法令生效后，入境移民迅速下降。1965年8月，工党政府发表《来自英联邦国家的移民》白皮书，规定限额发放工作许可证，加强入境管理。1967 年，居住在肯尼亚的大批亚洲人（主要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又爆发了移居英国的浪潮。1968年2月，工党政府通过新的英联邦移民法案，规定了进入英国的亚洲人限额，即每年可以入境的英联邦亚洲人的数额为1 500人，并只限于那些出身和家庭与英国有特殊关系的人，如祖父或父亲为英国人者可以优先入境。1970年，以希思为首的保守党上台后颁布了新的《移民法》，规定将原先发放的就业许可证改为工作许可证，持证者不能在英国永久居留，其家属无权入境。此外还采取了一些防止非法移民入境的措施。[13]
移民在英国生活状况极端恶劣。一方面，移民的生活条件堪忧。“有色人种聚居在大城市，许多人，尤其是黑人很穷，只能住在城市特别衰败的街区，生活条件差，失业率高，受教育的机会少，出人头地的机率几乎为零。”[14]另一方面，他们受到了原住民的排挤打击。大量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原住民的不满，引发了原住民与外来移民的冲突，在冲突中，外来移民损失惨重。1958年8月，伦敦发生了外来移民与当地白人暴力冲突的事件。事件源于一对黑人夫妇在电影院遭受白人围攻殴打致其重伤，引发了黑人社区的怒火。8 月23 日晚，黑人与白人在市中心发生了大规模的械斗。8 月30 日晚，数千名白人走上街头，高喊着“黑人滚出去”的口号，到移民聚居区寻找袭击目标，破坏黑人的房屋，骚乱持续数日，在诺丁山地区，有1 500到4 000人卷入其中，在诺丁汉，分别有200、400、700人卷入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袭击事件。骚乱事件甚至延续到了首都伦敦，在伦敦骚乱中，共有400人被捕。此外，在北帕尔丁、哈莱斯顿和哈克尼地区也爆发了袭击有色人种移民的事件。[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