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家》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此时正是世界妇女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西方世界经历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妇女们基本获得了选举权、受教育权及就业权。因而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的主要目标是批判性别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权力，她们认为当时“虽然女性有了选举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但是表面的性别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性别不平等”。这次女性运动的基调是要消除两性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造成女性对男性从属地位的基础。女性运动要求各个公众领域对女性开放，缩小男性和女性的差别，使两性趋同。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应当克服自己的女性气质，努力发展男性气质，其中包括攻击性和独立性；她们不赞成母性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赞成女性在道德上天生高于男性；她们否定女人缘于做母亲的经验而在性格上与男人有了根本的差异这一论断，而是认为许多男人也很温柔，甚至更爱照顾人；这些特征和气质不是先天的遗传，而是后天培养的结果。[150]露丝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特征，这可能是品特受到女性主义运动的影响，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想吧。当然，作为男性的品特，他的思想是复杂的，归根结底仍然是男性的他，在对女性境遇给予同情的同时，也仍然以男性思维思考问题，在心底对女性抱有某种成见，因而他一方面表现出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身份，另一方面也不经意间流露出对于女性的歧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经常发表对于女性的矛盾的看法的原因。
“《归家》令观众震惊之处不仅仅在于剧中讨论了妓女和性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于其中的主要人物复杂的行为动机。”[151]露丝抛弃两个孩子的家庭不顾，却要到伦敦做妓女，看似病态的行为，令人难以接受。然而，根据米莉特：“家庭是男权制进行统治的最重要场所”，[152]因为许多男权思想正是在家庭中得以贯彻的。因而，要获得权利，必须首先打破家庭的束缚。莎克拉丽顿表达了相似的看法，她认为：“同意满足房主的性爱需求（虽然是通过艰难的争取仍然是一个妓女），露丝也获得了似是而非的独立，因为成为妓女，她就能够摆脱哲学教授妻子的约束。”[153]这可能就是露丝看似病态行为的真正动机吧。《归家》是女性主义的归家，露丝看似病态的行为，其实是她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是在特定社会环境———父权制社会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不仅在《归家》之中，女性看似病态心理在其他戏剧中也多有表现。《归于尘土》所反映的内容除开国家政治暴力迫害以外，当中的男女关系也十分引人注目。剧中的丽贝卡具有受虐待的喜好，在催眠师兼男友的德夫林的催眠下，丽贝卡回忆起前情人，一个纳粹军官对她的行为，她的前情人常常会扼住她的脖子，然后把拳头举到她的嘴边，大声地命令她：“亲吻我的拳头！”[154]这时候，丽贝卡往往会顺从地照办。当回忆起这一场景时，丽贝卡并没有表现出有多痛苦，相反，还显得有些甜蜜、有些崇拜，表现出一种喜欢受虐的变态心理。当德夫林试图说服丽贝卡，其实她的前男友是想谋害她时，丽贝卡的话语中仍然透露出对他的信任。
德夫林：我们私下里谈谈好吗？我们来谈更加私密的事情，我们来谈更加私人的事情。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某些事。我是说，比如，当理发师用手捧住你的头，开始非常轻柔地给你洗头发，揉搓你的头皮，当他这么做的时候，当你的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获得了你的完全信任，是吧？在他手里不仅是你的头，而且是你的生命，你的心灵……幸福。
（停顿）
某种约定速成的社会规约，他们的行动代表着文字的发展方向，因而与贝尔在此方面的行动就是隐含作者的声音。为此，安迪迟迟不肯
（停顿）
我是说你的情人，那个想要谋杀你的人。
丽贝卡：谋杀我？
德夫林：把你弄死。
丽贝卡：不，不。他没有想谋杀我。他不想谋杀我。
德夫林：他抓住你的脖子，想把你掐死。大概是那么回事。按照你的说法，不是吗？
丽贝卡：不，不是。他对我有感情。他喜欢我。[155]
“亲吻我的拳头！ 这是一个带有等级异性恋意味的身体及性暴力隐喻。”[156]用手扼住情人的脖子，逼迫她亲吻自己的拳头，虽然没有严重到德夫林所说的危及生命的地步，但是也是一种暴力行为。然而，丽贝卡并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妥，也从来没有表露出任何反抗的意识，并且觉得也许这是他的前情人表达情爱的方式，她不但没有讨厌这种行为，反而却似有着几分喜欢。催眠师兼情人的德夫林也并非全无私心，阿拉盖认为：“德夫林锲而不舍地追寻丽贝卡的过往的事实展现了他的残忍，最终他成为了丽贝卡的折磨者，很明显，他想通过了解她的过去进而控制她。”[157]德夫林的言语中时常流露出对丽贝卡前情人的妒忌，他夸大丽贝卡前情人的危害性，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想完全占有丽贝卡。从丽贝卡的回忆中他似乎也找到了灵感，当丽贝卡陷入沉思，不愿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他扮演起了她前情人的角色，也用手扼住了丽贝卡的脖子，于是，丽贝卡又开始了叙述。令人深感悲哀的是，也许从国家政治的角度考虑，丽贝卡脱离了国家暴力的控制，然而，若从男女等级制度来看，丽贝卡的命运却丝毫没有改变，她从一个男人的暴力下脱离了，却又落入了另一男人的暴力之中，虐待者后继有人，她的受虐待的命运仍将继续。
女性的这种受虐心理在品特的戏剧中几乎达到了泛滥的地步，只要有男女关系的地方，这种状况就反复出现。除开上述的两部作品中的男女关系之外，《生日晚会》中的梅格与斯坦利也是如此。斯坦利多次当面指责梅格“把家弄得像个猪圈”“给丈夫喝发酸了的牛奶”，然而，梅格却一点也不生气，照样天天缠着斯坦利，仿佛斯坦利的指责就是恩泽。又如《房间》中的罗斯与伯特，罗斯不停地说着关心伯特的话语，伯特一语不发，罗斯也不以为怪，继续她的唠叨。
是女性真的喜欢受虐吗？变态心理学认为：“受虐症唯一关心的是作为痛苦结果的唤起。”[158]对于丽贝卡，只有服从于强暴变态的情人，她才能保有他对她的喜爱，从而维持他们二人的情人关系；而对于梅格，她愿意忍受斯坦利的挑衅，也是在于她想要斯坦利喜欢她；罗斯也是如此，面对毫无反应的丈夫她仍然愿意不停地唠叨以示关心也是她想要维持夫妻关系的动机驱使。女性的喜欢受虐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女性宁愿忍受痛苦以换取男女情感关系维持的这个结果，反映出的是在男权社会中男女二元对立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及艰难处境。众多学者认为，疾病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更是社会的疾病，区分疾病的标准因社会文化而异，受社会历史影响。福柯便是持有这一看法的学者之一，他指出疯癫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疯人最初被送上愚人船，受到流放，接着又被送进有着医疗机构名称，其实却是半行政、半司法机构的总医院进行禁闭，最后还被送进监狱与犯人一同关押，曾被视为异端、邪恶、知识、兽性的化身，视为缺乏劳动能力的人，视为罪犯，但“疯人不是病人”，[159]只有到了18 世纪末，由于产生了新的划分标准，疯癫才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罗格斯大学社会学教授霍威特斯（ Allan V. Horwitz）也指出，是社会文化创造了疾病，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划分标准差异，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的定义充满争议，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关于精神疾病的概念可以被普遍认同为正确的或是错误的。[160]露丝的病态行为，其实是社会文化认同的结果，源于男权社会的划分标准。正是通过露丝及丽贝卡看似病态的行为，品特揭示了妇女的尴尬境况。正如比灵顿所言：“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男性丛林世界。”[161]女性既弱小又无助，要么像丽贝卡、罗斯、梅格之流一样采取顺从的态度，忍耐社会的种种不公，让人误以为喜欢受虐。要么像露丝一样，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为了争取本来应有的权利，撕碎家庭亲情，牺牲肉体，接受不伦的骂名。而在男人的眼中，即使看似胜利的露丝也只不过是一个玩物而已，丈夫可以随意地让家人对她进行侮辱而不计较，而另外三个男人不但获取了她的肉体，甚至还要她外出卖淫以供他们享乐。无怪乎艾斯林始终不赞成露丝的积极形象，他说：“露丝是一个消极的人物，她是男性欲望的目标，作为一个梦中的形象，她却屈服于这些欲望，丝毫不作抵抗。”[162]露丝获取权利的过程是艰辛的，品特用他的戏剧展示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境遇，表明了他对女性的同情。品特戏剧中众多的女性的病态行为看似多么荒诞，然而在病态的社会关系中又是何其正常！ 她们的病折射出了社会的病。
第四节 战争语境中的疾病隐喻
一、战争与疾病
疾病、饥荒、战争并称为人类的三大天敌，除了都具有恐怖的杀伤力这一共同特点外，战争与疾病还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形影不离，互相影响。首先是疾病影响了战争。“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那些准备最充分的军事行动，总是在缺乏医学服务情况下被流行病冲击得落花流水。”[163]在古代的战争中，疾病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进程与成败，最先在战场肆虐的是瘟疫（鼠疫），据史料记载，原本兵多将强、雄盛一时的罗马帝国灭亡有多种原因，鼠疫便是其中之一。公元532年，君士坦丁堡爆发了瘟疫，卡特赖特对此的描述再现了这种疾病的可怕后果：“死亡率起初不高，但随着夏天的来临，死亡率迅速升高到每天死亡大约1万人，挖坟坑不可能挖得有这么快，于是只好把堡塔的顶掀掉，在塔里放满尸体再盖上顶，船里也装满了死者，直接开到海上扔掉。”[164]瘟疫的肆虐使得罗马军队减员严重，战斗力丧失，再也无力抵抗日耳曼人的进攻，帝国随之分裂。文艺复兴之后，斑疹伤寒又成为军队最危险的敌人，“死于斑疹伤寒的人比战死沙场的人多”。[165]斑疹伤寒是一种通过虱子传播的流行病，军队难以保证的、低劣的卫生条件和集体居住的方式为它的传播提供了绝好的条件。在1527至1529 年，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与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一世之间爆发了战争，查理五世的兵力占优，一开始就取得了胜利，他进军意大利，洗劫了罗马城，将弗朗西斯一世的军队围在狭小的那不勒斯城内，眼见弗朗西斯一世即将覆灭，这时，斑疹伤寒突然在围城的法军中爆发，一个月不到，法国军队就几乎死亡殆尽，弗朗西斯一世绝处逢生。同样，斑疹伤寒还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横扫了塞尔维亚、奥地利和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由于医学的发展，斑疹伤寒的蔓延受到了相应的控制，但仍然造成了大量士兵的死亡。除了瘟疫和斑疹伤寒之外，疟疾等疾病也严重威胁着士兵的生命。由于疾病的巨大杀伤力，有时，为了战争的胜利，战争双方甚至还会主动利用疾病，称之为生物武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便曾在中国投放霍乱、鼠疫、伤寒等病菌，污染水源和食物，造成疫病流行，致使我国大量无辜平民死亡。疾病对战争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今天可以说，不考虑疾病的将军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将军。
战争也反过来催生了疾病，首先，战争产生了大量的伤残人士，人类不断地将文明成果运用到武器的制造上，结果是武器威力越来越大，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伤残与死亡。冷兵器时代，每使一个敌人伤残都要付出巨大的力气，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仅在日本广岛投下1颗原子弹，就造成了当地24． 5万人口中有7． 8 万人当日死亡，随后相继死伤总人数达20余万。战争造成的死亡是可怕的，而以残病的身躯生活着更是难以言说的折磨。战争造成的第二种疾病是精神创伤，一场战争过后，许多人死亡了，而死者的家属、伤残士兵，甚至是身体未曾受损的士兵也将终生生活在战争的梦魇中，有一种名为战争创伤综合症的心理病症便是由此而来。据报道，美国一百五十万现役军人中，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有一百万左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所谓的“战争创伤综合症”，[166]战争创伤综合症是个体对异乎寻常的危险性事件的延迟、持久性反应，表现为失眠、焦虑、绝望和恐惧，其病因通常是：一个人在战场上经历了非常痛苦的事情后，这些事情转换为一种长期记忆，从而不断给自己带来心理创伤和很不愉快的回忆，这种反复不断的痛苦回忆就会导致这种疾病的形成。[167]士兵们在战争中失去亲密战友，或是由于杀戮而产生内疚等原因都会引起这种疾病的发生。据称，2012年3月发生的美军枪杀包括妇女和儿童的阿富汗平民的悲剧，便是由于士兵患上此病后精神失常而造成的。战争创伤了士兵及至人们的身心，造成了难以痊愈的身心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