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儿，我可以向叫学生挂“格物致知”校徽的教师校长们，出题考试的委员们，当头棒喝一下，你们自己对“格物致知”的三种说法研究过没有？朱熹的说法，算得是孔子的本意吗？连你自己都不懂，还可以把这一语用作校训，叫学生们去记诵吗？老实说要读四书五经，没通过考证学的腐儒们就不配，不够格！当年，我从鹅湖回到上饶，在信江中学讲演，我曾向在场的教师、学生说：“那时，空中隆隆声近，敌机掠空而过，恍然有所启悟。假如朱陆正在鹅湖登坛讲学，吕祖谦也在座，敌机在天空盘旋时，他们将如何教弟子们去应付这现实问题呢？依陆王的说法，应当让弟子们闭目静坐，‘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不为机声所慑的。朱熹呢，他会教弟子们到书架上去翻查飞机的种类性能以及防空方法。吕祖谦会带着那一群学生逃到峰顶山脚，在树林崖石下掩蔽起来，卧倒不动。同是‘格物致知’，找答案的时候，哪条路走得通？在现实的天秤上显出来了。”我呢，并不以为我是金华学派的儿子，才赞成经验派的说法。我们从事实，知道校长、教师和考试委员的“格物致知”论点是错误的，你们可以这么去害年青的一代吗？后来我从上饶到了鹰潭，上了龙虎山，看了道教的圣地。我又到了福建，到了朱氏讲学的建阳和延平。但我在福州公开讲演，主张现代的闽学，应当丢开朱熹的路子，改走郑樵（渔仲）的路子。我又翻过了武夷山，沿旰水经金溪往临川。临川为王安石的故乡，这位大政忠，他走的正是经验派的路子。我在临川，在西大街相近的若士路上访了汤若士的玉茗堂，那是他写《临川四梦》的所在。他是陆王派全盛时代，走反理学的路，他专干无关圣学的勾当——戏曲。他严正地说：“诸公所谈者理，区区所谈者情，各有千秋，不必相渭溷。”我从临川回到了南城，便公开讲演《在情与理的分界线上》，这是鹅湖之会所不敢触及的大课题。曹聚仁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先父一生公私交集，超水准的劳顿，数十年中，每晚只有四小时的睡眠；年末五十年，已经白发飘萧；五十四岁便谢世了。先母和他同年，高寿九十岁。先父在世时，我只觉得妈妈是那么软弱，在先父打骂中，她简直不敢反抗。直到先父谢世，先母和我们有了三十五年的长期相处，我才知道她是那么精明能干，通达情理，有的地方，还在先父之上。
先母刘氏（名香梅），在世的话，该已九十五岁了。她从十六岁来做曹家媳妇，到一九五○年春天离开家乡到上海来，整整六十年；她是蒋畈的守护者，她的“心”、“身”都是属于蒋畈的。她虽住在上海，可是她的梦，永远留在蒋畈。她和孩子们谈起什么来，那些都是属于蒋畈的故事。先母本来也粗识文字，看得书报，会写家常书信。她住在上海时，我看她实在寂寞得可以，就开始教她认识注音符号，让她试着写拼音文字，用以记家乡的土语。我想，她熟习了用国音拼土语，就可开始写蒋畈的故事了。哪知，这一着并未成功；因为先母所拼的土语，难于正确，而且除了写给我一个人看，一家人都看不懂；她的兴致，一直提不起来，迁延复迁延，我所期待的拼音土语本的蒋畈故事集，她一直不曾写成；后来，我就南来了，这件事，也就不必再提了。
上面，我提过的刘源溪、刘源垄，这刘源便是先母的娘家，离开蒋畈，只有五华里。从前那位姓刘的祖先，要避世于此，称之为桃源（刘源溪以此得名）。不过，从刘姓的宗谱看来，那位北宋年代的祖先，他的儿孙，也都是务农的庄稼人，很少风雅之士；所以我们的外家，也很少有人知道有“桃源避世”的典故的。从刘源溪穷源而上，沿溪行，到了龙门张山，那是黄大仙（祁平）的老家。张山倒有点像宁都的翠微峰，曾经有强梁之徒想在这儿啸聚作寨，实在池塘太小养不了大鱼的。沿刘源溪两岸大小村庄十余处，也都是种田的老百姓，也和蒋畈的祖先一样，都不会提笔杆的（刘姓的远房，住在兰溪北乡的，清末有一位翰林，即刘治襄丈，以能文名于时，却和刘源溪不相干了）。先母来归时，先父还是务田农夫，道道地地的耕读。我们的家境稍微好一点，也只是免于饥寒而已。先父考取了秀才，创办了育才小学，在我们曹家，当然是一场大变动，先祖母第一回被人称之为“太师母”，一脸通红，好似初登大宝，受十方礼拜，有些出乎意外的。先父中秀才的第三年，先祖父母相继逝世，蒋畈的全副肩仔都落在家母肩上来了。先父一心一意，做外面的事务，家务自非先母一人担当不可。她自己烧饭洗衣，提抱了我们兄弟两人，在干活；一面要供应田间长工们的饮食，一面又要安排泥水木匠们的膳宿；她一个人就担起了三份工作。她身材矮矮的，却有着饱满的精神，好似这份精力是用不完的。说起来，曹家的媳妇都是能干的，曾祖母钟氏祖母唐氏的口碑早已载道。家母的一生，或许比他们更能干些呢！先父在世时，我们只觉得家母十二分软弱，几乎不敢有点自己的主张，她是先父的十足顺民。先父逝世以后，我们才知道先母十分能干的。她处事很有决断，见理甚明，说话很有分寸，她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先父猝遇什么事故，开头也很慌张；可是，沉静地考虑了一回，理出了头绪，下了决心，那就不动如山，非做成功不可了。先母态度很沉着，善于应付，手腕也比较圆滑一点。这都是我在近三十多年中所体会得的。
我看先母的精明能干，乃是从先父那个大环境中训练出来的，而她记忆力强，理解力之敏捷，则得之于遗传。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似乎缺少一种外家的温暖，所以对外家先前的情形都不十分了了。大概家母出嫁时，外家的经济情形还不错。外祖父也和先祖父一般，挣得了一份田地，可以过活得。我们的舅父，该是第一等的聪明人，给外祖母纵容得过度了，一直不肯治正务，做耕稼的事，那份田地，便在抽烟和赌博上垮完了。到了我有了知识，外家产业都已败光了；外祖母一直留住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便没有机会到外家去过“外甥”的生活。先父逝世以后，我们才慢慢在对外家情形了解起来，从我们那一群表兄弟的智慧力看来，外家这一血统的生命力是丰富的。那些表兄弟，都没有读书的机会，外家环境，一年坏似一年，他们很早就到社会去谋生；他们所表现应付环境的能力，都是十分精明，十分敏捷，家母的精神，该说一半得之于外家遗传。家母来归时，先父还不懂得珠算，这一份知识，先父正是从闺中得来的。外家那一系列的人，除了舅母外，在心算上所发挥的迅速、正确性，比我们用笔算的高明得多。家母识字虽不多，但她运用那些词语，却十分适当；她自己动笔写的信，句句中肯，十分恳切。我南来香港，家信中有这么两句训示的话：“钱不可不用，却不可乱用。”许多老一辈的人只知道叫后辈：“钱不可乱用”，却不懂得“不可不用”的意义。友人看了大为赞叹：“老曹，你真幸福，有个八十岁老母教教你！”先母总替先兄可怜，因为先父苛责先兄十分严厉，时常打他骂他，先兄显得十分老实。
先母总以为先兄一定能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哪知先兄自先父谢世，便一变所为，变得最不安分守己，什么都不循规蹈矩；而晚年生活之艰苦，结局之悲惨，都非我们所能预料的。
我时常对先兄说：“你本来是钱塘江上的船老大，碰到的只是七里泷中的风波；可是，眼前你驾驶大轮船在海洋上行驶，又当风狂雨骤的季节，你是应付不了的。”先母是不相信，先兄会有覆舟之祸的。先兄牺牲之后，我们一直不把噩耗说给先母知道，让他永远活在她的梦中。我的妹妹，那是先母的心头肉，她的样子跟先父也十分相似。她的现实手法，很高明，假使先兄处世有她一半的才能，也许会有很大的成功。她可说是非常男性的，至于我自己，一进入社会去做事，就是这么缩头缩脚，小心谨慎，既不敢放胆闯天下，又不甘俯首让人驱策，诚非先父所及料，也出乎家母的意料的。
先母逝世，已经五年了。我好几回想提笔写一篇《我的母亲》，也想如归有光写《项脊轩记》那样写一篇《蒋畈的老屋》，都不曾写好。倒是珂云，她写了一篇《他的母亲》却描述得十分真切。我且节用几段有分量的文字：他的母亲，孩子们的祖母，我的婆婆；婆婆习惯上却是孩子们对她的称呼；我依着聚仁的称呼称她为妈妈的。婆婆姓刘小名香梅。她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五六年了。我和孩子们都没到聚仁的家乡——浦江；她的话，那一角上的土话，慢慢地，我们已能懂得八九成；不过彼此的意思，都能完全了解；她也常常为我们谈些家乡的往事。有一回，她忽然谈起她自己出生那一天的事：她的家离开蒋畈五华里，乃是刘源溪谷中的小村落——刘源（这儿，就拿蒋畈作中心来说的了）。我们的外公家里只有几亩田，虽不至于挨饿，生活却也相当清苦，外婆先养了一男七女；农家重男轻女，生了女孩，不是丢掉，就是病死。婆婆是外婆的第四胎，上面已有一个哥哥两个姊姊；她的降生，在外婆心头是十分不高兴的，因为又是一个女的，“赔钱货，十八年堂前客。”——在农村，女孩是替人家养的，早晚要替女孩子梳头裹脚，耽误了许多田间工作的。婆婆出生那一刻，外公在田野工作未归，由隔邻一位老婆婆接生。外婆睡在床上，一听说这孩子是女的，就说：“丢在脚后跟，随她吧，不用包。”她是决意不要这位闯来的小客人了。隔邻老婆婆听了，自觉没趣，一声不响地回去了。不一回，外公来了；那天是农历七月廿一日，正当秋收时节，他挑了一担刚打下的稻谷，兴冲冲地从田里回来。见了孩子就说：“饭是有得吃了，包起来吧！”他再去请那隔邻的老婆婆过来。想不到她后来嫁到曹家来，开花结子；曹家数代单丁，门衰祚薄，从聚仁一代起，儿孙已有三四十人了。
我生长在城市，对农村生活，实在非常隔膜；直到抗战军兴，才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农村去，这才嗅到了泥土气息。我的婆婆，正是泥土味很重的农村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