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民国多少次战争都证明了这个道理。直皖战争时徐树铮执掌天下，面对的只是一个直系师长吴佩孚，结果惨败；等到吴佩孚执掌天下时，面对的是偏居一隅的手下败将张作霖，结果惨败；现在因果循环要落到张作霖头上了，他面对的只是直系残余孙传芳——一个小小的浙江督军，压根儿就不在一个重量级上，所以从一开始张作霖就没把他当回事。张作霖不把孙传芳当回事还情有可原，毕竟他远在天津，对情况不太了解。而作为深入前线的大将杨宇霆没把孙传芳当回事就太不应该了。事实上，此公非但看不起孙传芳，而且对所有江浙皖势力都没怎么放在眼里。
跟徐树铮、吴佩孚一样，杨宇霆也是前清秀才，所以书生的脾气也是有的，而且因为张作霖的宠信，他比前两位更加高调和志得意满。杨宇霆到南京就职时，军务帮办陈调元以及江苏的绅商过江到车站欢迎。杨宇霆盛气凌人，一见面就说江苏弄得太糟，军不像军，政不像政，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到了督署门口，只许他的车子进入，其他的包括帮办陈调元等也只能在门外下车。大家憋了一肚子的气。杨宇霆就职后，各师长需重新委任，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郑俊彦等前来谢委，杨宇霆高高在上，模仿张作霖的口吻说：“你们好好地干吧。”一副主子对奴才的模样，各师长均觉得受到了侮辱，他们摸不清杨宇霆到底是怎么想的，各自担心自己的前程，因此心里都欲去之而后快。所以说，张作霖用杨宇霆为江苏督办实在是个败笔，这个地方急需能笼络各方的人坐镇，而杨宇霆却恰恰相反，四面竖敌。当时姜登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江南的情形是很复杂的。邻葛（即杨宇霆）的手腕不够灵活，而气焰太高，应付不了江南的局面。江南的局面让我去应付，比邻葛要好得多”。
其实，当初张作霖安排的江苏督军并不是杨宇霆，而确实是姜登选，安徽督军安排的是郭松龄。这个安排是合理的，因为姜登选为人正直、诚恳，待人接物也比较低调，跟孙传芳又是老同学，关系也还可以，如果他当了江苏督军，估计后面浙奉大战不一定会爆发，至少不会发生得那么快。如果这样，那后面的包括郭松龄兵变、姜登选之死乃至郭松龄之死等等都不会发生。也是天意如此，偏偏张作霖快要通过北京政府任命姜登选的时候，杨宇霆突然横插一脚，态度坚决地表示他想去江苏当督办。张作霖很信任杨宇霆，心肠一软，也就同意了。这样一来，原拟任江苏督军的姜登选只好改任安徽督军了，原拟任安徽督军的郭松龄就什么也没捞着。这让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立下大功的郭松龄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张作霖偏心，赏罚不公，因为在郭松龄看来，杨宇霆这人也就耍耍嘴皮子，手无尺寸之功，偏偏身居高位，狐假虎威，实在讨厌得很。郭松龄也是倔脾气，认死理，一怒之下就把驻浦口的第二步兵旅调回了冀东，招呼都不跟杨宇霆打一下。郭部这一走，奉军留在江苏和上海的部队就只剩两个师了，胜负的天平发生倾斜。本来就对杨宇霆不满的江苏部队心态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后来孙传芳能够顺利拿下江苏的主要原因。
奉军轻敌和内耗的同时，孙传芳却在励精图治，积极准备与奉军决一死战了。为了让战争的胜算更大一些，他北联冯玉祥，中联岳维峻，制订了一个“联冯结岳”的战略计划。1925年4月，他同冯玉祥结拜为异姓兄弟，形成了孙冯同盟，冯玉祥答应孙如对奉军发动进攻，他将在西北作出挺进北京的作战姿态，以牵制奉军。5月，河南督办岳维峻表示如孙攻打奉军，他的部队就以攻打山东相策应。10月7日，孙传芳秘密邀请皖、赣、苏、闽、浙五省代表到杭州开会，会议的主旨是“拥段反奉”，五省代表共推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周荫人为副司令。会后，孙传芳封锁消息，各部向苏浙边境的太湖秘密集结。
浙奉大战即将开打了，此时奉军是什么形势？如果画一张由北到南的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奉军呈一字长蛇状由东北蜿蜒到江南，自黑龙江而起，经吉林、奉天、热河、直隶、山东、安徽至江苏。这种一字长蛇状最容易受攻击，因为直隶的侧边是冯玉祥的西北部队，他出兵就可以截断直隶，使奉军后路切断。同样，山东的侧边是河南，岳维峻出兵也可以威胁山东。如此险恶形势，有“小诸葛”之称的杨宇霆难道看不出来？他不是看不出来，而是认为在奉军的积威之下，没人敢串联反对他们，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在杭州自封为“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当天宣告就职。分兵五路：第一路司令为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第二路司令为北洋军第八混成旅旅长谢鸿勋；第三路司令由孙传芳自兼；第四路司令为北洋军第二师师长卢香亭；第五路司令为浙军第三师师长周凤岐。后援部队为北洋军第十二师、第三十混成旅、第四旅。
孙传芳向以用兵神速机敏见称，此次讨奉从10月10日开始调动军队，不到五天即已尽赴前线。而奉军希望和平，居然迟迟没有准备。10月14日，眼看大军倾压在即，为保存实力，杨宇霆和江苏省长郑谦电告奉军二十师师长兼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限一天一夜将二十师全部由上海撤出，退守苏州和常熟。邢士廉遵照杨的命令于15日全军撤退。当晚孙军即进占龙华，16日孙军第一路陈仪、第二路谢鸿勋主力由沪杭路抵沪，沿沪宁路前进。卢香亭的第四路军则由长兴进占宜兴，邢士廉节节后退，18日退至丹阳、镇江之间。孙部第一路、第二路自上海而苏州而无锡而常州与第四路会师前进。18日邢士廉军殿后部队曾与孙军战于丹阳，入夜邢军不支而退。19日晨孙军抵镇江，20日孙军卢香亭、谢鸿勋部抵南京下关，谢部渡江向浦口进发。孙传芳本人17日晨至上海，19日到常州，20日下午抵南京下关，21日晨凯旋入南京。
孙传芳进兵能够如此神速，与杨宇霆战术布置失误有很大关系。战前杨宇霆狂妄自大，未作任何准备。战时又惊慌失措，因担心冯玉祥在北方抄自己的后路而盲目急退。这样做的后果有三条：第一就是部队没怎么抵抗就损失惨重。急退影响军心，进而影响摇摆不定的人的立场。江苏境内陈调元及郑俊彦等人本来就对杨宇霆不满，这下看见奉军急退，于是趁乱打劫，奉军第八师丁春喜部在18日退兵的时候糊里糊涂地就被苏军陈调元的第四师及郑俊彦的第十师勒令缴械，丁春喜亦被俘。如果杨宇霆不是急退，而是有组织的掩护后撤，就不会出现这样未发一枪即被人缴械的窝囊情况，而且可以为奉军赢得在北方组织防御的时间。第二就是极大地鼓舞了孙军的士气，反过来影响了奉军的军心。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军心，本来孙军是以决死之心来挑战张作霖的，没想到奉军这么好打，基本上兵不血刃地就从上海打到了南京，然后渡江一直追到山东附近。对奉军而言，基本上是一路溃逃，好不容易逃到张宗昌的地盘上才能喘口气。张宗昌在山东组织防御，但此时士气已经大受影响，且组织防御的时间也比较仓促。第三就是直接促使了苏军四个师的反水。前文说过，苏军有陈调元的第四师、白宝山的第一师、马玉仁的第三师以及郑俊彦的第十师，这些势力原本持中立立场，在张宗昌守江苏时甚至因为陈调元的原因而一度靠近奉军，杨宇霆没有利用好张宗昌留下的这一财富，治苏两个月不到就已经弄得离心离德。奉军迅速撤退更让他们看不到希望，因此迅速地倒向了孙传芳一边。而这股势力，如果换作张作霖或者张宗昌，那必然是为我所用，一旦为我所用了，那等于奉军在江南增加了四个师，战场形势顿时就逆转了。
在徐树铮、吴佩孚以及杨宇霆这三个秀才当中，吴佩孚最有军事才干，徐树铮最能谋划军政大事，而杨宇霆则是三人中身居高位时间最长的。搞不明白杨宇霆为什么会有小诸葛之称，仅看这次督理江苏就觉得其人实在是名不符实。此人先是轻率冒进，后是落荒而逃。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话说，那就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撤退中的逃跑主义。
由于杨宇霆的逃跑主义，姜登选管辖下的安徽境内各种势力一看有机可乘，于是纷纷起而响应。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第二旅旅长马祥斌等均通电响应孙传芳，同时要求保境安民。倪朝荣于10月22日率第一旅抵泗州，逼姜登选离开蚌埠，23日姜登选乘铁甲炮车离蚌埠北上，通电辞皖督，并将督印交皖军第二旅旅长马祥斌保存，于是蚌埠也落入孙的五省联军手中。
杨宇霆捅了漏子，屁股还得郭松龄来帮他擦。10月22日，张作霖在奉天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派四个师两个混成旅入关，守京奉、津浦两线，以防止冯玉祥从后路截断奉军。10月24日，张作霖令郭松龄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不过他很有情绪，认为杨宇霆惹的祸要大家来扛，而张作霖居然对杨宇霆没有一点惩罚，实在太偏心了。这种不满情绪逐渐滋长，成为后来郭松龄反奉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说孙传芳。此君一路北上，很快就抵达了徐州。张作霖准备在这里坚守，任命张宗昌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张宗昌于10月21日赶赴徐州就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将其所部直鲁军分为七军，自兼第一军军长，方永昌为副；施从滨任第二军军长，毕庶澄为副；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为副；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吴长植为副；许琨任第五军军长，张堵荣为副；六、七两军则来不及成立，全部兵力约12万人。从张宗昌六、七两军都来不及成立就可以看出，杨宇霆败退有多快，而孙传芳的进军有多神速。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杨宇霆策略的失误。
孙传芳的联军布置分三路进攻，中路以卢香亭、谢鸿勋、陈仪等部会同皖军一部担任，由蚌埠前进；东路白宝山、马玉仁部苏军由宿迁前进；西路皖军及陈调元部由永城前进。
战斗开始，张宗昌对东、西、南三面取守势，以逸待劳，阵线很稳。后来发现白宝山、李启佑有隙可乘，于是令邢士廉部进攻白宝山，攻入海州，同时姚霁、滕殿英部由运河攻李启佑，进入宿迁。10月28至31日，姚、邢两路会攻马玉仁，围攻清江浦，在杨庄、西坝、王营等处激战，形势占优。但此时南路军情比较紧张，11月2日任桥发生激战，白俄兵团全军覆没，施从滨被孙传芳俘虏，后被杀。张宗昌在徐州闻讯，急赴前线督战，又电调孙宗先、方永昌两军，加入南路，但是未能迅速扭转战局。而自己后方空虚，担心岳维峻从河南进军抄了后路，所以在夹沟支撑了一二天后，无心恋战，于是准备放弃徐州北撤。11月6日晚，张宗昌下令城内外驻军一齐登车北去。7日，张率司令部文武人员及第三军军长程国瑞，铜山县知事贾月璧，由津浦路退韩庄。孙宗先第五师，由陇海路退砀山。东路许琨、姚霁由赣榆退日照。方振武由灌云退沂州。邢士廉、姚宝苍、倪占魁由海道乘帆船逃青岛。夹沟方面的2万余人则由于来不及后撤，在孙传芳部还没来得及围攻之前就一哄而散，不复存在。
至此，浙奉战争以奉军战败结束。
奉军虽战败，但除了丢掉江苏、安徽两省地盘外，实力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孙传芳把奉军赶出江苏后也无力北进，这样，双方就以鲁苏边境为界，形成了直奉两军的对立。只不过这次直系的领袖换成了孙传芳，他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领有长江下游五省，成为吴佩孚败后直军内部最大的势力。此时距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兵败下野刚好一年时间。
张作霖第二次进军关内后，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前文提到的奉系内部关系问题，总体分为新旧两派，而新派里面又分为拥新派和拥旧派，在新旧两派关系的处理上张作霖做得比较成功，没有引起大的矛盾。但在新派中处理拥新派和拥旧派之间的关系上则有很大失误，由于过分宠信杨宇霆而最终酿成了奉系内部的自相残杀，本章将作为重点予以阐述。
第二个问题是国内派系争斗问题，此时直系已经削弱，皖系垂死挣扎，其策略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即从最初的争取皖系、联合冯系、打击直系到后来的联合皖系、排斥冯系、打击直系，再到后来的联合直系、打击冯系（此时皖系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整个策略的变化体现了形势变化的需要，在运用上比较成功。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问题。当时中国各大军阀背后基本上都有一个国家支撑。其中英美支持的是吴佩孚的直系，而张作霖以及日薄西山的皖系段祺瑞，其背后支持的是日本。张作霖在处理对日关系的策略上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他需要日本的支持，不敢得罪日本。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卖国，在涉及国家主权问题上寸土不让。总体上他用的战术就是“忽悠”，日本人被他忽悠了十几年，出钱出枪出力最后却基本上没得到啥，实在郁闷得紧。当时日本人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最终，“热血青年”河本大作用炸药的方式结束了张作霖与日本的这种关系。
下面章节重点讲张作霖在权衡上述三个问题时的重要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