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和商人合作时，虽然不喜欢商人们和他争夺对企业的控制权，但是，他并不排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张之洞不是资本家，也不属于资产阶级，他支持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他的本意上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了更好地“中体西用”。由于张之洞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武汉迅速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民营产业中心与商埠。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有了初步发展。当时，一批民族资本家进入轻工业领域，创办了一批涉及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企业。这当中有纺纱厂、面粉厂、火柴厂、烟草公司、葡萄酒公司等。这些企业都分布在为西方势力所把持的地区，其中以上海为中心。这种情况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有力地冲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忧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实力太过强悍，弱小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根本就无力抗衡。
张之洞所在的武汉，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长江口岸之一。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无力抗击英法联军的清政府，在天津被迫和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签订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中国向西方开放包括汉口在内的众多港口，由此，长江成为列强可以随意进出的“国际水域”。在张之洞主政湖北时期，武汉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有所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张之洞。他在武汉办了大量近代企业，这些企业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当地人民，在客观上培养了武汉的民族资产阶级。再加上武汉九省通衢的重要地理位置，不少有能力的商人开始在武汉创办近代企业。对于这些人，张之洞给予了很多支持。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武汉出现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销售量最高的火柴厂——燮昌火柴厂。燮昌火柴厂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民族企业，创建资本都来自民间，没有官方资本。这样一家企业与张之洞有什么联系呢？
燮昌火柴厂是个“外来户”，它是由上海的企业家投资兴建的。1896年，在张之洞的经营下，武汉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工业聚集地，再加上交通便利，使得许多民营企业家将目光投向了武汉。就在这一年，上海著名的企业家叶澄衷（1840—1899）以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察觉到了进军武汉的必要性。当时，叶澄衷旗下产业众多，有五金业、航运业、火柴厂、缫丝厂、钱庄、票号等。在他众多的业务中，最具影响力的应当是火柴。
现代火柴是英国人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后来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由于火柴的使用非常方便，它很快就被中国人接受，成为居家的必备物品。火柴的市场巨大，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地区，一些有远见的中国人便开始创办火柴厂。中国的第一家火柴厂是由卫省轩于1879年在广东省佛山县创办的巧明火柴厂。到1900年，中国火柴厂有将近20家。然而，中国的火柴厂大多工艺落后，产量小，在市场上的份额有限，占据中国火柴市场最大份额的还是外国火柴，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
早在1890年，看到火柴商机的叶澄衷便在上海开办了火柴厂，并且不断壮大。到1896年，随着武汉商业环境的改善，叶澄衷决定在武汉开办火柴厂。张之洞是当时的湖广总督，要在武汉开办工厂，没有张之洞的支持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于是，1896年，叶澄衷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宋炜臣（1866—1926）奔赴武汉，觐见张之洞，请求张之洞同意他们在武汉办工厂。
对于张之洞的态度，他们很难预判。张之洞自己在办洋务，他有可能为了武汉地区工业的发展而支持宋炜臣在武汉办工厂；但是，张之洞既然在办洋务，他也有可能为了自己的洋务事业而禁止其他人染指武汉的工业。比如说办个火柴厂，为了避免竞争他还能允许别人来跟他抢市场吗？张之洞到底会不会支持他们在武汉办火柴厂呢？带着种种不确定，宋炜臣来到了张之洞的面前。
面对堂堂湖广总督，宋炜臣也不敢有所隐瞒，他把他们计划在武汉办企业的想法和盘托出。张之洞则静静地听着，也不打断宋炜臣，他的面部也看不出是喜是恼。等宋炜臣说完，张之洞“啪”的一巴掌拍到了桌子上，宋炜臣被吓得一颤，在心里嘀咕，难道张之洞要发火了？不过，张之洞紧接着说出了一个“好”字。听到这个“好”字，宋炜臣的心算是放下了，看来张之洞不仅不反对他们，还很支持他们。张之洞告诉宋炜臣，办工厂救国是他的一大心愿，只不过这工厂的种类太多，他张之洞一人无论如何也办不全，他只能抓一些重要的来办，至于其他方面，有越多的人办，他越喜欢。
得到总督大人的许可，宋炜臣在武汉办燮昌火柴厂的计划进展得非常顺利。张之洞虽然没有拿出资金来支持他们，但是在政策上给了他们极大的便利。办工厂需要土地，张之洞就一下子给了他们75亩，相当于5万多平方米。为了能够保障燮昌火柴厂的盈利，张之洞还准许他们15年的专利权，从工厂开办起15年内不准其他人在该地区开办火柴厂。在税收方面，张之洞也给他们大开绿灯，凡是在湖北湖南销售的该厂火柴，一律由税务部门发给优惠的税票，征税额度非常低。据说，这个火柴厂投产的第一年就获利近25万银元，张之洞也称赞宋炜臣是个有为之士。
由于《马关条约》里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开办工厂，所以，当日本的经济实力提升以后，他们就开始进行资本输出。日本商人看到火柴利润丰厚，就打算在汉口办火柴厂。对此不论是宋炜臣还是张之洞，都以专利权为依据，极力反对。日本方面无论怎么狡辩，始终得不到湖北当地政府的办厂许可，不得已，只能放弃。
1898年，日本人开始强行在汉口建租界，1906年，日本人的租界越建越大，他们看中了燮昌火柴厂的所在地，就把燮昌火柴厂也划到他们的租界里。张之洞虽然不能阻止日本人建租界，但是他也不会坐视燮昌火柴厂被日本人占据。日本虽然在甲午之战中打败了中国，但是，张之洞并不惧怕他们，对于日本人的蛮横无理，张之洞据理力争，绝不退让。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了数年之久，最后，还是日本人妥协了。双方商定，日本人可以扩建租界，但是，决不能影响燮昌火柴厂的正常运营，火柴厂在日本租界内，要享有和日本企业一样的地位。正是由于张之洞的多方争取，才确保了燮昌火柴厂的正常运营，企业权益也不致沦入外人之手。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宋炜臣还在武汉开办了一家军需品生产厂，负责给张之洞的湖北新军生产军服、军帽、军鞋、军靴等产品。
另外，经张之洞授权，宋炜臣还在湖北开办了水电厂。这里说的水电厂，不是指水力发电厂，而是供水供电的工厂，为武汉市民提供自来水和电力。
汉口是中国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那里的洋人不仅经商，还大建租界。在中国的土地上，洋人按照他们国家的标准兴建租界，电灯、自来水等国外的先进事物，都被他们带到了中国。这些新事物很快就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张之洞心里也是羡慕的，在广东时，他就想过要办这些企业，只是因为被调到了湖北而未能实施。
张之洞到武汉后，前期的精力多集中在办大型企业上，一时间还顾不上那些服务于民生的企业。后来，武汉当地有商人意识到了电灯、自来水市场广阔，有利可图，就向张之洞申请办电厂、水厂。张之洞虽然同意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但是，民间资本实在是太过弱小，不论是在技术还是在资金方面，都很难支撑。在这个时候，洋人看到中国方面要办水厂、电厂，便主动找上门来，希望帮助中国来办这些企业。洋人的“好意”张之洞是不敢接受的——这哪是什么“好意”，其实就是为了借机控制武汉当地的自来水和电力行业。若是真的和洋人合作了，那么以后武汉的用水用电都要由洋人来控制了，他们如果什么时候不高兴，给武汉来个断水断电，那还了得？既然国人无力兴办，那只好不办。此后，凡是有洋人提出要为武汉办水电厂的，张之洞一概拒绝。
到1906年时，办火柴厂的宋炜臣已经聚集了相当雄厚的资本，此时他看到武汉尚无电厂、水厂，便有心在武汉开办这些企业。宋炜臣把办水厂电厂的申请交到张之洞手上，张之洞在和宋炜臣就此事详谈之后，很快就批准了，而且还给他们拨款30万银元。要办水电厂，30万银元是不够的，宋炜臣又在民间筹集了300万银元。有官方的支持，又有充足的资金，水电厂办起来就顺利多了。
1908年，电厂如期建成发电，其装机容量在当时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广州。此时，张之洞已经身在京城，他没能见到武汉被电灯照亮，但是，这又有何妨？他为国家富强所作出的努力，已经被世人看在眼里。
1909年，水厂建成。汉口人民成为中国最早用上自来水的一批人。自来水厂的建设虽然顺利，但是，自来水的推广却经历了一番波折。
自来水需要加氯消毒，这种方法的使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即便在今天也是常用的自来水消毒方法。用氯化法给自来水消毒效果好、费用低而且没有什么危害，但是有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有异味，使得口感不佳，尤其是在100多年前技术远不及今天先进的情况下，自来水的口感不好保证。
汉口市民对有异味的自来水有意见不说，而且社会上还流传有“吃自来水会烂肚肠”的谣言。为了消除市民对自来水的质疑，宋炜臣亲自上阵，他当着当地百姓的面，喝下自来水。有了宋炜臣的示范，自来水的推广就顺利得多了。
试想，一家企业，如果想让顾客相信自己的产品，首先是生产者自己要相信自己的产品，如果拿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产品去糊弄顾客，怎么会得到市场的认可呢？可是，这样的道理一些黑心商人却并不认可，他们竟然敢堂而皇之地制假售假。中国人进入近代商业领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可是，直到今天，市场上的假货依旧大行其道。如果能够多一些宋炜臣这样的商人，中国肯定会取得比今天更大的成就。
关于宋炜臣办的这个水厂，还有必要说一下它在民国时期的遭遇。民国初期，宋炜臣想扩建水厂，但是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国内局势动荡，筹集资金非常困难。为了维持水厂的发展，宋炜臣只得找外国借款。经过一番商讨，从日本方面拿到了一笔钱。这笔日本资金虽然缓解了水厂的问题，但是也使得日本方面有机会控制水厂。庆幸的是，在1914年，日元对银元贬值50%，宋炜臣便借机将日方资金全部退回，水厂的控制权重新回到中国人手中。
宋炜臣在武汉除了办过上述企业之外，还办了一个机器制造公司。到1907年时，交由盛宣怀商办的汉阳铁厂早已能够稳定生产，宋炜臣便想到利用汉阳铁厂产的钢铁来制造机器，他的想法得到了张之洞的支持。为了表示支持，张之洞把汉阳铁厂的旧机器拨给他们，同时还给他们拨款5万两银子。当然，张之洞拿出的资本对于办机器厂来说，起不到主要作用，但是，张之洞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支持却是显而易见的。宋炜臣办的这个机器制造厂规模不大，但却是当时湖北全省少有的机器制造厂，进入民国后，这个工厂又进一步发展，甚至被称为当时全国第二大机器厂。
在张之洞振兴实业、发展工商的经济政策推动下，汉阳当地的一家名为“周恒顺”的手工作坊改建成了一家正规的机器厂。经过数年经营，这家由手工作坊改建的机器厂有70部机床，并用蒸汽机做动力，陆续生产出蒸汽机、卷扬机、抽水机、蒸汽抽水机、制茶机、造币机、煤气机、轮船等多种机器产品，一时声名鹊起，在武汉，这家机器厂仅次于宋炜臣办的机器厂。这家机器厂的历史长达半个世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公私合营。在抗战时期，这家机器厂与当时中国知名实业家卢作孚（1893—1952）合作，双方在重庆建厂，维修船只，制造机器，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振兴民营工商业，张之洞还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张之洞开办了汉口商务公所，他希望通过汉口商务公所促进当地工业的发展。张之洞认为，用官府命令劝民间办工业，效果并不好，不如用商业利益引导民间办工业。如果某种产品的市场销路好，利润足，自然会有许多人跟着去办工厂、生产这些产品，如此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的质量会越来越好，工艺也会越来越精湛。张之洞设的这个汉口商务公所可以看作是一个商品展览会，为湖北的商人提供了一个交流产品的平台。
为了传播近代商业理念，联络当地商人的感情，张之洞还成立了一个汉口商务局。张之洞希望通过这个商务局启发当地人的商业智慧，引导当地商业的发展。汉口商务局由官府出资运营，后来发展成为汉口商务总会，是乡绅和商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商业性社团组织。在辛亥革命时，这个组织曾全力支持革命。
此外，张之洞还设立了商学和商会。所谓商学，指的是研究货物的生产、销售；商会则是用于相互联络、沟通信息。另外，在张之洞的倡导之下，湖北出版了《湖北商务报》，以促进商务的发展。这份报刊刊载的信息非常丰富，有官方的公文、湖北当地商业新闻、外省商务新闻、各国商务新闻以及从西方报刊上转载的报道。
1902年，张之洞还设立了两湖劝业场。这个劝业场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用来展览湖北当地的商品，一部分用来展示外省以及国外的商品和机器，还有一部分用来展示湖北湖南的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农副产品等。
在张之洞的鼓励下，民营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处在国内领先地位。据统计，1895年至1913年，武汉地区的工矿有28家，仅次于上海，领先于天津和广州。武汉的民营工矿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即便在资产总额上也是仅次于上海。1906年，汉口一地的进出口贸易额就占到全国12%，几乎达到了上海的水平。在张之洞于湖北执政的最后几年，湖北的进出口贸易额始终位居全国第二，紧跟上海。当时，有人称武汉为东方的芝加哥（1870年到1900年间，芝加哥的人口从29.9万猛增到170万。当地的制造业和零售业成为美国中西部经济的主宰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清末的武汉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张之洞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