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的出现对人类的通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之洞也早就意识到了电报的价值。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就已经开始培养自己的电报人才。接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又在湖北湖南大力发展电报事业，架设了一批电报线路。湖南湘潭市的文物部门就曾在湘江之滨的荒滩上，发现了一座建于1898年的电报通信塔楼。经考证，这座塔楼便是张之洞在任时所建立，为当时湖北至湖南电报线路上一座重要的中转设施。
这座电报通信塔楼是一幢高约10米的两层青砖建筑，保存尚完整。电报楼房檐装饰、门窗设计等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电报楼内，有木质地板和楼梯，西侧靠近窗户的墙体上，尚存8个穿墙而过的弯头瓷筒，是当时接纳通信线缆所用。当时，纵贯两湖地区的有线电报线路在湘潭市跨越湘江。这座电报塔楼就是当时两湖通信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史料记载，当时每天有专人在此负责接收传输电报电话。塔楼连接的通信电缆则埋在湘江江底，穿江而过，连接电报塔楼。这座电报通信塔楼在20世纪中叶逐渐被废弃。
电报和传统的通信方式相比，确实方便了很多，但是，电报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操作不便。电报只能传送特殊的编码，要发电报，首先要把需要发送的内容转换成可以通过电报传递的特殊编码，通常使用的编码是摩尔斯电码，在摩尔斯电码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了许多加密电码。对于接收电报的人来说，他们接收到的不是文字，而是普通人根本就看不懂的代码，这些代码还得经过他们的翻译，才能供普通人阅读。这也是张之洞为什么要在广东办专门的电报学堂的一大原因。
电报的这种特性极大地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只有专业人士才能运用自如。同时，不断的编码译码也需要耽误不少的时间。所以，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了电报，但是，人类并不满足于电报这种信息传递方式，一批又一批科学工作者不断地尝试制造出一种可以让普通人也使用的、和电报一样快捷的通信方式。
1876年，美国人贝尔制造出了第一部可以使用的电话，他也由此被公认为电话的发明人。此后，在包括爱迪生在内的众多研究者的努力下，电话逐渐走出实验室，走进寻常百姓家，时至今日，电话已然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电话发明时，西方势力已经开始大肆侵入中国，电话这种新发明也随着西方的入侵进入中国，并为中国人所熟悉。1881年，英籍电气技师皮晓浦在上海十六铺沿街架起一对露天电话，付36文钱可通话一次，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电话。1882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开通了第一个人工电话交换所。虽然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中国人尝试自办电话，但是都没能投入实际使用。因此，中国的第一部电话只能说是外国人设立的。当时使用电话的用户有20多家，每个话机年租金为银元150元。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只有上层社会才能使用。1889年，安徽省安庆州候补知州彭名保，自行设计了一部电话，包括自制的五六十种大小零件，成为我国第一部自行设计制造的电话。这部中国人制造的最早的电话取名为“传声器”，通话距离最远可达300华里。
1900年，南京首先自行开办了电话局，以后苏州、武汉、广州、北京、天津、上海、太原、沈阳等城市，在1900年到1906年之间也先后自行开办了市内电话局。张之洞也正是在得知了南京开通电话之后，才开始办电话局的。张之洞认为，发展电讯事业，对于地方民生商务都有极大的益处，应该重视起来。所以，除了架设覆盖湖南湖北的电报线路之外，张之洞紧随南京之后，就在武昌、汉口开设了电话局。这使得武汉成为我国最早使用电话的城市之一。
张之洞是非常喜欢电话的，这可比电报方便多了。对于电话事业的发展，他给予了很大支持。1902年，随着武汉地区对电话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张之洞两年前办的那个电话局已经无力应对了，扩建电话局势在必行。可是，此时的张之洞囊中羞涩，他已经拿不出多余的钱来扩建电话局了。于是，他又想到了商办，他打算把扩建电话局这件事交给一个有实力的商人来完成。
经过一番筛选，张之洞看中了房产地皮商人刘歆生（1857—1941）。刘歆生是武汉当地人士，少年时放过鸭、喂过牛，饱尝艰辛，但生活的磨砺使其立志出人头地。因为祖父、父亲都是天主教徒，刘歆生也受洗入教，与汉口天主堂神父金宝善相识。金神父见刘家贫困，借钱200串给刘家开牛奶坊，刘歆生成了送奶工。他后来也入堂奉教，并学会了英语。不久，他通过天主教会的关系进入汉口太古洋行当练习生，后升为写字兼跑街，月薪纹银10两。他为人机变灵活，善于交际，很受教会法国神父的赏识。
刘歆生不甘于屈居人下，想自办实业。1896年前后，刘歆生曾与人合资到湖北省阳新县炭山湾开采煤矿，接着办歆生记铁、木工厂，但都没有成功。1899年，刘歆生被法国神父推荐，到法商立兴洋行做买办。三年后，他又担任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汉口分行的买办，丰厚收入使之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而买办的身份又为其个人投资提供了契机，刘歆生敢闯敢干、善于风险投资的经营才能有了施展的空间。
刘歆生虽然是借着洋人的帮助起家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1902年前后，英国人在汉口兴建西商跑马场，吸收高级外侨为会员，但歧视中国人。一次，身为汉口首富的刘歆生欲从正门进入，也遭到阻止。他一气之下，打算建一座中国人专用的跑马场。1906年，由他提供地皮，与人合作建成了“华商跑马场”，吸引市民赌马。这一举动，对于英国人来说，是一次有力的回击。
1938年，日寇攻进了武汉，伪军强占了刘歆生位于汉口循礼门的刘家花园作司令部。日本人想要刘歆生出面当维持会长，为侵略者效力。可是他们始终找不到刘歆生本人。原来早在日军逼近汉口时，刘歆生就警告其家人，不准和日本人做生意，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抗战能力，打败日本只是时间问题。在日军侵入汉口前，他住进了法国租界一直没有露面，直到病重去世。
刘歆生的人品和经济实力都符合张之洞的要求。于是，1902年，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已经在武汉地区有了很高声望的刘歆生出面组织电话局的扩建工作，1904年组成电话公司，刘歆生任董事。在刘歆生之前，中国出现的电话局都是各地官府出资建设，刘歆生接手电话局之后，按照商业模式进行运作，由此，中国第一家商办电话局出现了。此后，武汉地区的电话业务不断向前发展，武汉也因为电话的引入而更加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