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大片国土的丢失、巨额的赔款，强烈地刺激了一批不甘就此沉沦的中国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试图通过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来拯救陷于危难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开明官僚也在尝试改造中国。康有为和张之洞改造国家的方式很相似，都是兴起于西方的新式工商业。但是，他们改造国家的目的却截然不同：康有为试图在中国建立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张之洞想的却是利用新式工商业来维护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一同一异，注定了他们复杂的关系：他们是盟友，也是对手。
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此时，大批学子正在北京参加会试，《马关条约》的内容令这些饱读圣贤诗书的学子们无法接受，一时间，群情激奋。这当中最为活跃的当属康有为。
这一年康有为37岁。按理说，已经年近不惑的他，早就过了年少气盛的时期。但是，事实上此时的康有为比许多年轻人还有激情，按照今天的理解，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老愤青”。他听说《马关条约》后，也不再理会什么科举考试，而是四处走动，游说其他在京参加考试的学子，希望大家联合起来向皇帝上书，不要签下这个条约。
最终，康有为联合了1500多名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向皇帝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拒和就是要跟日本人继续打下去，迁都也不是小事，变法更是事关国体。这么庞大的计划，自然不是这些还未踏入官场的学子可以决定的。学子们的提议上呈到相关部门后，相关部门告诉他们，和约已经签字了，说什么都晚了。就这样，一大批学子的爱国心被这些官僚浇了一大盆冷水。
虽然没能向皇帝成功上书，但是，他们提出的内容却以小道消息的形式流传开来。一时间，但凡有点见识的人，都觉得这些学子言之有理。
此时，不仅仅是康有为这些人想要变法救国，张之洞也强烈呼吁清政府进行改革。1895年7月，张之洞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名为《呈请修备储才折》。在这个奏折里，张之洞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例如，加强陆、海军建设，抓铁路建设，在各省设枪炮厂，广开学堂，兴办商务，讲求工政，派文武官员出国考察等。光绪皇帝也不愿当个亡国之君，如果大清的江山毁在他手里，他怎么面对他的列祖列宗？于是，在从上到下各种变革的呼声中，维新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康有为他们这些维新派想给皇帝上书，但是却没有门路，根本就见不到皇帝。于是，他们想到成立一个机构来宣传他们的主张。1895年，在康有为的支持下，维新派的重要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为了表示对强学会的支持，当时正在担任两江总督一职的张之洞，向强学会捐款5000两白银。此时，张之洞的儿子张仁权正在北京供职，张之洞就让他的儿子也参与了强学会的创办。
当北京的维新宣传不断高涨时，康有为来到南京，拜见张之洞，向张之洞宣传变法。康有为在南京一住就是20多天，张之洞也不顾公务繁忙，隔一天就和康有为聊一次，一聊往往就到深夜。最终，张之洞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办强学会。不过，上海的强学会由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1860—1911）主持，经费还是由张之洞捐助。
虽然康有为和张之洞表面关系还算融洽，但是，两人也有不小的分歧。张之洞是个虔诚的儒生，他是容不得别人随意拿孔子说事的。康有为则假托孔子的名义宣传改革，这一点让张之洞很反感，他多次劝康有为放弃这种学说。康有为则坚持己见，他声称，自己绝不会因为张之洞这个两江总督支持自己办强学会就放弃自己的学说。上海强学会要成立的时候，张之洞以双方在学术上无法达成一致，有悖约定为由，要求不再办强学会。康有为则反驳说，前期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怎么能说停就停呢？他坚持继续办。
强学会观点激进，做事张扬，这就遭到了保守派的敌视。于是，有人上书弹劾强学会。很快，朝廷下令查封了北京的强学会，上海的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会解散，康有为对张之洞在此事中的不作为很是不满，他指责张之洞对强学会不出力不说，还总是要限制。
康有为和张之洞可以说是不欢而散。对于维新派中地位仅次于康有为的梁启超（1873—1929），张之洞曾予以格外礼遇。1897年初，梁启超从广东去上海，途经武汉，张之洞得知梁启超到来，就邀请他暂住武汉。当时维新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张之洞作为维新运动的支持者，受到维新派的欢迎。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自然愿意和张之洞接触。
梁启超到达武汉后，张之洞打算以迎接钦差及外国使节的礼仪来迎接梁启超。当张之洞的幕僚们得知他的想法后，当即表示不可。当时的梁启超只有20多岁，虽然热衷变法，却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张之洞堂堂封疆大吏，以这么高的规格招待他，这在极为重视等级的封建社会是难以容忍的。张之洞一番考虑后，也觉得不妥，只好作罢。
尽管如此，张之洞对梁启超还是热情款待，倾心交谈。梁启超到达武汉的当天，两人就谈到了深夜。张之洞想把梁启超招到自己的麾下，并许诺梁启超做两湖实务院长，年薪1200两，言语非常恳切。对于张之洞的热情，梁启超受宠若惊，他一个举人，怎么会让二品大员如此器重？
张之洞当然有自己的打算。当时的梁启超虽然没有多大的功名，但是他的才气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已是公认的大才子。如果张之洞能把梁启超招到自己的门下，自然是如虎添翼。梁启超也不是常人，他自然明白张之洞的用意。然而，张之洞虽然是封疆大吏，毕竟还是地方官，在朝廷里没多大的势力。在封建社会做官，进入中央政府那才是最大的成功。梁启超这等才华，自然不愿屈居人下。尽管梁启超对张之洞的盛情款待一再表示感谢，但是，他坚持说上海的事离不开他，而湖北又没什么可做的，决意离开。张之洞也不能强留，只好让他离开。后来，梁启超回忆他和张之洞的这段经历，认为他和张之洞的关系，就像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一样，更多的是出于利益的考虑。
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办了一个《时务报》，这是维新派的宣传喉舌。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用于办《时务报》的经费中，有一多半是出自张之洞的名下，这也就使得张之洞有机会控制《时务报》。《时务报》创办以后，维新派以此宣传变法、介绍西学，甚至公开讽刺时政、鞭挞专制、鼓吹民权。《时务报》宣传变法、介绍西学，这些东西对张之洞搞洋务大有裨益，他很欢迎。但是，对于《时务报》讽刺时政、鞭挞专制、鼓吹民权等举动，张之洞非常反感。张之洞想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他也不相信什么“民权”，《时务报》的这些观点在张之洞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对于《时务报》，张之洞既赞助、支持，又压抑、控制。张之洞对《时务报》的态度，也正是他对维新运动的态度。
《时务报》刚创刊的时候，张之洞曾为湖北各级官方机构统一订购此报。《时务报》能够风行海内外，与张之洞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由于张之洞是《时务报》的大股东，因而他得以将自己的幕僚汪康年派驻《时务报》。汪康年主要负责财务、人事大权，而负责具体业务的则是梁启超，《时务报》要发什么稿子、说什么话，全凭梁启超做主。
维新派和洋务派虽然有共同点，但是他们的本质是不同的，维新派属于资产阶级，洋务派则属于旧的封建势力。这就使得《时务报》内部不可能完全一致，张之洞也知道梁启超等人肯定不会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宣传，所以，张之洞对梁启超等人是有所提防的，一旦发现《时务报》有不符合他意志的内容，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干涉。
《时务报》刊文宣传民权，张之洞极力反对，他认为，所谓民权有百害而无一益。当时，《时务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汪康年关于民权的文章，张之洞得知后立即电告汪康年，要求这种文章以后千万不要再写。汪康年是张之洞的幕僚，自然要遵命。《时务报》曾转载过严复批评专制的文章，张之洞得知后，立即命人写了一篇反驳严复的文章。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撰文批评时政，指责慈禧太后，张之洞看到这些文章后认为梁启超写得太荒谬，搞不好要招来大祸。他还通知湖南巡抚，千万不要把载有这些内容的《时务报》发放给其他人看。对于梁启超这个“迷途”的年轻人，张之洞一心想要“挽救”。他通过汪康年等人警告梁启超，千万不要被这些邪说蛊惑，要迷途知返。这样的“劝诫”，梁启超自然难以听从。
梁启超办《时务报》，可谓是口无遮拦，不仅讽刺慈禧太后，就连他的大股东张之洞也不放过。张之洞在南京当两江总督的时候曾经编练自强军，军中聘请了不少洋人教官。梁启超指桑骂槐，影射张之洞之所以用这些洋人，是因为他张之洞昏庸无能。当然，梁启超的原话要含蓄得多，可是，张之洞毕竟是探花出生，他岂能看不出梁启超是什么意思？此外，梁启超对于洋务派的官员也颇有微词，这都让张之洞心中不快。
任何一个人的容忍都是有限度的，张之洞也是如此。眼看着梁启超说话越来越“无所顾忌”，张之洞就让汪康年想办法阻止梁启超。梁启超心中有鸿鹄之志，岂能为了这么一个《时务报》甘受汪康年的牵制？1897年，同样忍无可忍的梁启超愤然离去，留下汪康年一人主持《时务报》。此后，《时务报》的风格大变，汪康年开始攻击梁启超等人的主张。梁启超离开《时务报》，表面看是双方意见不合，实际上也是维新派和洋务派的本质分歧。
这时张之洞和维新派之间的分歧虽然开始显露，但是张之洞还不至于和他们翻脸。作为一个混迹官场数十载的封疆大吏，他当然知道要在维新派和保守派之间取得平衡的重要性，事实上，所谓维新派，就是光绪皇帝这一帮人，保守派则是慈禧太后一帮人，这两方，张之洞谁都不能得罪。当然，当时这么做的不止一个张之洞，袁世凯也是如此，他们尽量两边讨好，然后伺机而动。做出如此选择，这已经不是个人品性的问题，而是在政治斗争中的无奈之举。此时的张之洞也好，袁世凯也罢，都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一颗棋子。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慈禧太后却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这一“真理”，坚决抵制光绪皇帝的变法。变法一开始，慈禧太后就把光绪皇帝的老师、维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翁同龢（1830—1904）赶回了老家。同时，慈禧太后又让守旧派的荣禄（1836—1903）担任直隶总督，掌握了北京一带的兵权，准备用武力镇压维新派。
光绪皇帝变法后，局势日益紧张。张之洞既反对维新派的全盘改革，也不赞同守旧派的故步自封。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推出了他精心完成的《劝学篇》。全书洋洋洒洒数万言，但总结起来就八个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这部大作很快被呈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觉得这是一部讲变法的书，于是下令印刷，向全国各地发放。据说，张之洞的这部书在当时先后印刷了200万册，这样的印刷量，即便在今天也是惊人的。
在《劝学篇》里，张之洞一方面批评守旧派不知变通，另一方面谴责维新派菲薄名教（儒学）。从表面看，张之洞是两不相帮、坚持己见，实际上则已经暴露了他封建官僚的本质。张之洞口口声声要维护的名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儒学已经由单纯的学术思想转变成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尤其是在西方的民主革命兴起以后，它宣扬的封建专制思想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张之洞却无视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继续宣扬封建专制，在这一点上，他和慈禧太后这些守旧派别无二致。
光绪皇帝的变法极大地威胁着慈禧太后这些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变法就等于从慈禧太后他们这些人身上割肉。1898年9月21日凌晨，对变法极为不满的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她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
对于参与维新变法的相关人员，慈禧太后更是严厉打击。康有为、梁启超成为朝廷的头号通缉犯，两人因为及时逃离，得以幸免。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决心为变法而死，最终在北京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对于支持变法的地方官员则一律罢免，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都因此丢官。即便一开始就被赶回老家的翁同龢也成为重点“照顾”对象，朝廷对他的处置是永不叙用，同时还要求地方官员对他严加看管，以免滋事。
张之洞早前和维新派的主要人物都有密切联系，还资助过他们的活动，而且张之洞本人也要求朝廷进行变法。如此分析，张之洞也应该是慈禧太后的重点清洗对象。而事实上，张之洞不仅安然无恙，其地位甚至更加稳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就要归功于他的《劝学篇》了。这《劝学篇》不仅让他划清了和维新派的界线，还向慈禧太后表明了他捍卫名教的决心。通过《劝学篇》，慈禧太后自然是看清了张之洞的底细：他张之洞再怎么折腾洋务，归根结底也是为了维护“祖宗之法”，也就是说，张之洞是她的自己人。看清楚这些，也就明白张之洞这个“改革派”为什么能在戊戌政变时全身而退了。
康有为、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继续坚持宣传变法。此时的张之洞也和他们完全决裂。康、梁在海外大肆发文攻击张之洞，张之洞则试图要求日本方面查封康、梁办的报纸，并希望日本方面将他们驱逐出境。至此，张之洞和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是水火难容了。随着国内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张之洞这个开明的封建官吏，开始成为反动势力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