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的时候，是那个叔叔在轻轻地摇我，他喊我起床，说就要到北京了。他的眼神清澈，如窗外刚射进来的晨光一般明亮。那一瞬，我在他身上闻到了父亲的味道。
下车的时候，他陪我在站台上等候接我的姑姑，那个让我感到恐惧的戴眼镜的男人从我们面前走过，我甚至没有胆量再看一眼。我指着远远走来的姑姑笑了，他也笑了，然后说再见。
我很认真地打了一个手语，说谢谢。他竟然也回了一个手语给我，我看懂了，他在说：“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感觉，不要沉默。”
那一夜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对父母讲过。也许他们一直以为那一夜我根本不可能遭遇什么危险。大人对于危险的感知不一定比小孩子灵敏，只是小孩子不懂得怎样保护自己。
那个打手语的叔叔，我始终记不清他的样子，可戴眼镜男人像狼一样的目光却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两个陌生的人，给了我对于社会的第一个辩证的认识。
只一夜时间，我好像从一个无声的沉默世界跃到了另一个有声的广阔空间。从此，在人群里，我慢慢学会了去表达自己，表达我对别人的赞同也表达我对别人的反对，表达我的喜欢也表达我的厌恶。在所有有可能变成危险的威胁面前，我不再沉默，我学会用我声带中最原始的暗哑声腺来保护自己。
而这个有声的世界，是一个陌生人用一句无声的手语教给我的。
对我的爱，母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对母亲的爱，我则是一条喧嚣浮躁的小溪，永远永远只能是她的支流。
有那样一个下午
●乔叶
不知为什么，这些天来，我常常想起那样一个下午。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母亲要去给玉米喷药，喊我去，我不情愿地说：“我又不会喷药，让我去干什么？再说我还要看书呢！”
“不是让你喷药。因为喷壶太沉，我背不上肩，让你去帮我往肩上送送喷壶。”母亲小心地说，“你可以带书去，坐在井边的树荫下看书。”
我满脸不高兴，又实在想不出搪塞的理由，只好去了。
没有一丝风，天热得正狠，玉米长得还不及膝，一脚便可以踩折一棵，所以走在田间需要分外地小心。我帮母亲背上喷壶之后，便坐在树荫下，毫无意识地看着她缓缓地在玉米的隙地间移动。
喷药是玉米生长期间必需的一道劳动工序，就是用定量的药兑上定量的水装在喷壶里，然后左手操作压杆，右手挥动喷嘴，均匀而细致地为每一棵玉米镀上一层“保护衣”。喷壶灌满至少要有三四十斤重，每次回来，母亲的背都湿得透透的，不知是汗水还是药水。
“下次不要背这么多了！”我说。
“傻丫头，好不容易来回跑一趟，太少了不值得。”母亲说。
“我也试试吧。”我的语气明显缺乏诚意——我实在畏惧喷壶这种充满了怪味的重物，可是我已经18岁了，目睹母亲的劳累而无动于衷，我又感到愧疚。
“不用了。你不会。再说我已经沾了手，就别染上你了。”母亲说，“你看你的书吧。”
我在心底暗暗长吁了一口气，居然觉得如释重负。
最后一壶药喷完的时候，已经夕阳西下了。
“怎么样？热不热？”母亲边洗手边问。
“还好。就是井边的蚊子太多。”我很随意地说。
“咬出疙瘩了吗？回家赶紧用清凉油抹抹。”母亲说。
我们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闲话回了家。回家后的情形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只知道母亲吃过饭后就躺在了竹椅上，一睡一整夜，而我“搂”着电视机一直看到“再见”。
一晃多年过去了，母亲患脑溢血去世也已多年。冥冥之中，我一直清晰地记着这件我们母女生活中最平凡最微不足道的小事。
其实，这不是一件小事。
大千世界，父母对儿女的溺爱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富贵人家让儿女一掷千金，小康门户让儿女精吃细咽，而我的母亲，一个拙辞讷言的农妇，一位年过半百的人母，对我最常见的溺爱就是那个盛夏午后田边井旁的清凉绿荫。
18岁的我，身体懒惰，心灵肤浅，矫情地谦让之后便是坦然地享受。然而，即便是矫情地谦让，也让母亲感到满足，而我坦然地享受，更使她觉得安慰。
天底下还有哪一种爱，和母亲的爱是一样的呢？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一向喜好咬文嚼字的我，曾经在多种场合对这首歌里“享不了”三个字的用法提出质疑，认为用得实在不规范，意思也实在表达得不到位。
“怎么不到位？享不了就是享受不完的意思嘛！”一次，一位朋友对我反驳道。
我蓦然怔住了，为自己的迂和愚感到无地自容。如此明白的话，我居然一直愚钝不解，就像那个下午，我坐在树下读一本早已忘记了名字的闲书，而母亲，却背着沉重的喷壶，一步一步缓缓地行走在玉米的缝隙中，竟然问我“热不热”！
我的眼泪涌了出来。我明白：对我的爱，母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对母亲的爱，我则是一条喧嚣浮躁的小溪，永远永远只能是她的支流。
一个温柔的日光，一句由衷的话语，能使人忍受生活给他的许多磨难。
——高尔基
助人者，就是天使
●F·奥斯勒
纽约城的老报人协会定期聚餐，席间大家常常讲些往事助兴。这天，老报人威廉·比尔先生——这个协会的副主席——讲了一段自己的经历。
比尔10岁那年，妈妈死了；接着，爸爸也死了，留下7个孤儿——5个男孩2个女孩。一个穷亲戚收留了比尔，其他几个则进了孤儿院。
比尔靠卖报养活自己。那年月，报童有菜园里的蚂蚁那么多，瘦小个子的便不容易争到地盘。比尔常常挨揍，吃尽苦头。从炎热的夏日到冰封的隆冬，比尔在人行道上叫卖。比尔小小的年纪，已学会愤世嫉俗。
一个暮春的下午，一辆电车拐过街角停下，比尔迎上去准备通过车窗卖几份报。车正在起动的时候，一个胖男子站在车尾踏板上说：“卖报的，来两份！”
比尔迎上前去送上两份报。车开动了，那胖男人举起一角硬币只管哄笑。比尔追着说：“先生，给钱。”
“你跳上踏板，我给一角。”他哈哈笑着，把那个硬币在两个掌心里搓着。车子越来越快。
比尔把一袋报纸从腋下转到肩上，纵身一跃想跨上踏板，脚却一滑仰天摔倒。他正在爬起，后边一辆马车“吱”的一声擦着他停下。
车上一个拿着一束玫瑰花的妇人，眼里噙着泪花，冲着电车骂粗话：
“这该死的灭绝人性的东西，可恶！”然后又俯身对比尔说：“孩子，我都看见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就回来。”随即对马车夫说：“马克，追上去，宰了他！”
比尔爬起来，擦干眼泪，认出拿玫瑰花的妇人就是电影海报上画着的大明星梅欧文小姐。
十分钟后，马车转回来了，女明星招呼比尔上了车，对马车夫说：“马克，给他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一把揪住那家伙，”马克咬牙说，“左右开弓把他两眼揍了个乌青，又往他太阳穴补了一拳。报钱也追回来了。”说着，把一枚硬币放在比尔的手中。
“孩子，你听我说，”梅欧文对比尔说，“你不要碰到这种坏蛋就把人都看坏了。世上坏蛋是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好人——像你，像我，我们都是好人，是不是？”
好多年后，比尔又一次品味马克痛快的描述时，猛然怀疑起来：只那么一会儿，能来得及追上那家伙，还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吗？
不错，马车甚至连电车的影子也没追着，它在前面街角拐个弯，掉过头，便又径直向孩子赶来，向一颗受了伤充满怨恨的心赶来。而马克那想像丰富的哄骗描述，倒也真不失为一剂安慰幼小心灵的良药，让小比尔觉得人间还有正义，还有爱。
比尔后来还经历过千辛万苦。他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仅凭自学当上了记者，又成了编辑，还赢得了新闻界的声誉。他的弟弟妹妹们后来也团聚了。比尔向他的报界同仁说：
“谢谢上帝，艰难困苦是好东西，我感激它。不过我更要感激梅欧文小姐，感激她那天的火气、她眼里的泪花和她手中的玫瑰，靠了这些，我才没有沉沦，没有一味地把世界连同自己恨死。”
位置给你留着呢。
位置给你留着呢
●王晓莉
郭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人很聪明，但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学生。记得那时候，他对英语十分排斥，怎么也学不进去。自然他对英语课也就喜欢不起来，常常要迟到。但他每次只迟到几分钟，而且总装出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老师也就不太好批评他了。后来他得寸进尺，有时甚至学了嬉皮样，一手托着墨水瓶，一手夹书大摇大摆走进教室，派头比谁都大，全班同学常被他逗得哄堂大笑。老师往往要等两三分钟，才能有开始授课的那种气氛。
令我们奇怪的是，面对郭子这样的调皮捣蛋鬼，英语老师一次也没有发过火。他总是摸摸自己开始秃的头顶，眨着一双带笑意的眼睛，对站在教室门口的郭子说：“请进来。”他的语气就像约会中对一个晚到的朋友那样充满了宽容，没有一丝怒气或责备。
郭子就走进来，他总是坐到第一排第一个座位，因为那里离门口最近，出去进来都十分方便。久而久之，那里就成了郭子的“专座”，我们都不去坐它。
不久就听说英语要实行考级了。过不了关的人，连毕业证也拿不到。我们的英语课一下子多了很多外班来选修的同学。课堂上开始人满为患，稍微来晚的人，根本找不到位置，只好自带凳子听课。
有一天上课铃声响了，郭子又没来，一个外班女生走到了第一排第一个座位前，同时把她带的凳子放在一边。
我们都盯着郭子的“专座”，为它即将不“专”而担心，其实是等着看郭子到时候闹笑话。
这时英语老师突然对那个女生发话说：“这个位置有人的。你带了凳子，就请把位置让出来好吗？”
显然他是给郭子留的。这样的老师，似乎太懦弱可欺了。
课开始了，郭子在门口探头探脑起来，他见教室满满当当的，估计不会有他的位置了，就转过了身，准备离开。
英语老师早看见他，说：“郭子，位置给你留着呢。”
郭子愣了一下。第一次，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走过来。
回来的路上，郭子这个有点玩世不恭的小子什么也没说。奇怪的是，从此以后，他上课再也没有迟到过。
“位置给你留着呢。”多年以后，我相信，是这句话起了作用。就像心理学家观察病人而后开出了最佳药方一样，我们的英语老师开出了一剂宽容与耐心的良方，在他的心上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最适当的位置。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用耐心与宽容对待学生，不失为一个良方。
多一分宽容、耐心和信任，你会发现回报给我们的东西是那么的令人欣慰。任何一种弥足珍贵的东西，都来自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是活在灵魂里的清泉，它可以挽救灵魂，让灵魂充满纯洁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