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的《诗心：从〈诗经〉到〈红楼梦〉》一书即将出版，可喜可贺。我有幸拜读了这部书稿，趁此机会说几句话。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军的这本书可谓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撷英或日选萃，从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下讫明清，择取了引发作者感动于内心的作品。其中当然有选家的眼光在，有选家的用意在，但丝毫未陷入偏执，倒是更真切地传达出了中国文学的神韵。因为作者的“诗心”与中国文学的“道统”，已然圆融无碍，泯然为一。王军对中国古典文学情有独钟，多年来在学习和工作之余，体贴入微，颇得趣味。这种雅兴可以陶冶性情，增进涵养，增添书卷气。这本书作为审美体验的记录，浓缩着作者徜徉在文学愉悦中的感受，它可以让我们跟随作者一道去重温和领略对古典的体认。该书表面看上去不过是对中国古典文学代表性作品的解说，属于古典文学赏析的范畴，但又绝非一般的文学赏析。通常的赏析文字无非是把作品当作解剖的对象，去条分缕析地加以外在的阐释，结果是味道全无。这正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读这类文字，而更喜欢直奔主题，阅读原典的缘故。王军此书所取的角度全然不同于旁观者的姿态，而是逗留于作品中，因而是一种参与者的角色。这让我想起了海德格尔所谓的“亲在”（Dasein）。正是基于“亲在”立场，海德格尔才特别地推崇“当下上手状态”，而拒绝“现成在手状态”。
读中国的典籍，需要“品”，就像饮茶，需要融进饮者全部的经验去不断地回味。因为中国文化是体认式的，所谓“鸭子饮水，冷暖自知”，它不像西方文化那种认知的方式。“品”就是必须融入读者自身的人生况味，去体验，去反刍，是一种反身性的功夫，是一种相互发明。中国人讲究看戏要“入戏”，不然就难以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和陶冶。“入戏”就是要进入情境，进入角色，融进戏曲所营造的情节和剧情中去，达到忘我的境界，这样才成。可以说，融入人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大特点。哪怕是被鲁迅先生称作“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其作品骨子里也从未离开过人生这个母题。唯有整个人生的纳入，才能成就审美活动，完成欣赏过程。一方面，文学作品激活读者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读者也必须从人生角度去生成作品的意义世界。就此而言，作品不过是为读者反刍自己的人生提供的某种机缘。王军此书亦重在一个“品”字，“品”得用心去体会、体贴、体认、体味……用哪个词都感觉好像欠那么一丝火候。唯有融入读者自己的人生况味，才能使古人的想法“活起来”。《诗心》一书颇合孟夫子“以意逆志”的读法，深得古人之妙。
在中国文化中，诗必须有所寄托，所谓“诗言志”。中国的文学作品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游戏，相反，它总是有其价值负荷。中国古典文学成就的是“人”，这个“人”当然是大写的“人”，是人格意义上的“人”。因此，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审美愉悦就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快感，也不仅仅是美感，而是有其人生内涵在的。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所谓“思无邪”，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说到底不过是“诚意正心”罢了。它关乎人生的陶冶、人格的塑造、境界的提升，因而开辟了中国悠久的诗教和乐教的传统。所以，审美不融入人生是绝对不成的。读王军的书稿，不难感受到字里行间洋溢着的禅意。这种禅意不仅是文字的，更是融入人生感悟之后带有的自然而然的效果。于是便有了味道，从而拉开了与一般文字的距离。
中国古典文学本然地带有浓厚的现象学意味。作家丁玲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曾感慨道：“几十年来自己很后悔，一开始写小说我就走西洋的路。我是受‘五四’的影响而走上文学写作道路的，因此，我开始写的作品是相当欧化的，有很多欧化的句子。三十年代，我发现自己文章的啰唆，怎样才能不啰唆，把人物写出来，而又能吸引读者呢？光靠作者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人物是出不来的，作者叙说得越多，读者反而越烦，而中国古典小说完全用具体的故事来描写人，不要作家讲话。”中国文学作品的策略是让人物、故事自我显现，而非直陈。这种“显现”，就是“现象”。这种中国式的叙事方式，恰恰是原生态意义上的现象学的。从《诗经》到《红楼梦》，其本身就是一种现象学建构。其中，每个作品都是一个全息元，它不仅是一种自足的现象过程，而且构成整个文学史在历时性的展现中完成的整体的缩影。于是，一部文学史就变成了一种有生命的机体，它在时间性的开显中“现象”（动词性的），变成一部历史。如此一来，它便不再是一部狭义的文学史，而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一部中国人的人生史，还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存在史。这也恰好是《诗心》一书给予读者的启迪。
王军的文字很安静、很安稳，不急不躁，节奏舒缓而有韵致，闲适中透着意境。这种从容，就像山涧的一泓清泉，静静地流淌，合乎中国古典文学的品性和古人运思的雅趣，两者仿佛有着一种天然的融洽。读着这样的文字，让人觉得犹如读一幅古代山水，抑或一幅仕女图，高古而玄远、静谧而沉潜。这恰好可以对治现代人的“躁”字，身躁、心躁、神躁……从而能够满足今人的心态之所需。它足以引发今人的“思古之幽情”，可以让你从红尘滚滚、局促喧嚷的世界中抽身而出，遁入另一番天地。越现代，就越好古。这看似吊诡得有些不可思议，其实正是历史的辩证法。古人讲的“物极必反”、“两极相通”，就是这个道理。
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说到底不过是求“会心”而已。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心有灵犀”、“心心相印”。在此意义上，作品并非完成于作者，而是完成于读者，即完成于读者的参与，完成于读者在阅读中的意义的建构。作品的符号所建构的意义空间是弹性的、开放的、发散的，而非刚性的、封闭的、完成的、收敛的。它只不过是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触媒”，借此把读者的审美感悟诱发出来而已。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有人曾感喟：中国有一流的思想家，但就是没有一部逻辑书；中国有一流的文学家，但就是没有一部文法书。何故？中国文学的审美创造，是无法用“理论”来规范的，它压根儿既不需要，也无可能。《文心雕龙》也好，各式各样的《诗话》也好，包括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内，这些中国的“文学理论”，其实都不过是些审美体验的记载，是些欣赏的心得诉诸笔端罢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弱点，倒是其长处。王军的文字没有斧凿气，没有牵强，而是融会贯通，不露痕迹，不动声色，却把所有情愫都不期然而然地展现了出来，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这说明作者是用心去体验的，也表明作者在表达上的成熟。读王军的文字，让我想起了读叶嘉莹先生诗词解说的感受。《诗心》一书无疑是一种意义的重构，是一种再创作，然而却分明又是一种不断地回到源头的复归。读者只有在实际的阅读中，方能领略其中的味道和意蕴。多言无益，就此打住。是为序。
何中华
2013年10月11日于山东大学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