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中国古代自早期国家产生以来，就是君主家长制政体。最高统治者称王，全文中“王”字初形为斧钺锋刃向下状，表示征伐之权，具有刑的含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周王，并不是“天下”所有土地的所有者，直接占有的土地只是王畿之内的“藉田”。除此之外，则为分封给诸侯和为王畿之外卿大夫所占有。《诗·小雅·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表述了周王是“率土之滨”的“王臣”的政治上的“共主”。只是表示周王向“王臣”的诸侯将土地和居民“授民授疆土”的分封与颁赐礼器、仪仗实物的“支配”权和“任意地处理实物”权，乃是政治权力。而且“率土”“王臣”的诸侯，又将土地受分封为的诸侯国内向大夫下赐采邑。在血缘宗中，周王和诸侯对“王土”和“率土”并没有个人土地私有权，周王除了对王畿“藉田”之外的“溥天之下”的“王土”、诸侯对大夫的采邑，并没有直接收益权，因此没有土地所有权。周代的土地制度，实质上只是大小宗族、家族、氏族对土地的占有，是“无可解释的事实”的“实际占有”。即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所论述的“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较早的原始公社”[二稿]中复述的“建立在公社各个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较古的类型”[三稿]中又复述的“建立在自己社会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较古的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古代中国的类型。因此，周代的早期国家周王向诸侯国征收贡赋，只是延续夏、商早期国家问四方索贡的历史传统，和诸侯国的诸侯“食贡”一样，并不是像春秋时代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之后的国家对权力所及的土地所进行的课税。周王或诸侯所受纳的贡赋，并不直接征收于直接生产者，因此不是周王或诸侯私有土地上的地租。虽然贡赋对于周王或诸侯有着经济收入的意义，而且在政治上有显示从属关系的意义，但是，在所有制概念上的周代土地王有制或国有制，都是脱离周代历史实际的误识武断。
在欧洲，虽然“其实是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法，抽象法、私法、抽象人的权利”，但是，完整的私人所有权的概念只是“现代资产阶级”“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在早期《罗马法》中，也没有所有权这一概念，私法上的个人私有权，只是在罗马帝国后期随着专制家父的最后消失而在事实上予以经验确认的，只是“抽象法、私法、抽象人的权利”，并没有明确地具体的定义。虽然欧洲资本主义起源的“古代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是私有“社会形态”的个人私有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但也不能以“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了的私有制和私有权的概念去硬套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古代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观念上所谓“王有”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际所至，无不臣者”（《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琅琊刻石”）下的个人完全土地私有权并不存在，而是土地私有制在自然经济中不发展不发达，一直戴着“东方专制主义”政治权力的枷锁。因此，都不能以“人体解剖”的“现代资产阶级”深化的私有权去对古代欧洲和中国社会进行“猴体解剖”，只有历史地具体“经过缜密研究这些社会性所提供的各种现象”，唯物史观“生产方式”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研究，才能予以科学的分析。古代中国在私有“社会形态”中，由于私有制的不深化，在“东方专制制度”的皇权下，因个人没有最终的土地私有权，土地资本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合一”，不存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资本发生的“从历史方面看，资本最初是在货币形态上，当做货币财产、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而与土地扼要相对立”的情况。而正是由于私有制的不深化，才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指出的在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和“东方专制制度”上层建筑的。古代中国私有“社会形态”秦汉以后“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中国类型“东方社会”，而出现难以产生出西欧18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亚洲社会”“停滞性”（“Stagnation”）的表面现象。但这仅是“西欧中心论”亚洲观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相对的“停滞”。
资本主义并不是纯粹的经济事实，乃是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和契约法权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在“东方社会”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因不具备滋生资本主义的应有条件而不能从其内部自然产生出“现代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历史中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并不能算是“资本主义”的“萌芽”。
“现代资产阶级”（“ModemBürgeliche”）的“资产阶级”（“Bürg-er”）一词的原意是“市民阶级”，“Bürger”为市镇，“Bürger”即相对乡村人民的市镇人民。“现代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之前加上“现代”，则强调是“现代”的“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中译本译文“现代资产阶级”一词，原意为“现代市民阶级”，就是资产阶级。
“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的独特产物，是希腊城邦一罗马城市的古典“市民阶级”再版的发展，不能将欧洲中世纪“市民阶级”非历史地作为普遍模式，教条地照搬到古代中国，无条件地将欧洲的中世纪，强加成中国的中世纪，认为在中国专制社会中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
因为在欧洲中世纪，“市民阶级”其实并不是“现代市民”的资产阶级，而且欧洲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制，是行东、帮工、师傅、徒弟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市民阶级”是不能自然成为资产阶级的。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诸商业城市的商业共和国，北欧的汉堡、不来梅、卢卑克等的“汉萨同盟”以及西班牙诸城市公社，由于没有民族国家和政权的支持，并不能必然发展成资本主义。
“自由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历史条件之一，中国历史上虽不缺少失去土地的流民，但却不是“自由劳动者”。在雇佣关系上，明清时期的工商店铺与欧洲中世纪行会作坊的师傅和徒弟的关系，虽然都有契约关系，但明清工商店铺的徒弟对师傅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身份，还要为师傅做家务而与欧洲中世纪行会作坊契约关系不同。中国古代从汉代盐铁官营到清代的盐引专卖、广州十三行官商的社会中，有的只是皇权的专制主义。专制皇权对待商人，在秦代，有市籍者要被征发成边，汉代“告缗”，商人是征发财产税的对象，“中人以上家率破”，一直是以重农抑商为国策，没对对商业本位的国家保护，因而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必然条件，何来“资本主义萌芽”和必然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能够在英国先发出现，是个多种所需条件和历史环境结合的历史事实，对这一历史事实之所以能出现所需的历史条件，去做经验的上溯寻找，哪一个基本的和随机的因素，都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原因，仅强调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的某一方面也不行。作为经济活动的商品经济及其法律反映的《罗马法》，东罗马的拜占庭比罗马帝国发展得多，“文艺复兴”诞生地的意大利诸“市民”城市，都并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何况没有《罗马法》和人文传统的古代中国。就是在欧洲，有了“市民社会”，也并不就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连“市民社会”也没有的中国古代社会，说“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逻辑不得不然的机械推断，而非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在21世纪建设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也如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动机一样，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时代提出的问题，已不是当年政治上争论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而是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但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来自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所论述的俄国民粹派的否定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跳跃”论，也不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将马克思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借用的“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以“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改装为的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说。
3.“五种‘社会形态’”说误会欧洲历史和对中国历史的误会
“五种‘社会形态’”说以欧洲历史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只能以误会的欧洲历史来误会中国历史。其实是既误说了欧洲史，也误说了中国史。
为马克思所论述的个人本位的近代市民社会甚至用不着怎么修改便可以用来作为经典法律来使用的、被奉为近代欧洲公民权利的《罗马法》并不是在罗马帝国的西罗马，而是在东罗马的拜占庭定形的，而东罗马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古罗马在历史上父权大家庭也是极为发达的。所谓人民权，只是有公民资格的父家长权。马克思论述的罗马“无产者”，古拉丁文为“proletarius”，意为“只有家庭”，是说除了家族而无财产。在罗马帝国时的《罗马法》，是把子女与奴隶一样视为家长财产的，这与古代中国周一春秋时期家庭血缘纽带坚韧的情况相似。而在中国古代秦、汉时期，宗法家族血缘关系被专制国家破坏了，而出现了父子异财、夫妇不同产的秦律现象，又与希腊、罗马小农本质虽不同、现象却相似。这样，说中国古代周代封建即欧洲feudal的封建或为古典时代，岂不是名实都不符吗？
实际上，在西罗马帝国，享有公民权利的只是自由公民的父家长的少数人，古典时代是通过契约而形成的公民社会。其中，罗马私法的财产权的“物权”的各种民事权利只是对父家长而言的。而在东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以专制反掉了父家长的公民权，中国古代秦、汉专制，毁灭了宗法父家长的政治特权，而使人人都成了专制权力下的臣民。只有专制之法，而无公民之实，这在中国更成为了传统政治而垂两千年之久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
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在欧洲历史的实际中，无论血缘或地缘的小共同体关系，都甚于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变法”的战国以后的专制国家郡县制下“编户齐民”的中国古代。但是在近代西学东渐之时，欧洲已经完成了“从家族社会到公民社会”（“From lineage Society to civil society”）的转换。相形之下，儒家提倡的家庭本位便被突出为中国积贫积弱而落后的替罪羊，被误会为中国历史上最该打倒的“封建”传统了。其实，中国历史上周代的宗法家族在民间早已成为秦——汉以法“编户齐民”的取代，实际上，“外儒内法”的专制主义的老根，在中国近代国家危亡的形势下，反被打倒“孔家店”的启蒙思潮，放过了一马。所谓反“封建”不彻底，实际上是反专制主义不彻底！
没有个人本位观念的儒家，不可能有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发展，而法家只有专制之法而无公民之法，中国古代社会与欧洲的现代社会怎能相颉颃？中国历史上的乡里家族关系，自晋朝、宋朝南徙，北方汉人举族群迁，到明、清，南方血亲聚居、祠堂林立，族规森严，家谱盛行，长江两岸甚于黄河上下，东南沿海又彰于江、河流域，但以近代东南沿海天高皇帝远后起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反而有家族兴起的现象，扩之于全国，推之于古代，成为中国近代落伍的罪身，实是误会的历史而产生的历史误会。
实际上，古代中国战国——秦、汉初，周——春秋的宗法家族崩溃，汉末——魏、晋民间家族尚未复兴，户为授田单位，家鲜三世同堂，乡多杂姓混聚，小农分居四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原始公社类型解体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家族缺失时期。就在这一历史时期，曾出现过司马迁所说的“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畦姜韭”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现象（《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的“小农”，“谷贾十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农夫夜寝蚤起，力作无休止。”（《管子·侈靡篇》）“市也在，劝也，劝在所以起本事”（《管子·山至数篇》）。在战国一秦、汉，中国古代周一春秋宗法血缘关系解体后的“五口之家”的“小农”生产和市场化，使汉代景帝、武帝时期五铢钱的货币铸造达到很大的数量，赋、税皆以钱币缴纳，一度出现了商品货币和市场关系的早期历史现象。这与希腊、罗马的商品生产者的“古典小农”和市场化相比，现象颇为相似，都是摆脱了家族血缘关系后的历史景观。但是，在雅典，从梭伦时期起，阿提卡的城邦农民就已开始了酒和油的专业生产，而粮食则依靠进口。到伯利克里时期，雅典的经济更加高度市场化了。所以伯利克里说“所有的好东西从世界一切地方运到我们这里，使得我们享用他们就像享用我们这里的土产一般”。因而与城邦远方的外部有着密切的市场联系，这与中国古代战国——秦、汉时期仅限于国内市场的情况不同。而且希腊城邦小农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又是中国古代战国——秦、汉时期所不能比的。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的雅典古典小农专业经营葡萄园、无花果园、橄榄园、养蜂、牧羊等商品生产的景象和《庆祝德墨特尔女神节》中的雅典古典小农出售葡萄得到货币，又去用来购买面粉的商品货币交易的情节，可见其商品货币关系的普遍。尤其是雅典城邦古典小农的身份是自由的公民，这又是与中国古代战国——秦、汉专制国家编户的授田小农更加不同的。
希腊、罗马是在家族关系解体后，从父家长的父权发展为公民权、由父家长政治发展为民主政治。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专制皇权下，中国历代皇朝在不断限田、王田、占田、屯田、均田、公田、皇庄外，又连续“括户”、“检籍”、“大索貌阅”、“通检推排”来控制劳力、保证赋役。中国古代自秦、汉确立中央集权大一统专制皇权以来，拥有政治权力的专制朝廷强征赋役的随意性很大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汉代授田小农在向朝廷上缴“三十税一”的正供之外，加上“口赋更徭之役”，与“什五之租”的租佃小农的负担之重，也没有多大差别，而在赋役横征之时，便出现弃地逃亡和平民地主向官僚豪强地主“投献”、“荫庇”现象。以民间家族关系中断的宋、元为界，中国历史上的隋、唐关陇集团权贵、明、清的缙绅士大夫优免赋役而兼并土地的特权地主是中国地主的主体，没有官僚免除赋役特权的平民地主和自耕农，并不能更长久地保有土地，而都依附于和处在专制皇权的超经济强制之下，土地所有一律不能避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迁。“家天下”的中国专制皇帝，作为“天下之主”，在观念上把“天下”当成私产，皇权下的官僚只是为朝廷效力的臣子，是专制统治制度的附庸，并不以经济意义上台阶产权来分野，而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制度体制的政治意义上的产物。
中国古代周初“封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学意义上的早期国家行政体制。其周王、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的差列，亦即按大家族的辈分、长幼、嫡庶血缘关系远近形成的行政序列，与战国一秦以后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都是国家行政体制的形式。但是这两种父家长血缘分封和专制地缘郡县不同的国家行政体制形式，不但与欧洲领主一陪臣契约等级和各自为政分裂的“封建制度”国家行政体制形式不同，并且与希腊、罗马的国家行政体制形式也不同。中国古代秦、汉在周——春秋宗法政治体制自上而下的摧毁后，由中央集权皇权任免的中央和郡县官吏行政体制，更为希腊——罗马公民民主任免国家人员的行政体制形式不同。而且，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僚制度科层关系的行政体制形式，都为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历史上所无，是与欧洲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不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马克思“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类型的国家行政体制形式。中国古代在隋、唐以后，更以科举制取代了察举征辟官员的任用，彻底排除了血缘、地缘因素的干扰，明、清两朝又以四书五经八股取士，进一步强化了官儒合一、儒法互补的官僚行政体制，造成了视“天下”为私产的专制皇权附庸的官僚地主。故在“东方专制主义”下的中国古代的土地私有制观念与欧洲《罗马法》的财产私有（private）观念不同，缺乏自由、市民、非政治权力的含义。而“自由”一词，即拉丁文的“libertas”、英文的“free”、德文的“frei-heit”、法文的“liberte”，都又有脱离束缚和保护之意，又与汉语词意有差异。同时，在“家天下”的专制皇权下，中国古代虽然几度出现过商业兴盛和商人活跃的现象，但仅有商业和商人活动，并不是成为商品经济的主要构件。在汉代昭、宣、元帝时所载“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擅官市”的是“因权势以利”、“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的专利商和特许商。（桓宽《盐铁论·刺权九》）这哪里是价值规律本质的“商品经济”？其实，这正是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的现象，而在中央集权削弱的时候，便出现了中唐以后“钱帛兼行”，甚至北朝以帛代币的“封钱”局面。
在中国古代专制皇权下的土地所有观念和商品活动中，所谓“以末致富，用本守之”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所有的基础，并不是经济关系，其土地并不能生息资本而进行原始积累，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中独立于专制主义之外的社会力量。而以欧洲16世纪以后农奴制瓦解、土地自由买卖，以商业利润购买土地生息资本、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来误会中国历史，实在是对历史的误会。
“五种‘社会形态’”说硬套欧洲历史来对中国历史的误说，除将中国历史装人希腊、罗马所谓“奴隶‘社会形态’”的模式外，又将欧洲feudalism与中国先秦文献所载周代“封建”对等，是误会中国历史的两大学理错乱的根源。
将欧洲历史上的feudalism误会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始于20世纪的将西学从英国引进中国的严复：其1901年译亚当？斯密《原富》（今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1903年译穆勒《群己权界论》（onliberty，《论自由》）时，都将feudealism音译为“拂特”。在1904年译爱德华？詹克斯《社会通诠》（History of pobitics，《政治制度史》），被对应意译为了“封建”。中国先秦将“封”与“建”作为动词合为“封建”的用法，所见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内容即为《大盂鼎》铭的“受民受疆土”。在欧洲16世纪，法国的法学家和17世纪英国法学家斯佩尔曼都研究了12世纪编定的意大利北部隆巴第习惯法的封土律（Libri Feudorum），内容是所载的封臣以服军役为条件领有封土及其相关权利义务。18世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列有“封建法律”标题，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的封建法律为领主统治权、裁判权，而形成了封建等级制。欧洲启蒙思想将封建视为封建特权、农奴制和分裂国家主权的贵族统治，为此，1789年法国进行了废除封建制度的大革命。直至19世纪对欧洲历史上封臣关系、封土制度、庄园农奴、马尔克公社和城市的多方面研究中，始出现了feudalism一词，但仅被视为政治、法律制度。但是19世纪的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的古代文献，都不把“封建”译为“feudalism”，英国早期汉学家詹姆斯·李雅各译《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封建亲戚”就直译中文“封建”的动词本意为“the relatives of the royal house to the rule of states”（“让王族的亲戚去统治诸侯国”）。而严复译《法意》（即今译的《论法的精神》）的作者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就说西欧的“封建法律”是“世界上曾经发生过一次”的“事件”。马克思在1859年1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作出了“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封建的”（“feudale”）“生产方式”“经济的社会形态”抽象逻辑论述。即马克思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后指出的：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而马克思在论述欧洲以外的历史时认为是不存在feudalism的，feudalism只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周初——春秋时期“封建”具有中闰内谷和特点的特定本义，将feudalism与“封建”对译等同，作为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的主心骨，实乃误中之误。欧洲feudalism的基本特征表现为领主与附庸、保护与服役的契约关系，不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因此，周初的“封建”与欧洲feudalism在现象上虽有相似外貌，却形似而实非。至于秦以后与郡县制同时存在仅食税禄的封爵，就更是形实俱殊了。故而不能将欧洲历史的feudalism硬套于中国周代历史，硬套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史更不合适，不能以feudalism语乱中国历史，以“封建‘社会形态’”混同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范畴。
历史现象表面的相似是肤浅、外在的，不是历史深层内在的本质。欧洲古典时代和中国古代汉代小农、奴隶、商业的相似现象，欧洲feudalism、农奴和中国古代周初“封建”、汉末强宗大族、依附农现象的相似，不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在。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私有“社会形态”本质中，有着“亚细亚社会”和欧洲社会历史发展不同形式的彼此相似的历史现象，而来自相同的私有“社会形态”本质。比较不同历史对象的相似现象，必须要分析不同“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形式，才能进行比较认识，而避免对不同“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历史发展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