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柯瓦列夫斯基把公元14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的“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和“荫庇制”看作“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批注：
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
马克思在1881年8至9月的《约·布·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中，对菲尔该书第一部分马克思注明：“孟加拉现时的农村生活”的菲尔用西欧“封建的”用语，将印度的村社称作“封建的”，批注因此可见，马克思是严格使用“欧洲封建主义”、“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的概念的，其“一个基本因素”便是“农奴制”。而“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印度”，也不存在于中国。因此中国的“亚细亚社会”既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也不同于西欧的“封建社会”。
但是实际上，西欧的农奴制，也并不自所谓西欧“封建社会”开始，在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时1164年的欧洲史中，日耳曼民族在原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之初，成为地域农村公社的马克尔，曾是当时西欧的社会基础。之后便在统一的法兰克王国之下，自法兰克宫实行连同土地上的农民一同分封的采邑制，起初受封者按受封誓约履行为封主服兵役的义务受封不得世袭的采邑，若不履行受封义务，封主便可随时收回采邑。但9世纪以后，采邑逐渐成为封臣的世袭土地，产生了对王权的离心作用，却加强了农民对采邑领主的依附关系。随着查理大帝死后，继而又在后代子孙三分为三个王国内，领主在领地上自行起财税、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即西欧历史上称之为“封建化”的依附农的农奴化过程。
在西欧“封建制”下，社会分裂为互不统属的各封建共同体，没有统一国家政治权力超经济的强制和干预，各独立的封建共同体之间的经济交往，只有通过商品等价交换在市场上贸易。同时，在各封建共同体的夹缝中，工商业得以生存，发展成为独立在封建主控制之外的自由城市，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个大一统的大共同体，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来巩固统治。马克思说：“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引起的。”因此，工商业在一个“东方专制”的大共同体内，既不能独立、自由地生存，也没有发展的条件。
中国周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封建”与西欧中世纪由采邑而来领主——农奴的封建制并不相同。周代卿大夫被赐予采地，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的观念下血缘宗法“分封”的大家族的土地的集体占有大夫有采以处子孙，在获取采地上同宗家族“子孙”剩余劳动的“大夫食邑”（《国语·晋语》）的同时，还有着恤族、收族的职能，而被夺去了采邑，在春秋时代则即“亡氏”，导致家族灭亡，并不存在土地个人的私有制。在日耳曼马尔克公社后，西欧封建制采邑上的非血缘脐带联结的领主一农之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通行，所谓中国封建社会便成了意识形态的定名了。但在唯物史观历史科学将马克思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的结合中，难道不该“必也正名乎”？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是和“封建的”“生产方式”连接的。在历史实际发展中，“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在同一私有“社会形态”的“封建的”“生产方式”“经济的社会形态”“胎胞”中，由“市民阶级”（“Bügher”）到“资产阶级的”（“Bügerliche”）“发展”而来的。“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但是，“市民阶级”并不是任意能“产生出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由于作为多种必要因素凑合的共同作用的结果，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革命，因此，“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亚细亚的、古代的”“生产方式”“经济的社会形态”，都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存在的物质条件”“成熟”的“胎胞”，而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抽象的起源。
“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资本，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商人资本”发展而来的。“现代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的独特产物，又来自于古希腊、罗马西欧特殊历史环境中工商业城邦的平权观念和法权传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
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
奴制，则是土地私有制的农奴个体劳动的生产方式。所以不能把周代卿大夫家族的采邑比附为西欧中世纪领主领地的采邑，更不能去套西欧“农奴制庄园”的模式，不能把中国周代“封建”的血族家族共同体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这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经济的社会形态混为一谈。而周代“封建制”崩溃后的郡县制，则更不与西欧的“封建社会”相同。
农民的身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生产方式一生产关系和社会特征的一条重要脉络。以马克思原著文本对社会历史发展中农民身份的论述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相结合，首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农民与西欧社会历史中的“独立的”、“自由的自耕农”有所不同。所谓“自耕农”，是指农民个体的耕作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有关，但不是能说明社会身份的标志。西欧社会历史上的“独立的”、“自由的自耕农”的“独立的”、“自由的”概念的社会身份，在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是从不存在的。其次，农民范畴中的佃农，在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倒是曾几度普遍存在。
中国古代在周代宗法分封的封建制崩溃后的秦汉以降，农民是被著籍“编户”的没有免除赋役特权的超经济人身强制下的“齐民”。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专制皇权对编户及有着征收赋役之权，因而编户民对皇帝有缴赋服役的人身隶属关系。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指定服役和周代授民的超经济强制的人身隶属关系，一直延续到“编户”之中，所以编户民也可以被赏赐给贵族为依附农，而“编户”中又有民户、军户、匠户等种类繁多的世袭役户之分。
“编户齐民”是中国古代周代“授民授疆土”的“民本”思想和“地著”政策的赓续，虽然编户民“地著”的土地可以买卖，但土地上摊派的赋役也必须一并转让，所以编户民并没有完全的土地私有权。
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古代皇帝，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必须强制对编户民赋役的超经济人身隶属关系，为此强制使编户民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而“重本抑末（商）”。因此，在中国“编户齐民”中的农民，“独立”、“自由”的概念及其身份都是不存在的，而不能将欧洲的封建主义移植到“亚细亚社会”的中国为“封建社会”。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共产国际将中国近代社会定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在“古典古代”的希腊、罗马，“由于出发点不同”，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部分地区，出现了这种“转化为”“古典古代”“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的特殊情况。
“古典古代”奴隶制始于希腊。希腊在公元前499-478年的波斯战争中，获得大批战俘奴隶，是希腊大规模奴隶制之始。但希腊奴隶制的盛行，也只限于公元前5-4世纪的雅典、科林斯、米利都、埃吉纳等几个大的工商城邦。罗马奴隶制是希腊奴隶制的沿袭。罗马共和国末期和帝政初期的公元前2-1世纪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也由于当时存在着特别有利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和掠夺、买卖外族奴隶的条件，在公元前264-241、218-201、149-146年对北非商业国家迦太基的三次“布匿战争”后，才能又一度出现了“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
马克思在分析奴隶制生产关系时，不仅是从奴隶对于奴隶主的人身隶属关系着眼，更重要的，是从生产方式上从生产资料与生产者特殊结合的方式，从劳动者的劳动是否表现为无酬劳动这个根本问题上着眼的。单纯凭人身隶属关系或人身占有关系是不可能确定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因为奴隶制的人身隶属关系或人身占有关系有时很难与农奴制下的隶属关系区别开来。若以劳动者是否可以被买卖、被赏赐或被任意屠杀作为他们的人身是否被完全占有作为奴隶的标准，那么，在世界历史上，欧洲中世纪和近代俄国的农奴制的农奴同样有被买卖、被交换的例子，古代东方的平民和公社社员同样有被大规模地用作赏赐的例子。而古代雅典法律却明文规定杀害奴隶与杀害自由人同罪。因此这一所谓的奴隶标准并不成立，必须把奴隶制的人身隶属关系作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关系来分析。奴隶的隶属关系是实现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手段，奴隶制生产方式是奴隶的隶属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而手段和目的是不能割裂的。
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是希腊民主政体、《罗马法》的自由民一奴隶范畴的产物。这一范畴的自由民一奴隶概念，并不见诸希腊、罗马“古代世界”之外同时并存于世的埃及、波斯等“东方”国家，也为《旧约》中所无，更遑论在“东方”之东的古代中国。黑格尔以欧洲的眼光，将“东方社会”为“普遍奴隶制”的虚指一词，为马克思多次使用，但马克思实指乃是只有“专制君主”一个人的自由的，而“专制君主”一人之下则是不自由的之意。因此，在世界古代史中，发达的奴隶制只是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希腊城邦、罗马城市的特例。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开端于春秋之末，商品货币关系始于春秋战国。在此之前中国类型“亚细亚的基本形式”的宗法血缘共同体时期，个体家庭劳动尚未出现，“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商品货币关系尚缺，又何来所谓“五种社会形态”希腊、罗马自由民一奴隶概念的奴隶和欧洲中世纪领主一农奴概念的农奴？因此，不能将古代中国血缘共同体直接劳动者的身份，认为是奴隶或农奴，以此论定所谓奴隶社会形态或封建社会形态。在殷商，辞中的众人是商人的族众，不是奴隶，并没有战俘（羌）被用在农业劳动上的辞例，而多用为人祭的“人性”，殷商的主要劳动者是非奴隶身份的商人的族众。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的剥削方式，“贡”是贡纳，“助”是田间徭役，“彻”或是田间徭役或是交纳实物，都非奴隶制剥削方式。其中周代承担“助”、“彻”的劳动者的庶人或民，也都是血缘共同体的族人，也非奴隶身份。
周代“受民受疆土”（《大盂鼎》铭）的“封邦建国”，为古代中国不同血缘的民族混居创造了条件。《左传·定公四年》祝佗叙鲁、卫、晋三国的分封，鲁公伯禽分得“殷民六族”，居于少昊之后赢姓氏族旧地的奄，统治“商奄之民”。《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可见鲁国的国人并不纯为周族。卫康叔分得“殷民七族”，晋叔虞分得“怀姓九宗”，同样也是与周人混居的国人。可见，周王的赐民，分为两部人。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载：“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的“邦司四伯”与“夷司王臣”对举，而各有族属的“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千又五十夫”。证之同为康王时的《俎侯夭簋》铭的“赐在俎王人□又七姓，赐郑七伯，厥卢口又五十夫，赐俎庶人六百又口六夫”。可见所赐之民亦为两个族属。而《大盂鼎》铭中的“自驭至于庶人”的“驭”字，从又从马，金文字形为执鞭驱马之状。考之《令鼎》铭之“王驭，溓仲仆”，《大鼎》铭中的“王乎善夫驭”。辅证《庄子·盗跖篇》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可见人鬲（“人高”的“高”，喻与形园色黑的炊具高相似的人首，“人高”或“鬲”，与后世秦始皇诏令中的“黔首”都是泛称而不具身份的意义）：“驭”、“庶人”，既不是奴隶，也不是农奴，而且“驭”的身份很不低，而“庶人”则是同族的族人，是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硬套“五种社会形态的模式，生吞活剥为奴隶或农奴的劳动者身份，而论断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
春秋之前“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经济的社会形态”瓦解后，在小农独立耕作能力实现的战国时期，各国经过先后变法实行国有土地所有制的授田制，受田农户只能得到对国有小块土地的暂时占有权，却不能获得土地私有权。受爵者也仅是按爵位等级暂时享用国有土地税收的特权，也没有土地所有权，不是什么“军功地主”。这又都是与欧洲希腊、罗马和日耳曼土地私有的历史情况迥然不同。秦、汉以降的中国“亚细亚社会”，虽然商品货币关系延续下来，在汉代却对盐铁进行国家专卖，而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也有限，直接生产者的身份是占有国家小块土地“编户齐民”的赋役农民，既不是欧洲希腊、罗马奴隶制的奴隶身份，也不是欧洲中世纪领主一农奴的农奴身份。所以，以此硬去套“古典古代”希腊、罗马自由民一奴隶范畴的奴隶或是西欧中世纪领主一农奴范畴的农奴特殊概念的模式，论断秦、汉甚至魏晋为奴隶社会形态抑封建社会形态，都是与中国历史实际凿枘不人、有违马克思原著文本对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私有制社会形态，从而有违马克思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财产（所有）内涵的社会形态范畴概念的论述。
中国古代社会“家族依附”“身份”关系下的周代血缘共同体的封建，不是“封建的”“生产方式”，只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中国类型。西欧封建制迄始于罗马帝国覆灭后，日耳曼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和继后查理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非血缘的及身而止的采邑土地占有的分封仪式臣属礼效忠宣誓的内容，称之谓的“誓约”，是《罗马法》平权观念的“等级君主制”“契约”。西欧封建制的君主对受封领主，不能有超过“誓约”规定的索求，根本不可能向全国农业生产都征收“田赋”。而农奴在形式和内容都不平等的契约人身依附关系下，只向其领主缴纳赋税和服劳役。
中国类型“亚细亚”“生产方式”解体后的秦、汉以降，“亚细亚社会”（“东方社会”）的“东方专制主义”“专制君主”的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皇帝，是作为“天下之父”“君临天下”的。其“君父”、“臣子”的关系，是“拟血缘”的依附关系，只是古代中国血缘社会特点的“东方专制主义”，而不是西欧的封建主义。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的论述，正提示了对中国类型“亚细亚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在现象上显示出”的“经验上巳存在情况”“差异”的“分析”、“理解”。虽然中国类型“亚细亚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并不相同，但“按主要条件来说”的“经济基础”的“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的大致相同，而有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便有上层建筑“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现象上显示出”的“彩色差异”。
（四）马克思论述资本主义欧洲起源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特殊性与中国类型“亚细亚社会”“历史特征”的异同
“亚细亚社会”（“东方社会”）的中国私有“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起源”的西欧私有“社会形态”，都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理论“社会形态”范畴三大“社会形态”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私有“社会形态”，但是私有“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的具体历史却不相同，是由于源自私有“社会形态”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与发展的程度和形式的不同。而这是由于各自文明来源的不同。
1.中国自生的文明和希腊一罗马的继生文明
世界考古学表明，世界最早文明产生的基础是在距今一万年前地球最近一次冰期消退后新石器时代原始的早期农业，都出现于温带和亚热带气候和大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中。东亚中国农业起源在1.1万年前华北东胡林遗址起即已进入早期农业时期，与西亚、北非的农业起源大致同时与早期文明的发生又大体同步。古代自生文明的中国与西亚、北非继生文明的希腊、罗马的产生是不同的。
中国文明之根自生在史前文化之中，有着百万年前的本土脉系。中国和西非、北非自生文明的早期国家都起源于在约5000年前，而于3000～2000年前西亚、北非继生文明的希腊、罗马才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而且，与西亚、北非同是自生农业文明的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国大陆的以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大河为主的东、西、南、北、中，水系支流纵横，广阔地域、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文化晚期形成了中国考古学六大区系类型区域，从傍河台地、高地、丘陵到平原，形成了范围为西亚、北非不可比拟的独特的中国早期农业，由此产生出了中国早期农业的早期国家及其历史特点。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一概否定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的地理环境的作用，都不是唯物史观的真髓。在早期农业文明时期，地理环境虽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本源，但却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特点，于是便有着不同生产方式及其上层建筑的特点。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所论述的“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移着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了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在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文化六大区系类型的以燕山南北地域的北方区系，在《禹贡》中属九州之首冀州范围厥土臼白壤。在其中典型红山文化类型遗址中出土的桂叶形大石器，是开垦疏松的白壤（含沙壤）的石犁（石耒），为出现了早期农业的证明。以红山文化面向西北方祭坛的玉器为证，8000～7000年前阜新查海、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精制玉器，是有着社会功能的神器即礼器。礼字的本意为以玉奉神，祭神的玉器便是礼器。由于白壤地带易于水土肥力流失，红山文化后期遂向西、南转移，距今7000～000年前与北上的黄河中上游地域的新石器文化中原区系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融合后，于距今5000-4000年前又南下至晋南陶寺，与来自东方考古文化区系龙山文化类型融合成为中化文明黄炎文化总根系的直接根系，即古史传说五帝时期尧舜考古学时期。这一四方辐辏汇聚到黄土地带形成了以黄河中游黄土冲积平原为中心的较尼罗河、两河、印度河两岸范围大得多的早期的农业文明。北非埃及的早期农业文明发生地区仅限于夹在沙漠之中的尼罗河两岸至沿海的数万平方公里的地带，西亚两河流域和南亚印度河流域早期农业文明起源地带，为西亚两河流域和南亚印度河流域早期农业文明起源地区，也只是几万和十几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中国黄河流域早期农业文明中心区域的范围达数十万平方公里。这样广阔地域早期农业文明起源空间的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华夏早期农业文明发展的深厚基础及其历史特点之本。之后到夏、商、周三代，先后各自产生了由氏族向早期国家过渡和先后嬗递的早期国家。
中国考古学的距今5000～4000年间出现的为世界各地所无的新石器考古化石的鬲（熟粟坎具）是以粟为主要农作物为特点的中国早期农业文明发展的指示器。其瓦鬲类型的不同指示了夏、商、周的早期文化具有不同来源的特征，但三代虽不同源却是各自融合不同考古文化的结果：陶寺文化与北上的考古文化长江下游地域东南区系5000～4000年前的良渚文化瑶山类型，即古史传说“绝地天通”颛顼时期的南方祭坛文明融合的夏代文化；先商文化来自辽西南下的燕地北方区系，与山东区系文化融合，在夏代与商并存；从陇西——陕西兴起黄河中游的西北区系的先周文化有两个来源，陇山之西的姬姓和关中的萎姓。夏、商、周三代又是三个递灭的早期国家，到了周代，礼已经国家制度化，超过了夏、商发展的水平。
马克思论述了“文化初期”，“劳动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具有决定意义”的“劳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