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禽生活在春秋时期鲁、闵、僖、文四公年间。他品德高尚，为政清廉方正，关心民瘼，深得百姓的敬仰和爱戴。知礼、遵礼、行礼，深明大义，坚持正道，决不屈己事人。他曾使人劝退齐兵、论祭祀爱居“非政之宜”、评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劝鲁君献真岑鼎。柳下惠对后世的尤其是儒家的影响很大，被后人推崇为“在鲁言鲁，前乎夫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刘逢禄《论语述何》）
伟大先贤孔子对柳下惠之德极为推崇，一部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就三次提出柳下惠。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指摘臧文仲“窃位”：“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与鲁执政者意见不合，并不断批评他们行政失误，故而仕途艰难，几次被罢黜官职。而当时掌握政权机关的臧文仲，则蔽贤不举，致使柳下惠长期居于下位，而终不得重用。孔子同情柳下惠的仕途遭遇，敬重他的思想品德和才能，所以才为他鸣不平，批评臧文仲蔽贤弃能，知贤不举。
柳下惠早于孔子一百多年，大抵于鲁庄、鲁僖公时为士师，曾多次被免去官职。当时有人对他说：“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则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其时，“举国丧乱，不容正直”，到哪一个国家不是一样罢黜呢！（《论语·微子》）由于柳下惠坚持直道，和而为同，因此他在当时行事多颇乖戾的鲁国，必然要四处碰壁，多次遭黜。
柳下惠以三黜不去，坐怀不乱、智退齐师、严明执法闻名天下。他既有治国安邦之才，又有正人君子之风。但是他生不逢时，一直都未被重用，他只做过执掌刑狱的小官。又因他执法严明，刚正不阿，多次被罢官。但他从没怨言。虽然屡次受到排挤，仁途蹭蹬，他的道德学问却名满天下。各国诸侯都争着以高官厚禄聘请他，都被他一一拒绝了。有人问其故，他答道：自己在鲁国只所以屡被罢免，是因为坚持了做人的准则。如果坚持下去，到了哪里都会落个同样的结局。如果放弃做人的原则，在鲁国也可以得到高官厚禄，那又何必离开生我养我的故乡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柳下惠的出仕不是为了高官厚禄，锦衣玉食。不然，历史上也只能多了个官僚，却少了个圣人。他有着自己分辩事非的原则，是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柳下惠的出仕其实就是能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的实干，去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调、和谐、中和、合作，他能够坚持自己的做人的原则，他的所作所为既对得住自己的国家，也对得住国民。柳下惠热爱父母之邦，他大事小事都能做，不嫌弃小事，不拒绝大事。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柳下惠是个跟任何人都能和平相处的人。根本没有那种高人一等的架子。他能够尊重普通百姓，也能够以平等的态度与听者对话，这就有了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和谐的至高境界。
《史记》索隐引《大戴记》云：“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约货亡怨，盖柳下惠之行也”，阐述了孔子数称柳下惠的原因在于其“行”。《论语·微子》中，孔子盛“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柳下惠在举世浊浊、邪恶当道的年月，其言行仍“中伦”、“中虑”，实在难能可贵。
在孔子心目中，柳下惠无疑是一位贤人，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
孔子将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士大夫人和庸人五等。《孔子家语·五仪解》记载：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有者，则治道毕矣。”
（鲁哀）公曰：“何谓贤人？”孔子曰：“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公曰：“何谓圣人？”孔子曰：“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性情。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就是他多次称赞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不仅有德而且有位。孔子思想中的“圣人”理想人格始终是道德境界的最高层次，其内涵是“德”与“位”并立兼备的。圣人之德至高大、至广远，如天一般不能用言语来形容。
《论语·微子》记载：“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朱熹《四书集注》：“逸，遗逸。民者，无位之称。”孔子认为，柳下惠与伯夷、叔齐等一样，虽有德，然而无位，他们算不上圣人。孔子面对春秋社会礼制混乱、大国争霸的局面，有位的无德，有德的无位，便发出这样的感叹：“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
孔子之后，孟子对柳下惠又不止一次地赞颂，从而使柳下惠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中华文化“和”思想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