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圣孟子在他的《孟子·万章下》里，将柳下惠和伯夷、伊尹、孔子等先贤进行了比较，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谓集大成。”
孟子的说法很准确，很到位。伯夷，他“目不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他反对商纣王的残酷统治，不慕君王之位，又反对周武王起兵造反。当天下成为周氏王朝时，坚持不食周粟，最后同弟弟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上。其品格是何等的清高啊，谓之“清圣”名副其实。
伊尹是圣人中“任者”，他的作为和“清圣”伯夷形成显明的对比。伊尹“何事非君？何事非民？”在从事救国救民的路上坚定不移，“治亦进，乱亦进。”他说：“天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他把自己看作先知先觉者，以推行尧舜之道为己任，拯救百姓为己任，那种救民水火、舍我其谁的气魄和作为，无愧于“任圣”之名。
在孟子眼里，柳下惠与伯夷、伊尹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的特征是圣之和者。伯夷太“清”，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与昏君刁民相处，就像穿着华丽的衣裳却坐在了炭上一样让人难受。而柳下惠就不同了，他“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柳下惠不因侍奉昏君以为耻，也不因官小而不任，“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天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大有出淤泥而不染的味道。他和伯夷同样追求灵魂的高洁，但他们的表现不同，处世方法也不同。一个与尘世隔绝，一个在浊世中坚守。隔绝者易，坚守着难。所以，柳下惠的表现更难能可贵，让人敬佩。与伊尹相比，柳下惠“逸”，伊尹则太“执”。伊尹“治亦进，乱亦进”，为了纠正君主的缺点，不惜背天下之骂名，将乙甲软禁起来，迫使其改过自新。当乙甲痛改前非后，再迎驾回宫，还政于君。与伊尹相比，柳下惠似乎更超脱一些，为政则尽其则，退而授其书。内心十分冲和。伯夷遁世，伊尹人世。柳下惠亦遁亦出，出遁偕宜。这完全符合儒家的“中庸”，孟子将柳下惠称之圣和者，可谓名至实归。
孔子被称之圣之时者，在孟子眼里，是圣人美德集大成者。孔子讲求原则，不与恶者同流合污，有“清”的一面；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又有“执”一面；为人处事求折冲、讲中庸，又有“和”的一面。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孔子则周游列国，因势而动，乘势而行，是视时务的俊杰。故称之为“时圣”，可谓一言中的。
在孟子眼里，伯夷、柳下惠虽然是和孔子齐名的圣人，但却并不完美。孟子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而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不能与时俱进，固守清高，直到饿死在首阳山上，其思想之狭隘自不待说。而说柳下惠“不恭”，实在有些“不公”。
孟子说柳下惠“不恭”，虽没有言明“不恭”在哪里，但可以推论，他有三条理由。一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儒家是最讲“礼”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男女要授受不亲，你柳下惠竟然把一个女人抱在怀里，实在“不恭”。可是，如果让那位“不逮门之女”眼睁睁冻死，这又和孟老夫子所说的见“嫂溺不援”的豺狼有何不同？二是柳下惠与“薄夫”“鄙夫”交往竟“由由然不去”。对此，不但孟子不理解，连孔子都不满意。孔子批评柳下惠“降志辱身”，发出了“无乃读乎”的责问。柳下惠是皇族后裔、位居三公，竟然和一些乡野鄙夫打成一片，其不太失身分了？然而，孔子、孟子又不得不承认柳下惠这样的教化作用：“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三是柳下惠“不羞污君”，“三黜不去”。这是为孔孟最不可理解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良禽择佳木而栖，良臣择明君而仕，你怎么连这条原则都不讲，心甘情愿地侍奉一个昏君呢？但柳下惠自有做人准则，其“直道而事人”的秉性品格，又不得不让孔孟所敬佩。“余谓惠，有时似夷，亦有时似孔子。”你看，柳下惠直道事人、片言退敌、讲究诚信、处事中庸、追求和谐，这些方面多像孔子啊！他又裸程不浼、遗佚不怨、阨穷不悯、终老柳下，这又多么似伯夷啊！柳下惠身上兼有孔子和伯夷两类圣人的优秀品德。
柳下惠的一生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他足智多谋，是国之谋臣；他善于辞令，是外交之才；他直道事人，是国家忠臣；他降志救民，有爱民之心。可柳下惠并不得志，没法最大限度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展示自己的才干。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住柳下惠人格的完美。他运筹帷幄、智退齐师；以本为本、执政为民；讲求诚信、维护和平；理智治国，反对迷信；品性高洁，世人称道。他“言中伦，行中虑”，“由由然与之偕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他“不辞小官”，“直道事人”，不惧三黜。他洁身自好，坐怀不乱。这决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柳下惠做到了，这就是柳下惠的非凡之处。他的高尚品格，为千秋万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金质的精神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