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郁
白成樟，男，回族，1938年10月出生，北京市人。1957年8月高中毕业后在北京青年农场参加工作。1958年4月响应党的号召支宁到自治区计委工作。1961年入党，1971年5月调同心县羊路乡政府工作，1973年10月调县委组织部。1981年6月任县计委副主任。1984年1月成立县统计局，担任局长直到1998年10月退休。2007年2月27日，因病去世。这些工作经历告诉我们：白成樟同志69岁人生，50年奉献在宁夏。宁夏50年中，37年奉献在同心这个国家级贫困山区。
2007年6月6日，我到同心县了解该县统计局原局长白成樟的有关事迹。
通过和县统计局部门同志座谈，到白成樟家访问，和主管统计局副县长交谈，对白成樟的个人情况和主要事迹有了一定了解。
奉献青春和终身的支宁人
白成樟19岁来到银川，33岁又因被划为“老保”被发配到同心县羊路乡。从北京到银川，从自治区机关到农村乡上，这种变化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历的。即使经历了，有的人也不一定甘于寂寞。但白成樟却没有怨言，尤其是工作上，积极主动，认真负责，经常穿越在山区的羊肠小道上，走村串户，了解民情。很快，这位北京支宁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民风民俗，了如指掌，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两年后，他就娶了当地一位农家女儿成了家，决心扎根这里，和乡亲们一起，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建设这里，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当时月工资只有40多元的白成樟，经常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帮助几户贫困群众，给他们添置被子和衣服等生活用品。由于他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百姓说实话，办实事，乡亲们没有不认识他的，都为他忘我帮助困难群众的精神所感动。
白成樟甘愿奉献在贫困山区的另一个令人敬佩的事实是，不仅自己不离开同心，献了青春献终身，而且不让儿子离开同心，也要求他们奉献青春和子孙。
和白成樟一起来支宁的北京青年当时有121人，到同心的有十几人。惟独他扎根到底，把遗体也奉献给同心大地。这中间，原自治区计委和统计局的几任主要领导，考虑到他业务熟悉，认真负责，勤快能干，都几次提出调他到自治区机关工作。他都谢绝了，毅然坚守在同心；故乡的亲戚朋友也帮忙调他回北京，他也一一谢绝，扎根奉献在同心的心始终坚定不移。他说：“不是我不服从上级组织的命令，不是我不喜欢银川和北京，而是我更喜欢这里。这里的天地给了我人生难得的见识和长进，这里的人给了我深厚的爱和情。我的家在这里，我最亲的人在这里，我最热爱的工作在这里，我已是一名真正的同心人了，我要终身回报这第二故乡”。
1988年，北京市劳动局、公安局、教育局和粮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解决在外地的原北京下乡青年子女回京就读入户问题的通知”，规定“每户知青允许一名未婚、未就业的子女将户口迁到北京”上学或就业。白成樟的两个孩子，完全符合文件规定。但他拿到这个文件后，没有执行。他说，这是故乡对我们下乡青年的关照，但让儿子回北京上学还不如在同心放心、安心，省心、省钱。
白成樟大儿子1995年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学校让他留校工作，二儿子2002年西北民族大学毕业，由于6年临床医学专业，外地几家医院都要他。白成樟却不同意他们在外地工作，硬是做儿子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回来建设家乡。就这样，大儿子当时国家包分配，被分配到吴忠市防疫站工作。二儿子至今一直在同心县医院干临时工。
白成樟眷恋第二故乡同心，但心里也割舍不下对故乡北京的思念之情。虽然他遥居在宁夏的南部山区，但他每年都自费征订《北京晚报》，通过这张报纸，了解关注着首都北京的发展变化，寄托着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祝福。这种对故乡的思念和祝福，还表现在他爱收看北京电视台的节目，每晚随着电视屏幕，释放着他对故乡北京的爱。更表现在他对儿子的起名上。二儿子1977年9月出生，为了祝福故乡，他给孩子起名“白祥京”，期盼共和国首都吉祥、发达。
同心县统计事业的奠基人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为了及时准确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将和原计委在一起的统计工作分设出来，专门成立了省、地、县三级政府统计局。同心县统计局单设于1984年，白成樟作为第一任局长，在这个“清水衙门”一直干到退休。14年里，他和大家负重拼搏，开拓创新，对全县统计事业的发展壮大起了奠基人的作用，立下了开山之功。至今，这里的统计人都有口皆碑，赞美不已。
他为同心统计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支具有真才实学、勤奋能干的统计队伍。统计部门清贫，工作专业性强，繁重辛苦，需要能吃苦、素质高的人来干。为此，他磨破嘴，跑断腿，争取有关部门支持，为统计局和当时的16个乡镇，选调、招聘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勤奋能干，有志于统计事业的专职统计人员。他又亲自为他们讲授业务知识，支持他们参加大学和中专学校的函授培训。平时，工作上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就是大家撰写的统计分析，他也是一篇篇认真改，包括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在他的带动下，同事们个个成为行家里手，至今这些人仍是统计工作的顶梁柱。正是有了这些人，同心县的统计工作一直处在自治区各市县前列。
白成樟对单位的干部职工都很关心，同事们谁有了病，家里有了事，他都跑前跑后。有一段时间，单位供水设施有了问题，为了让大家喝上水，他每次上班从家里提两暖壶水让大家喝。大家普遍认为，他不仅是统计业务上的好老师，也是可亲、可信的“伯乐”和筑巢留“凤”的好领导。
他为同心统计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统计数据来源于基层，基层数据不全不准，一切统计工作就无从谈起。为了使这个农业县的农村统计工作基础牢靠，他不仅给各乡各镇争取到了专职统计人员，而且在他的努力下，又相继建立了统计信息站，使统计的源头有了人员和组织保障。同时，他经常下乡深入实际，检查指导工作。帮助基层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整理农村台账，汇编历史资料，填写统计图表，资料入库入档。他还不时询问有关统计人员的住房、生活情况。为解决基层办公的实际问题，支持基层统计人员的工作，他每年都从有限的统计事业费里挤出一定费用帮助每个乡镇统计信息站添置设备和业务用品。
他到统计局任局长时，由于受“十年动乱”的影响，统计资料不全。为了方便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利用统计资料科学管理和决策，他带领大家内查外调，加班加点抢救历史资料，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使统计业务档案一直保存完整。特别是在编辑出版《1949耀1989同心年鉴》中，面对业务量大，耗费时间长等诸多困难，他亲自设计表格，绘制表格，抄写文字。搞“综合”专业的同志病倒了，他就接替干。
由于一些统计数字不详，他亲自跑到卫生、教育等各个系统作详细的登记、汇总。县里抽他去农村搞社教，白天他和社教队员一起深入各村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晚上回来，不顾疲劳又埋头整理资料。别人下班了，他又接着上班。每天晚上他都将需要整理的资料带回家中加班干。政府楼上楼下，谁都知道那个手提袋里总是鼓鼓囊囊装满报表资料的人就是统计局局长白成樟。全部资料整理出来后，他三番五次校对。正是在他这种精神的鼓舞下，《1949～1989同心年鉴》印出后，赢得了县上领导和各部门的好评，都说是难得的宝书。一册在手，同心40年各行各业的发展情况一目了然。
他为同心统计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严谨的工作风范。白成樟在数字王国里可谓称职的“铁将军”。为了准确及时、保质保量地报送统计数字，他身先士卒，带领大家苦练打算盘、写规范阿拉伯数字、核查各种报表等基本功。经他报送的统计表，数据笔笔准确清晰，报表张张干净全面。遇到不踏实数字，他就三番五次地查证。有时为了一个数字，要跑几十里去核实，绝不让一个有问题的数字从自己手里报出。他常对大家说：“搞统计调查，汇总上报统计数字，必须实事求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农村改革后基本核算单位由原来的生产队变成了千家万户，给搜集统计资料增加了难度。
为了搞准粮油统计数字，他和同志们一起深入到村村户户，从测量耕地、收割样本，到脱粒、过秤，他都亲自记录、计算，严把数字质量关。每次测产他都翻山越岭，跑来跑去。熟悉他的老乡都说他成了“乡里人”。
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区、县、计生委以数字可疑为由要求修改；有关部门预测的上世纪末同心人口数和统计部门预测数发生出入，有关领导要求修改，白成樟都以确凿的原始数据据理力争，硬是没有修改，保证了统计数字的真实性。县统计局获得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先进奖”和“全区人口调查先进单位”称号。当时主管统计工作的县领导说，过去常听乡镇干部和部门的领导说，他们无论是上报统计数字，还是给领导汇报社会经济发展情况，都不敢随便乱报乱说。因为白成樟对各乡各镇各部门的情况心里一本账，糊弄不了他。否则，他会认真追查，严厉批评的。
正是由于他带领统计人员认真负责谋工作，开拓创新干统计，每次的各项普查、调查，每年的各项统计报表，同心县都获得国家或自治区先进单位。他个人1992年被国家统计局评为“全国统计系统模范工作者”。
廉政勤政的共产党人
白成樟同志参加工作三年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当局长，他始终以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家都说他真正是廉政勤政的共产党人。
工作上，白成樟总是以身作则。作为局长他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去干，要求别人做到的，他首先做到。
20世纪80年代，统计工作设备简陋，各专业张张报表的记录汇总，全靠算盘计算，手工填写上报。白成樟也是每天亲自计算，填写报表。每天加班，特别是在原平房办公室时，没有暖气，冬天要生炉子取暖。他每天早上带上家里生火的木柴，提前一小时到单位，把大家办公室的炉子生着，烧上开水，使同志们一进办公室就感到了浓浓的暖意。擦桌子、拖地他样样都少不了。全局工作人员在他的带动下，组织性、纪律性日益增强，团结互助，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一直传承到今天。
在整个政府大楼里，没有一个不说统计局是最繁忙的地方，也没有一个不敬佩统计局的纪律作风。就是在这样一位“老班长”的带领下，大家每年优质高效地完成着日益繁重的统计工作，党建、精神文明等方面也都处在全县机关单位的前列，统计局多年被评为县级和地区级“文明单位”，后来又成为全区统计系统唯一的自治区级文明单位。
忘我工作，也是大家敬佩白成樟的一个重要方面。1994年，他得了胆结石，由于不休息，没有及时治疗，结果病情加重，发展为“肝内胆管结石”，在自治区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手术治疗时，因无法支付昂贵的医疗费，在病情没有得到彻底治疗的情况下，他就返回工作岗位，致使晚年留下后遗症，身体长期有病，靠药物维持着生命。这也是他过早去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处在节骨眼上，白成樟5岁的孩子患上了“肾病综合症”。在工作与家务面前，白成樟同志毅然选择了摆在面前的人普工作。科里的同志劝他回去先照料一下，可他却一头钻进成千上万张登记表里，全然将此事置之度外。就这样，没有得到细心照料的幼小孩子，肾病未能根治，留下病患，上高中和大学期间也多次因这病患休学。
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正在登记的关键时刻，他孩子的肾病突然复发，浑身浮肿，家人着急得团团转。他同样着急，但看看手中一张张登记表，周围繁忙的同事，他顶着邻居、亲戚的指责和怨恨，没顾上去医院看儿子。调查工作结束后，看着儿子消瘦的身体，他哭了，说他对不起儿子，不配做爸爸！
廉政上，白成樟更是让人敬佩。在享受和待遇面前，白成樟常常想的是别人。不管局里也好，政府也好，新房分了一茬又一茬，可他一次次把机会让给别人。做为一局之长，工作40多年的老知识分子，他一家四口一直住在已被列入危房的政府最早的家属院里。原来十几户同事都搬走了，就他们一家还住在70年代的土坯房里，60多平米的平房没有自来水，靠一口窖水饮用；没有厕所，要到很远的公共厕所方便；没有暖气，靠煤炉子过冬。屋里陈设简陋，两条旧沙发，一张大床便是“客厅”了。多年来，他妻子所在的被服厂不景气，下岗多年，四口人的生活只靠他一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既要供两个孩子上学，又要为多病的妻子看病，他常常手头拮据，每月都吃“探头粮”。
他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一个人出差时，在长达5小时的路途中，他宁愿去挤公共汽车而不坐局里的“小吉普”。他说：“那样太浪费！”有一次出差，由于旅店紧张，只剩下几间较贵的甲房，他不得已只好住下，但报销时按规定只报了12元，剩下的他悄悄自费了。有时为了给单位省钱，出差到外地，不住招待所，住在朋友家里。坐班车、乘飞机时买的保险费也是自己出。他说，买保险本身就是个人受保障，费用自己掏，理所应当。
跟白成樟一同工作的同事说，白局长是个从不向组织提困难的人。二儿子2002年大学毕业，在当时的情况下，找人解决儿子工作还是比较容易的，但他不向领导提说，致使儿子大学毕业6年来一直干临时工，前4年每月只拿300元，这两年每月才拿到600元。大儿子为减轻家里的经济困难，借款买了一辆三轮车，利用休息时间拉人挣钱补贴家用。不幸的是1997年5月，年仅22岁的大儿子在震惊全国的“马旭东特大故意杀人案”中被害。对他们的打击犹如天塌一般，但他也一直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他积劳成疾，长期服药，几次住院，家属也患有类风湿病，家里收入又少，花费却多，经济上困难，但他从不向组织提出要求，直到病情加重住院，临终后还欠下了亲戚朋友债款十几万元。
总之，白成樟是一位献了青春献终身的北京支宁人，是一位开拓了同心统计事业的奠基人，是一位廉政勤政的共产党人，是一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一心为公，一尘不染的劳动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