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军
马英虎，男，回族，1918年2月出生，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人。1931年3月参加革命，1932年12月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5月随军长征，1936年10月路经同心时遭遇当地土匪袭击流落同心。1945年至1949年8月被迫在国民党八十一军顶兵，部队投诚后回乡。1949年9月宁夏解放时在新庄集区参加支前工作，1951年3月在新庄集区政府工作，1956年下半年在吴忠干校学习后任三区（新庄集）五乡乡长，1957年12月被精减。1958年7月至1960年12月在骡子沟铁矿当工人，1960年1月至1980年3月在同心县草原站、种畜场当工人并退休。1983年组织更正按新中国成立前离休工人对待。
在四川省巴中地区大巴山南麓与川陕边境交界的通江县，有一条神奇秀丽的诺水河横穿而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沿河两岸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由此，中国革命的火种燃向这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支正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也在通江县诞生。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诺水河畔的一个叫楼子庙的山村，他的童年和少年就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度过。
据父亲讲，他本姓李，在他的记忆里没有父母的印象，他出生后不久父母便相继去世，由爷爷奶奶抚养。到父亲3岁时两位老人又不幸同期离世，留下他和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姐弟3人只好以讨饭为生，之后父亲先后被姓龚、姓金两家收养，大爹被姓朱人家收养。从此姐弟3人失散，失去联系。
长征途中流落同心
父亲1931年3月参加当地革命武装，1932年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路经通江县平溪坝（现为平溪镇）时，父亲（当时名叫金会涛）经七十三师（后改为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范长福同志介绍参加了红军，在七十三师政治部司号连担任司号员，一个月后调整到总医院当护士。此后，父亲随部队在通（江）南（江）巴（中）根据地一带，经历了跟国民党军阀田颂尧、邓锡候、刘湘、杨森等部队的战斗。
据父亲回忆，民国24年（1935年）农历三月，他所在的部队从江油出发，经茂州（现茂县）于6月到达毛儿盖与中央红军会合休整，期间听到了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巴西会议”。会后部队又南下，经芦花（黑水）、马尔康、懋功到天全、芦山一带，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作战，又因飞机炸断了雅州（现雅安市）大桥。在民国25年（1936年）大年初一那天又开始北上，再次进入到荒无人烟的大雪山，部队也陷入最困难的境地，人马缺粮草，靠吃树皮、野果、死骡马维持。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前方部队还将能吃的东西放在路边留给后方的同志。进入草地时正值农历六七月份的雨季，灰绿的沼泽地泥泞不堪，大家都是手拉手前行，稍不小心就陷入泥潭。晚上大家就地坐着休息，早上起来身下就是一个水窝。父亲常给我们家人及身边的人说，他们过雪山草地时，晚上睡觉谁也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能不能活着起来，在前行时边走着随时就有倒下的战友，身边离去战友的尸体随处可见。部队经过甘肃的洮州、岷州（现临洮、岷山）一带，到达甘肃会宁后，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甘肃靖远县过了黄河，父亲随另一部分部队从靖远进入宁夏海原境内。农历九月十五日（公历10月29日）到达同心沙嘴城时，部队接到上级命令，改变了原进驻宁安堡（现中宁县宁安镇）的计划，决定东上窑山，部队在白家湾、南关口、马段头一带驻扎待命。一天夜里父亲和卫生队的几位战友奉命从磨其子转送伤员，天气气温骤降，夜里飘起了雪花。他们晚上十一二点行至马段头山的西疙瘩梁时，突然遭遇当地土匪“马老九”（绰号）部下的枪袭，父亲慌乱中掉进了一个被洪水冲涮的深坑里（此坑在我16岁时和父亲路过时亲眼见过）摔晕。第二天天刚亮，土匪来打扫战场时，沿着雪印在深坑内找到父亲，又在附近的沟里找到了另外两位战友，一个叫罗加保，一个叫张树仁。土匪将父亲他们3人捆绑带回驻地，关在一个老乡家的磨窑里。在磨窑里土匪不给吃喝，一位老奶奶见他们用舌头舔磨盘上的面吃，便偷偷背着看守从门缝里扔给他们两个谷面馍馍和五六个生洋芋。土匪见他们都没带枪，正准备处置他们时，庄子上的乡亲们听到后，几位年长的回族老人出来求情，一位叫马永贵的老人说：“红军也是穷苦人，害他们的命使不得，你们行个好，看谁家缺人手留下做个帮手吧。”就这样，父亲他们3人算是留下了一条命。之后，父亲被小井子的马存德收为养子，罗加保被磨其子一马姓老人收养，改名为马义才，张树仁（解放后不久返回了原籍）被名叫马乌子的认成弟弟。从此父亲他们3人就流落此地。
父亲被收养进家后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加之养父母当时没有生育儿女，对父亲如亲生看待。父亲是个很勤快的人，除了种家里地外，还到新庄集的青山一带给人拔麦子、拔糜子挣钱，冬天闲时就到中卫宣和一带挑砂锅换粮贴补家里。几年后家里光景好转了起来。父亲后来与海原大地震时逃荒到邻村的冯桂英成了亲，结为患难夫妻。1945年，爷爷在国民党八十一军当兵的五弟马存海逃跑，父亲被迫顶兵，1949年8月部队投诚后父亲回到了家里。
平凡岗位尽显党的恩情
1949年9月宁夏解放，父亲主动找到组织参加了新庄集区支前征粮和地方武装剿匪，搜剿土匪枪支10余支。抗美援朝开始后父亲组织当地群众为十九兵团同心兵站运送公粮。1951年3月正式到新庄集区政府工作，当时区政府工作人员缺少，工作非常忙。人们都拄着棍往返于各个村庄，父亲心里只想着多干工作。1952年母亲在父亲的引荐下也参加了工作，先后在新庄集区妇联和供销社工作。我的父母从苦难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建设者，用他们的话说，是共产党让他们真正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在这期间和父母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王振中、卜宗夏、马德璞、冯长太、乔风鸣等。
1956年下半年的一天，县委书记张少舟在下乡时碰到了父亲，他问父亲工作的咋样，有没有困难，父亲很执著而高兴地回答“好得很！”接着张书记对父亲说：“你是老革命，以后工作的路还长，你得学点文化知识才对，有机会组织上安排你到外地学习学习。”父亲听后激动地回答说：“我一个讨吃要饭的，要不是共产党哪能有我的今天，我拿铁锹干粗活还行，拿笔可拿不动呀。”惹得在旁的人哈哈大笑。不久父亲果真接到去吴忠干校学习的通知，他便去学习。父亲一提及这件事就兴奋不已，说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日子。到了干校既高兴又紧张，第一次拿笔时手不听话，比拿镢头还吃力。当第一次会写自己名字的时候，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美。他为了把学习搞好，晚上常把头蒙在被窝里打开手电偷着学，甚至连上厕所都带着课本。从吴忠干校学习回来后，父亲被调任三区五乡当了乡长，1957年12月底被精减回家务农。1958年7月大炼钢铁开始，组织又重新安排父母到骡子沟工作，父亲既带民工又担任保管，母亲在工地做饭。当时我的姐姐已经4岁，由于父母工作太忙不得不将姐姐留给姨娘照看。1960年1月父母被调到草原站工作，不久母亲因病离职。父亲在畜牧单位一干就是20年，直到1980年退休。
父亲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这份情怀全部投入到工作当中。无论是他当干部时期，还是在长达23年的工人期间，总是脚踏实地坚守在最艰苦的岗位。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个“老黄牛”。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的精神在他身上得以体现。父亲在草原站工作的20年里一直干农工和牧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常常是赶着毛驴车奔波于单位与羊圈的路上。那时草原站的羊群全年驻扎在罗山坡下，父亲既是看圈的又是做饭的，尤其是冬季到了羊产羔期，他就更忙了，常把面熬成糊糊装进奶瓶里把小羊羔当娃娃喂。记得在1973年冬天，父亲因劳累感冒引发肺气肿和胸膜炎住进了韦州卫生院，站上的领导看他病得不轻，请医院好好给他治治，可他刚住了一周就偷着跑回了羊圈。父亲曾给我们家人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时草原站还在海子棠（现红寺堡），站上的工人都在野外找草，任务定量，他发现有位工人干一阵睡一阵，但每天交的数量却比其他人都多，他很纳闷，后来他发现这位工人在捆草时常在中间包土。父亲在他交草过称时当场打开了草捆。父亲由于对工作这种认真劲也得罪了不少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给国民党顶过兵，登记落实流落红军时被拒之门外，“文化大革命”升温又成为“叛徒”的把柄，而遭受人格污辱和人身攻击，母亲、姐姐和我3人也由此被注销居民户口下放农村。
尽管这样并没有改变父亲对党的挚爱和对工作的执著，倒把这种情怀作为对我们子女唯一的希望和要求。他一生对我们姐弟俩的期望就是不忘红军的光荣传统，学习红军革命精神。老人由此给姐姐取名叫马怀军，我名字的意思自然就很清楚了。我刚参加工作时是教师，父亲就反复叮嘱我：教师是良心工作，要好好教娃娃们呢。5年后我入了党，父亲才算放了心。在我改行到乡镇工作时，父亲又提醒我，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绝不能给他们摆架子。父亲这些朴实无华的教诲我暗暗记在心里。
红色姐弟根扎回乡
父亲落脚同心，随着岁月的流逝，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越来越强。1964年父亲向老家通江县公安局写了封请求寻找亲人的信。半年后收到了通江县公安局的公函，父母得知老家哥哥在世，姐姐下落不明的消息后，兴奋和悲伤交织在一起。父亲拿着信逢人就说这是埋藏多年的期盼。由于条件限制，直到父亲退休时双方亲人还靠书信传递情感。
人生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失望之中也会有意外的惊喜。1967年，草原站因给国防让地往下马关公社的池家峁搬迁。父亲喜欢给别人讲自己参加红军的经历，在和吴忠建工队工人们拉家常的过程中，父亲的身世引起了一位杨姓工人的注意，他告诉父亲说，吴忠东风公社他老家有一位四川女红军长相跟父亲很像。得到这条信息后，父亲就北下吴忠。谁能想到奇迹会在这里出现，失散40多年的姐弟俩竟在回乡相聚！
姑姑名叫李正秀。父亲他们姐弟3人失散后，姑姑也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同属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1936年10月姑姑随部队长征到达甘肃高台县后，奉命向山丹、张掖一带进发。1937年1月在高台战役中全连被国民党马步芳部队击溃，姑姑和剩下的战友被俘，在被处决时所幸没被子弹击中要害，子弹从后脑右侧擦眼而出倒在血泊中，苏醒后巧遇一位吴忠籍在当地逃荒的回族男人相救留下性命，但右眼伤残失明，后来两人成亲在当地生活。解放后姑姑随夫回到吴忠，后被组织确认为老红军，1992年去世。姑姑生有两男，我们两家团聚时大姑舅哥已结婚成家并参加了工作，二姑舅哥依照姑姑的心愿参军服役。从此我们又有了姑姑一家亲人。
父亲姐弟在宁夏的团聚，了却了他们姐弟3人心中那块生死未卜牵挂的心结。到70年代初，四川的大爹家已是一个有三男三女的家庭了。大堂哥和堂弟先后参军，大堂哥朱学诗随姑叔之意于1976年复员宁夏，后被安排在青铜峡铝厂工作。现在我们已有四代根扎回乡。令我内疚的是直到1985年3月得知大爹不幸去世，我才带父亲第一次返回阔别50年的老家，留下父亲哥俩再未相见的憾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双方亲人互相探望。2000年我和父亲再次探亲，老家诺水河凭借红色革命圣地和风景名胜地优势，成为四川省重点风景旅游区。父亲为家乡今非昔比的变化感慨不已。
◎后记
父亲退休后就上寺礼拜，在寺上30年的宗教生活中与锁成忠老哈吉、糟权阿訇、丁又新老人等结下了深厚的交情，留下很好的口碑。1982年住进利民东街家属区后的多年里，他和李成发、马占仁、张太志、张英武等老红军、老干部，义务为大家给窖里放水、收电费，为家属区里的邻里纠纷、治安操心，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在家里他更是闲不住，为我们子女分忧解愁。
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个爱党敬业、朴实宽厚、感恩孝敬的人。革命战争年代他毅然参加红军决心跟党走；革命胜利建设时期他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即使在遭遇不公时也没有动摇对党的坚定信心。晚年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常常以“共产党好”来诠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尤其令我们晚辈敬佩的是父亲对养父母和岳父母5位老人的感恩之情、孝敬之心。他一生完全融入到两个大家庭生活之中，对待老人如亲生父母。从我记事起，他总是设法抽空带我们全家回去看看，即使是在生活最艰苦的年代，父亲也是节衣缩食，给几位老人积攒糖茶布料，关心照料他们的生活。父亲在养父家族中是名副其实的“大儿子”“大哥”，在岳父家族中又是名副其实的“大女婿”“大姐夫”，两家的重要事上都少不了父亲“老大”的角色。几位老人有病或“口唤”时，他几乎都是守在跟前的。父亲的工作和为人成为了我人生的标杆。
父亲的一生饱尝了艰辛和曲折，也尽享了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在父亲一人流落同心到归真的74年里，他在同心有了近200人的亲人，在90岁高龄时得了重孙。晚年的父亲与我们一起分享了四世同堂的快乐。
让父亲一生唯一遗憾的事是，他参加红军的这段历史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得到政策落实。虽然他只是一个“口头上”的老红军，但他跟张元虎、何国鳌、马英福、马得禄、顾守魁、王守民等这些流落红军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在了同心这块红色热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