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居于中西交通的枢纽地段。作为著名的“丝绸之路”构成部分的“灵州道”，东向：可至宋之长安、洛阳、汴梁（开封）；西向：沿河西走廊，可至西域各国、印度、阿拉伯半岛、古罗马。而从兴庆府（今银川市）辐射出去的交通大道，不仅连通西夏四方重镇，而且可直达辽国的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以及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中都大兴府（今北京）等地。西夏的黄河水运，在联系西北与内地的经济贸易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丰安（今宁夏中宁）、安远（今宁夏平罗）、雄州（今宁夏中卫）、兴庆（今银川市）等地的许多渡口，常有成批的货物装卸。黄河飞舟将西夏这一河套地区与上游地区（今青海、甘肃）、中游地区（今内蒙古、山西、陕西）及下游地区（今河南、山东）之间的空间距离大为缩短。
西夏的交通习俗，可从陆路、水路两种运输方式来看。
1.陆路交通习俗
作为内陆地区，西夏有着适应自己地理特点的陆路交通。在前代已经开辟的几条古道的基础上，西夏又不断开辟了新的大道，从而形成了以都城兴庆为中心，贯通灵州、夏州、凉州、天都山、镇戎军等重镇的全国性的陆路交通网。根据不同地段的地貌状况，西夏人采取了多种多样的人力、畜驮、车运等运输方式。
西夏素以畜牧业发达而著称，其盛产之马、牛、驴、驼，奠定了驮运的雄厚物质基础。西夏的牧民们一生与马为伴，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依靠马的驮运，他们进行着或近或远的游牧，并把自己收获的畜产品送到很远的市场，再换回各种日常生活用品。他们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喂之饲料，唯恐粗而不精；医之疾病，几近无微不至，无论表皮创伤、头部生癞、蹄上长疮、或者脚跛蹶失都尽力医治；各种用心制作的马具，如、衔、鞍、镫、胸秋（络兜）、肚带、铃、鞭、“罗六”（马毡）、“罗浪”（马毯）等，以及触处皆可有的铜、铁、皮、丝等饰品，更是体现着他们的爱马之心。西夏辞书《文海》收有“拂慰”一词，释曰：“拂马也。拂也，慰也。搔畜拂拭之谓也。”还收有“掸拂”一词，释曰：“拂也，拭拂也，搔兽拂拭之谓也。”透过这些词条，凸现出来的分明是西夏人以马为友的呵护之情。西夏人以马为骑驮作长途旅行时，不仅要带上盛满清水的囊袋，还要给马蹄加缀一层既可防滑，又可防硌的木质马掌。他们为负载的马儿想得何等细致。
西夏境内的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都有骆驼出产。以耐力著称，号为“沙漠之舟”的单峰、双峰骆驼，是西夏重要的运输工具。由成串的骆驼组成的商队，在清脆的驼铃叮当声中，艰难地跋涉在戈壁沙漠之中。不仅西夏人使用骆驼载重运物，连借道西夏的中原人，西域各国人，都要换用骆驼，以求顺利穿越沙漠瀚海。宋朝供奉官王延德等人深叹西夏驼运民俗，说：“（漠中）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驼。”西夏人对骆驼极尽关切之意。为御寒，给骆驼的背上披毡；为解闷，给骆驼颈上系铃；为防硌，还给骆驼蹄下包上牦牛皮。
车运，在西夏陆路交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有关史料上看，西夏地区至迟在北魏时期（386～534年），已有了“高车”。这是一种木制双轮车。车轮几近人高，车轴粗如椽，辐木数甚多。由于轮径较大，相应加大了力臂、力矩，所以运行起来较为稳妥。无论路况平坦或坎坷，干爽或泥泞，这种车辆皆可适应。西夏地区多沟洼，多沙石，多草滩，冬有冰雪，春有泥浆，正是这种“高车”大派用场的地方。几辆牛拉“高车”，可相连串行，成为西夏农牧民远途运输的重要方式。诸葛亮发明的“木牛”小车，也曾被党项人使用过。宋人将改制过的四人牵挽的“木牛”双轮小车，带到了西夏地区，并逐渐成为当地农牧民的习用运输工具。西夏还自制过名为“对垒”高至丈余的车辆，用于战地运输。西夏畜力充足，无论何种车辆，大都借用畜力，而较少只用人力。凡平素生活中用于驮运物品的家畜，除羊而外，都可以驾辕拉车，如牛、马、骡、驴、骆驼等，这是西夏车运的显著特点。
2.水路交通习俗
西夏境内东部有黄河（作西南至东北流向），西部有弱水（又叫黑河，今称额尔济纳河，作东南至西北流向）；沿黄河两岸的冲积平原上，大小湖泊连绵，干渠支沟纵横。俗称汉延、唐徕、秦家、汉伯、艾山、七级、特进、美利、七星、太平的十大古渠，源远流长，溉田良多。西夏人因地制宜，发展着自己的水路交通。
桥，是西夏人跨过河渠的主要凭借物。以大树架成的独木桥，遍及西夏各地。石墩桥、木墩桥、石板桥、木板桥，也多有修建。西夏人对桥怀有一种虔诚的感情，他们把桥与“度命”“养生”等联系到了一块儿。今存《黑河建桥敕碑》，很能说明问题。民间传说云，有一仙姑见黑河横溢，立誓建桥一座，以济民众“咸免徒涉之苦，皆沾安济之福”。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得闻，尊称其为贤觉圣光菩萨，立碑志之。碑文盛赞修桥“诚利国便民之大端”，喝令“河上下所有隐显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龙神、树神、土地诸神等”，“廓慈悲之心，恢济渡之德”，令“水患永息，桥道久长”。皇帝亲自临桥躬祭，并自以为是在“佑我邦家”，足见桥在全民族心目中的崇高意义。
船，是西夏人涉水的必备器具。史载，自北魏始，载重量为1000石（约合令26吨）的大型木船，便已被正式使用于黄河河套地区的水运之中。后，唐高祖李渊曾于公元624年，派出大批江南船工，在灵武等地修造战舰，遂将造船的技艺传播到了西北河套地区。西夏的黄河飞舟，大体沿袭了唐时的航行规程，顺流日行150里，逆流日行30里。黄河水流湍急，航道时有变迁。逆流而上之时，堪称艰难。如遇狂风暴雨，大船犹急烈震荡，小船则往往没入水中。由于河岸多为疏松质黄土层，极少植被覆盖，拉船纤夫晴天趟尘土，雨天踩烂泥，发出了声声的叹息。
在西夏黄河的各渡口，都有以人力划桨的大小木船，将一批批行人、物资以及牛羊等畜群，不停地输送到河的对岸。除木船而外，西夏人还沿用着其他一些极为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有“木筏”与“浑脱”。
木筏，类似南方的竹筏，制法较为简单，只须根据需要，将成根的圆木或方木，拼排固定在同一支架上即可。木筏浮力较强，吃水量少，易于划动，载人载物都称方便。值得说明的是，西夏人不仅采用人力划桨的办法使用木筏，还借助兽力于河岸牵拉的办法使用木筏。他们用体高力壮的骆驼，牵拉着长长的粗绳，逆水而上，以运送客人和货物。这种骆驼牵拉黄河木筏的西夏水运习俗，散发着浓烈的塞上风情，予人以廓大、辽远、巷劲之感。
浑脱，又名革囊、皮囊、气囊、浮囊。所谓“浑”，指“浑沦”、“囫囵”，是“全部”“整体”的意思；“脱”，是“脱掉”“剥离”的意思。宰杀牛羊时未经开膛，即将骨肉及内脏从颈口或臀部掏去，从而获得的囫囵皮张，叫“浑脱”。将浑脱羊皮（或牛皮），拔毛洗净，撒盐、灌油、曝晒之后，便成一革囊（皮囊）；再将漏气处扎紧，仅留一孔，吹气充实之，而后扎住气孔，便得一气囊（浮囊）。唐·李筌《太白阴经·战具篇·济水具》：“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紧缚其孔，缚于胁下，可以渡也。”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记》记载说：西夏人“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宋·曾公亮《武经总要》也说：“浮囊者，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其空，束于腋，以人浮以渡。”这是说，凭借单只的浑脱羊皮做成的浮囊，人就可以渡河。据《宋史·夏国传下》，西夏的团练使以上官员，配发物资中就有“浑脱”。
一般把这种单只的羊皮（或牛皮）气囊的浑脱，排列、固定在木质的长方形框架上，便成为羊皮（或牛皮）筏子。史载，东汉时黄河上游已有了皮筏，当地人“缝革为船，置于稗（竹木做的大筏）上，以渡河。”古人所谓“革船”，“牛皮船”，均指皮筏。羊皮（或牛皮）筏子，统称“（皮）筏子”。一般来说，牛皮筏子较羊皮筏子大。由数十个牛皮气囊组成的筏子，载重量可达数十吨。有的筏子采用圆木为框架，行到目的地后，可将圆木解开出售。皮筏子渡河时，将有气囊的一面入水，以框架的一面用于装载客人和货物。用于过河的小羊皮筏，一般长为八九尺，宽为四五尺，仅拴用10余只气囊即可。它大都只取顺流而下的航线，划靠对岸码头。客去货卸以后，筏子主人需将空筏子扛至上游河岸某处，再放筏河中，顺流划回原岸码头。故黄河民谣说：“下水，人乘筏；上水，筏乘人。”以大型的皮筏子在黄河航道上作长途运输，无疑是以血肉之躯与惊涛骇浪作拼死的搏斗。扳桨的筏工们代代传唱着“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的悲壮歌曲，续续谱写出开发黄河水运事业的不朽篇章。
西夏的交通习俗，在其漫长而艰难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中，显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其一，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频繁流动迁徙的生存方式，赋予了西夏人对开辟交通线路的大胆探索精神。一部西民族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西夏民族交通史。从古析支（今属青海省），到松州（今属四川省），到庆州（今属甘肃省），到夏州（今属陕西省）、地斤泽（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再到兴庆（今宁夏银川），党项羌族带着自己的马、牛、驼、车，参加了开辟西北交通网的宏伟事业。继之，他们又与其他民族一起，参加并完成了作为西北交通网重要构成部分的西夏交通网的开辟事业。从西夏谚语所说“道长骑马显威力”“河水徐徐渡行人”“修路要靠渡河口”等可知，西夏人是重视陆路与水路交通的，他们喜欢将道路修通到很远的地方，喜欢将陆路与水路联结起来。但修路与行路都是不容易的。西夏谚语说：“走到冰上靠长靴，行于雨中靠毡披”，“沙路断绝寻粪迹，亲旧已老朋邻稀”。他们要与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作顽强的斗争，方可获得起码的交通条件。为经营穿越沙碛的几条交通线路，如至黑山（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至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至白马强（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北面）、至环州（今甘肃环县）、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市）等，西夏的马夫、牵驼者、御车人等，风餐露宿，历尽艰辛。他们以自己的胆识，在茫茫沙海中建起了许多的停歇点，像“细腰沙”“神点沙”“三公沙”“黑堡沙”等地名，都折射着西夏沙行者坚毅的身影。从西夏“沙路消失置黑丸”的谚语中，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防止迷途的具体方法；更为值得珍视的是西夏人赢得线路畅通的胆量与智慧。
其二，由于西夏统治者善于借鉴中原王朝有关交通管理的方法和经验，因而有力地推动了西夏交通习俗的不断发展。西夏对中原的驿制，采取认同的态度。不仅继续经营着以往的驿道，而且又新辟了“国信”“夏绥”“通辽”等驿道，沿途均设有许多驿站，还建有馆舍，派有驿馆小监。今存西夏铜质信牌，镌西夏文“敕燃马牌”四字，意为“敕令驿马急驰”，也说明西夏有自己的驿传制度。西夏政府中有“马院司”“出车院司”等机构的设置，供职者中列有“船主”“御车人”“牵驼者”“马夫”等人员，在西夏法典中有关于“渡船”“桥道”“供给驮”“官畜驮骑”“官畜私畜调换”“盗杀牛驼马”“妄劫他人畜驮骑”等若干条文，详细规定了对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保护办法和相关的奖惩办法。综合诸种情况，可以说，正是官府对交通的重视与统管，才使得西夏交通习俗获得了较为宽广的传播天地，并具有较为持久的承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