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西夏的书信文书
在古代，书信泛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交际往来互通音讯、交流感情、沟通情况、研究、协商及处理问题时使用的一种文字材料，它属于文书的范畴，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交际工具。书信通常分为一般书信和专用书信两大类。一般书信即私人之间交际往来的书信；专门书信即专门用于团体与团体之间、个人与团体之间进行事务联系、商洽工作等的信件。西夏书信文书是中国古代书信文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西夏书信文书的内容来看，既有一般书信，又有专门书信。但是，由于西夏出土的书信文书残损严重，内容无法完整地粘连在一起，所以很难准确地区分一般书信文书或是专门书信文书，这给我们研究西夏书信文书带来了障碍。虽然如此，我们仍借助于出土的西夏书信文书实物和汉文西夏史籍辑录的汉文书信，就西夏书信文书所反映出来的相关问题作一简单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
一、西夏书信文书概观
西夏的书信文书仿唐宋而来，既保留了一些中原王朝书信文书的因素，同时也根据本国对书信文书的需要而进行了一些创造，使其更适合于西夏人进行交流、商洽事项等的渴望。
西夏书信文书保存在同时代的汉文西夏史籍中的数量并不多。大量的西夏书信文书应该主要出土于黑水城地区，但至今被学界所考证公布的西夏书信文书的数量也不如人愿。我们遍寻《俄藏黑水城文献》，从中才得到很有限的3篇西夏书信文书。
1.ИHB.NO.1237 书信
该书信文书收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西夏写本。书写在西夏文刻本经摺装《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八封套裱纸上。未染麻纸。
（1）共4块残片。行楷，墨色偏淡。高12，宽28。共8行，行8字。有人名“裴三齐”，并有“贵书披议事绪”“书已讫”及“倍加珍重”“不宣”等字。高10，宽26.5。共5行，行7字。有“细书”“检取”“不及”等字样。高8.5，宽27。共9行，行7字。有“阿齐做你”“专心在怀”“诸人量自物色”“此书”等字。高11，宽25.5。共9行，行9字。有人名“裴三齐”，并有“起心祝托者”“恐有达不达故”“人尽总疑误犹豫”“依札……检取”等字。
（2）高7.5，宽27.5。共9行，行3字。行楷，墨色浓。有“次寄[书]”“此书教”“保重”“贤友”等字。
（3）共2块残片。楷书，墨色浓匀。高6，宽25.5。共10行，行4字。高12，宽28。共11行，行9字。从倒3行“终无改悔”字看，2块残片似可拼合。有“时后寄上”“从朝起发赴囗无时兼某苦无”“诸官员要卖令”等字。
（4）共2块残片。楷书，墨色有浓淡。高11，宽9。共3行，行8字。有“囗日寄付是何物”“坐回书”等字。高15，宽13.5。共5行，行8字。有“差使付黑水”“前来得盘缠一就”“上欠少斛斗”等字。
（5）共3块残片。行楷，墨色浓。高12，宽13.8。共5行，行7字。“人还得书备审”“为要”等字。高12，宽9。共3行，行7字。有“村记其厮麻夷数”“有甚言语”等字。高14，宽12.5。大字3行，行9字。有“抵多少还了见价一就”“保爱不宣”等字与押印。另有小字3行，行14字。有“在如何过活者其六斤已即将粟帛”“尔从令守分莫学依前奢”等字，并提到“妻家刘大汉家”等。字迹与本号B近似。
（6）高12，宽12。共1行，行9字。有“末友郑守信（押印）谨封”等字。背有“别”字。
2.ИHB.NO.1381 B书信
该书信文书收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西夏写本。书写在西夏文刻本经摺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三十二封套裱纸上。未染麻纸。
高38.7，宽39.7。多层纸黏叠。共15行，行24字。上略裁去。楷书，墨色淡。有“遇僧拜启奉别”“有遇僧女并夫元卿二人”“西凉府”“本国织青丝绫一疋，银钗子一只”“其屈贱言行奸巧，非是正直之人，又恐欺。/元卿幸希/慈愿昔故乡末吏之情，稍与元卿为主。万幸万感”“至祝不宣。/末吏部祝遇僧再拜”等字。
3.ИHB.NO.7779 D%卖地书信
该书信文书收录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西夏写本。未染麻纸。共2块残片。楷书，墨色浓匀。（1）高2.5，宽14.1。共6行。（2）高9.6，宽19.1。共7行。有“昨来检会”“卖地三分各计”及“钱”“价”“萬伍仟贯文”等字样。末行“九月二十”。
除此之外，汉文西夏史籍中还辑录有几篇西夏皇帝及大臣致宋的书信文书，如夏大安八年（公元1082年）十一月，星昴嵬名济乃致《西南都统遗卢秉书》，夏天祐民安六年（公元1095年）九月，乾顺致《破宋金明寨遗宋经略使书》及夏贞观十三年（公元1114年）冬十月，李讹《遗统军梁哆书》，夏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冬十月，仁孝《报吴璘遣使檄夏国书》，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十二月，元昊《遣贺九年赍嫚书》，夏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仁孝致《回宋刘琦等檄书》于宋等。
从以上所列西夏书信文书来看，其内容所涉及范围比较广泛：或议政，或抒情，或谈买卖，或论战争，不一而足。
二、西夏书信文书内容分析
（一）西夏书信文书所反映的问题
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3封书信及汉文史籍中辑录的几篇西夏皇帝及大臣致宋的汉文书信所涉及的内容来看，主要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1.有关双方买卖方面的问题。如上引《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ИHB.NO.7779 D%卖地书信》便是属于该方面的书信文书。这封书信是民间私人因生活所迫要将自己所属的一些土地出卖，就此与“昨来检会”的买人就价格等事宜进行商议的书信。这封书信由于残损严重，内容并不连贯，所以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不同理解：一是双方就土地的价格进行磋商，一旦价格磋商合理，就与政府签订买卖土地契约，从而买人就自然成为这块地的义务人，向国家承担应尽的缴税义务；二是卖地人与买地人似乎是要通过这种不正当的协商而实现双方的愿望，其结果是想借此以逃脱向国家交纳买卖土地税以及其他费用的目的。而从西夏出土的契约文书实物来看，西夏的确存在“白契”之事。再结合这封书信文书的第二种理解，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西夏这种非正常交易的形式可能大量存在。由此可以看出，西夏的这封卖地书信文书形象地描摹了此时西夏社会基层的真实面貌，反映了其制度的疏漏。
2.有关朋旧之间托付办事的问题。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记》中载：书信是“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书记》中也认为“书记之体，本在尽言，故宜条畅以宣意，优柔以怿情，乃心声之献酬也”。明代吴讷在其所著《文章辨体序说·书》中说得更清楚：“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将书信定为朋旧之间交往的一种工具，使书与现代意义上的信并无二致。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ИHB.NO.1237书信》中出现的（2）中的“贤友”、（6）中的“末友郑守信（押印）谨封”等字样来看，可知这是一封叫“郑守信”的人就沟通某事或协商某事而写给“裴三齐”或什么人的书信；又可从（3）的“时后寄上”“从朝起发赴囗无时兼某苦无”“诸官员要卖令”等字，从（4）的“囗日寄付是何物”“坐回书”及“差使付黑水”“前来得盘缠一就”“上欠少斛斗”等字可知，这封书信可能是通过朋友来办理官府之事或者说通过当官的朋友出差到黑水而捎带办了一些私人事情；从（5）所涉及的“村记其厮麻夷数”“有甚言语”“抵多少还了见价一就”等字样来推测，这封书信可能还与捎带东西的价格或捎带购买某东西的账目有关系。由此可知，作为朋旧之间的书信所涉及的问题比较庞杂，就连与账目有关的事情都可以托朋旧去办理，给人的感觉是朋旧之间感情的笃信和真挚。
3.有关提醒友朋或亲友防止与“非是正直之人”交往的问题。杨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说：“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这两句话从本质上指出了书信是人们表达内心感情、一吐为快的工具，即书信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这一点在西夏书信文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如《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ИHB.NO.1381 B书信》就是如此，其中说道：“其屈贱言行奸巧，非是正直之人，又恐欺。/元卿幸希/慈愿昔故乡末吏之情，稍与元卿为主。万幸万感。”从这几句话来看，写信人快言快语，直言不讳地告诉朋友什么样的人可以交往即正直之人，什么样的人是不能够交往的，即“言行奸巧”“又恐欺”之人。这封书信中虽然在结尾处有一些套语俗言，但这是书信文书的礼节性格式。这就是书信文书不同于其他文书的一个最典型而独有的特征。
书信是人际交往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而且中国人本身就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在中国人的各种人际交往过程中，作为人际交往的“粘合剂”的人情是至关重要的，唯有此，人际交往才能有序正常地进行。人情的内容五花八门，可以是物化的、有形的实际存在物品，如金钱、物质礼品等，俗话说得好：“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也可以是非物质的、无形的问候或行为，《ИHB.NO.1381 B书信》中写信人告诉收信人“其屈贱言行奸巧，非是正直之人，又恐欺”等的一些言行都是最好的人情。人情的方式很多，它可以通过馈赠的方式来达到人情的授予，也可以借助书信来实现人情的传递。总之，人情是一种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并贯穿于人们社会交往全过程的有形或无形的纽带和桥梁。
4.有关夏宋边境争端的问题。夏宋边境的争端主要是双方边民越境迁徙、边界划分以及战后人口土地的交换等出现的问题，为此，西夏派遣使者持信与宋朝方面进行交涉。如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闰十二月，元昊致宋边界《遣贺九年赍嫚书》。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公元1039年），元昊行反间计，离间宋金明寨都监李士彬未成，攻宋保安军未果，于是元昊采取了更加狠毒的一计，即“元昊复遣贺九年赍嫚书，纳旌节，及以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归娘族而去”。
这篇“嫚书”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指责宋朝背信弃义，两面三刀；第二，谴责宋朝不承认元昊称帝是毫无道理的；第三，借辽朝的势力威胁宋朝；第四，表面上表明夏国愿和宋朝通好。
元昊“嫚书”的目的是把宋夏失和的责任归之于宋朝，争取本国统治集团和党项族人民的支持，并借辽的势力威胁宋朝。“时赵元昊欲叛，而未有以发，则为嫚书求大名，以怒朝廷，规得谴绝，以激使其众。”
夏天祐民安七年（公元1096年）十月，西夏破金明寨，乾顺写有《破宋金明寨遗宋经略使书》的书信，同样反映了夏宋边境的争端问题。
5.有关夏宋战争请和的问题。众所周知，西夏在与宋、辽、金的战争中惯用的伎俩就是请和，以此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西夏在取得灵州、永乐之战胜利后，本想乘胜收复失地，但因战争因素导致夏、宋双方兵力伤亡惨重，经济损失严重，为此双方都有恢复和平的愿望。于是，梁氏主动迅速派大臣昴星嵬名济致宋《西南都统遗卢秉书》，要求与宋请和，但宋朝并未回信。
6.有关夏宋联合抗敌的问题。关于联合抗敌的问题在夏宋其他类型的公文中屡有涉及。但这里是以书信的形式，首先由宋向各少数民族国家发来联合抗敌檄书，即夏天盛十三年（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发动企图兼并宋的战争。十月，宋将刘琦、吴璘檄告契丹、西夏、高丽等国“惟彼诸蕃之大国，久为钜宋之欢邻，玉帛交驰，尚忆百年信誓，封疆迥隔，顿疏两地之音邮，愿敦继好之规，共作侮亡之举”。西夏收到檄书之后，一反常态地作了积极回应，并以仁孝名义上《回宋刘琦等檄书》。这篇檄文，既反映了夏人对金“妄自尊大”“恣行暴虐”的不满，也表现出夏人对宋朝文明的钦慕和向往，最后提出“愿同周八百国之侯王，四海肃清，再建汉四百年之社稷”的愿望。虽然如此，但西夏在具体行动上仍采取保存实力、伺机扩充地盘的政策。
（二）西夏书信文书的形式
现代书信的形式是比较固定的，也在人们的意识中形成了比较牢固的习惯，即先写称谓或敬称语加姓或名再加职务或职称，再写正文，最后署名和日期。然古人与现代人书信的形式不同。古代书信大多没有固定的格式，几乎是随意而为，率性而作。尽管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史籍收录的书信中总结出古代书信的格式规律。
先秦时期的书信基本上都是率性而作，直抒胸臆，没有什么对象称谓。汉代时虽然已经有了比较规范的书信格式，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作者在书信的开头就写上“太史公牛走马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末尾署上“谨再拜”字样，这是比较严格的书信格式，但是，在现存两汉书信中完全按照这种格式写信的人却并不多见，相反仍然是根据写信人的爱好而随意写作，像司马迁这种严格按照书信格式写作的风气并未形成。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人们撰写书信基本上能够按照固定格式写作，不仅如此，而且此时还对书信格式有一些新的创造，出现了新的形式。唐宋之时，书信不仅按习惯格式书写，而且还比较复杂，有了新样式。就开头来说，出现了“日期+作者官职或籍贯+作者自称+对象称谓”和“某某顿首白+对象称谓”的格式。如，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中开头：“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二书》开头就是“修顿首白，公操足下”等。书信的末尾出现最多的是“不宣”的字样，如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的末尾就是“不宣。修再拜”等。
西夏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借鉴邻国先进文化特别是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的少数民族国家，对于这种具有礼仪行为的文化现象肯定不会放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西夏的文献资料被毁坏殆尽，即使遗留的一部分资料也是残缺不全，因此表面上不能很清晰地分辨出书信的格式，可如果仔细、认真地考究，就会从这些出土的残损的书信文书和汉文史籍中收录的西夏致宋的书信中归纳出其书写的格式。
西夏大臣星昴嵬名济乃《西南都统遗卢秉书》的开头写道：“十一月八日，夏国南都统星昴嵬名济乃谨裁书致於安抚经略麾下。”这种书信的开头模式与唐宋书信的开头模式完全相同。可见，西夏的书信文书的开头仍然是“日期+作者官职或籍贯+作者自称+对象称谓”的模式。西夏书信文书末尾的格式，我们可以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几篇残缺的书信来总结。从《ИHB.NO.1237 书信》（1）的四块残片的第块残片的最后几句话来看，有“贵书披议事绪”“书已讫”及“倍加珍重”“不宣”等字，（6）上有“末友郑守信（押印）谨封”字样以及背面的“别”字；《ИHB.NO.1381 B书信》中最后有“至祝不宣。/末吏部祝遇僧再拜”等字样。由此可知，西夏书信文书的结尾一般也要写上“不宣”的字样，有的还要署上写信人的姓名及“谨封”或“再拜”的字样。若是官员的书信，在结尾还要押印，以示权威。这种书信的写作模式几乎与唐宋一致，可见唐宋文化在西夏的影响深度。
（三）西夏书信文书的写作
西夏书信文书的写作并不逊色于其他公文。虽然我们不能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几篇残缺不全的西夏书信文书中看出其措辞的使用等相关内容，但我们可以通过汉文西夏史籍中收录的几篇西夏致宋的书信文书的深刻剖析得出：西夏书信文书既有浓厚的思想内容，又充分讲究行文章法和语言的运用，不但条理畅达，而且大部分书信还会成为文学意味很浓的佳作，并被推为西夏文书的典范。以夏西南都统昴星嵬名济乃致《西南都统遗卢秉书》为例，简单分析西夏书信文书的写作特色。这篇书信写于夏大安八年（公元1082年）十一月。西夏在取得灵州、永乐之战胜利后，本想乘胜收复失地，却因战争因素导致夏宋双方兵力伤亡惨重，但同时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史籍记载，宋神宗“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在这种状况下，夏宋双方都有恢复和平的意愿。可这次西夏却一反常态，积极主动地派大臣昴星嵬名济乃致书宋大臣卢秉要求请和。
在这篇书信中，西夏态度坚决、义正辞严地对宋朝提出告诫：如果宋朝再肆意讨伐边境、侵入疆土的话，则“夏国提封一万里，带甲数十万，西连于阗，作我欢邻，北有大燕，为我强援；今与中国乘隙伺便，角力竞斗，虽十年岂得休息哉？”但西夏“念天民无辜”，不想让边民“被兹涂炭之苦”，故尔西夏为宋朝提出的最好办法是“何不进谠言，排邪议，使朝廷与夏国欢和如初，生民重睹太平”，这不仅是“敝国蒙幸，实天下之大惠也”，这才是宋朝最明智的选择。
这篇书信从总体来看，西夏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完全胜利者的位置上，以居高临下、不屑一顾的姿态，对宋朝晓以利害，明以大义。况且这篇书信虽然也用了典故，但已基本没有了骈文用典晦涩和词采雕饰之弊，相反却以明白晓畅、节奏明快、简捷实用的散体书信的形式，表达出了深刻的内涵。由此可知，西夏的书信文书在语言的运用、技巧的娴熟程度上不亚于其他公文。
（四）西夏书信文书的特点
书信作为一种文体，既可议论，亦可叙事；既能写景，亦能抒情。但作为一种文书，书信又不同于一般的议论文、记叙文和抒情文，它显示出自己独有的特点。
1.书信的实用性。书信属于文书的范畴，因而实用是其最本质的特点。如《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ИHB.NO.7779 D%卖地书信》，其最终目的就是经过协商，如何合理地将自有土地变卖成需要的物品。元昊致宋的《使贺九年赍嫚书》这一书信，就是要将夏宋双方失和的责任全部推给宋朝，引起世人的公愤。
2.书信的针对性。书信和其他公文的写作一样，都是有意而为之，很少随意而发。从目前所见到的西夏书信文书的内容来看，每一封书信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有的叙说朋友之情，如《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收录的《ИHB.NO.1237 书信》；有的阐发边关战事，如《西南都统遗卢秉书》；有的强词夺理，有意辱骂激怒，如《使贺九年赍嫚书》等。一般情况下，西夏书信文书大多是就事论事，不论及其余。
3.书信的感情性。书信作为朋友、亲友间使用频率很高的文书，其主要的一点就是朋友、亲友可以在书信中把自己不能在其他场合倾吐的心声发泄出来，达到真诚交流，真诚沟通的目的，如，《ИHB.NO.1237%书信》，就是把平常不能直接告诉朋友的事情在这封书信中明白无误地传递出去了，这也显示了朋友之间的真诚和亲密。当然有的书信所传递的感情并不是正面的，而是反面的，即一种讨伐、辱骂、讽刺等情绪，如《使贺九年赍嫚书》《西南都统遗卢秉书》等。书信中不论传递哪种感情，但总体来说，都具有真实性。虽说西夏致宋朝的书信中可能有夸大其词故意诋毁之嫌，但不管怎么说西夏统治者利用书信这种形式尽情地释放了自己不应有的一些怨气、怒气等。
（原载《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2009年11月略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