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与意义世界
文化是意义的结晶体，如同文明是涵义的结晶体。
从符号载体的特性来看，文化可分作两类：一是物质文化。它是从意义角度阐释物质世界的产物。操作实用的物质品，不应如某种广义的文化观念那样直接视为文化品（这就失去了文化与非文化的差别）。石器时代的尖石与手工业时代的纺车，在各自时代都不应作为文化品看待，而只是在它们作为文物被置于一种意义反思的眼光下时，才成为文化品。这种阐释，当然也可以毋须时间长河的自然流逝为条件，一种自觉的意义阐释意识，即使对正在手头操作使用的涵义性器物，也可以转变意向态度而使之聚合意义成为文化品。前述波兰尼转换关注视点等例即是如此。海德格尔后期将这种意义阐释几乎推及文明各个领域，从而建立了一种现象学的文化建构方法。在此阐释下，一把普通的陶壶，其特性被展示为“倾泻的赠礼”。所倾泻的水源自井泉、酒源自为天空大地滋润哺育的葡萄。倾泻之赠，不仅予人，而且祭于神。因此，在陶壶特性中聚集了天地神人这四者相互依存的关系。【34】这便是不同于商品或器具的文化陶壶，亦即意义聚集体的陶壶。
二是精神文化。它是人类演进到意义自觉阶段后所阐释创造的种种符号象征世界。这些符号世界是意义对世界不同角度的阐释，同时它们也都是系统化的意义网络。
对意义的阐释趋向于尽可能广大的系统，这种意义系统形成一种观念中的意义世界。特定个别的涵义只有从规律和目的两方面同时扩展成更为普遍的意义系统，才能保持人性（卢卡奇：“类”）的性质。“对……具有意义”，即是将涵义上升到意义系统中确定其根据。
个体寻求系统定位以求得意义，这在表面上是一种总体主义：个人必须进入社会系统，或集体操作系统（政府、公司）、或学术传统（学术专业）、或意识形态（入党派），或公众信仰（入教），才为个体确定某种客观意义尺度。但即使如后现代派激进消解体系为个体争回基点，个体仍然必须将个体本位作为足以包容总体主义的新意义系统，才能站立而不致堕入虚无主义（实即颓废主义）；即使这意义系统是一消解过程的“无”。【35】
因此，意义世界承载着生存操作世界的逻辑判断与价值目的的最终根据与前提。它是意义阐释的最高成果。涵义世界无数特定的逻辑与价值判断在其终极追溯究问之后，在意义世界中形成系统整体。但作为直观对象，意义系统阐释最终却凝聚为一种境界（意境），它空灵无常地随人意绪寄托呈现于各种生活情景中，只是在艺术品中，意义世界才获得了稳定持存的呈现。因此，在阐释并生成意义世界的活动中，艺术与审美享有本源性的地位。
意义世界从艺术意境返回涵义世界（语言世界）最为重要的两种形态是哲学本体论与社会理想。其中，哲学本体论在极端抽象的“数”“气”“道”“理”“idea”（理念）、“太一”“物质”等历史形态之后，已渐返审美与艺术，而社会理想则从古到今不断浮现于人类前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理想几乎普遍地成为各种哲学本体论必然伴随的图景：柏拉图理念（idea）世界转化而来的理想（idea）国、孔子为中华民族阐释高悬的五帝三王大同公天下（详见第四章）、基督教的千年至福王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与作为文化观念（有别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将意义世界具体化为与操作生存涵义世界的人类直接关联的目标信念，从而现实地转化为巨大的力量。
意义世界在与涵义世界现实的相互作用之中，又派生出两类形态。一种是宗教王国。宗教阐释所产生的意义世界，就其稳定性与持存性而言，超过了艺术品世界。宗教意义世界拥有最为精致强有力的结构系统，也对涵义世界（世俗界）拥有更为有效的作用影响。但是，宗教意义世界与宗教组织、势力有至关重大的联系，而后者却恰已不同程度地构成为“世俗”涵义界的组成部分，这一联系不能不遏制宗教意义世界的超越性。与此相关，作为宗教王国组成部分的宗教意义世界（信仰），在历史上也并非偶然地表现出世俗涵义界特有的偏执、排斥异己、甚至残杀征服的缺陷。
与世俗涵义界发生融合的另一类意义世界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以社会统治权力为后盾的意义观念。尽管意识形态以其普遍性观念超越了特定的操作性涵义，但它作为统治势力的社会手段，恰恰在根本上伤害与削弱了意义世界颁布应然目的的尊严地位。
作为意义符号系统，并非个别阐释者所为，它乃是群体阐释的成果。特别是那些在人类历史上经历千年以上依然保持有巨大阐释空间的意义系统，往往投入了一个民族许多代智慧哲士的阐释创造，它们是人类的文化聚结。历史同时表明，意义系统世界建立之后不仅须要培育保养，而且在许多时候——例如今日商品化转型时代的中国，面对涵义世界的压迫，甚至需要对意义世界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