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文知识分子的职业困境
本书导论部分已强调了人文知识分子并非社会职业阶层，而是人文意义态度立场的精神群体。但是，从事教育学、美学等传统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仍然构成为这一精神群体的骨干。
从事直接关系经济基础职业（例如科技、商业）的那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其人文旨趣虽与本行职业不同一，但其职业却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与顺畅的世俗社会交往途径。第四章所述福柯对身居权力之中的人文知识分子的推重，亦正是指拥有这类社会职业的专家。与之相比，置身于商品交换法则中的后意识形态的人文知识分子，其人文事业的职业性却成为攸关重大的难题。
早在巫术文化解体之后的苏格拉底时代，人文意义的职业性就已是引起争议的问题。柏拉图《普罗塔哥拉篇》一大主题即是关于人文“德性”能否纳入“职业”的辨析。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德性乃自由人之人性根基，不可与谋生手艺等量齐观。在本书看来，苏格拉底坚持启发德性的哲学谈话不可取酬，这有着比维护清廉更深刻的含义。它意味着人文德性作为本体价值无法商品化进入市场交换，它不是使用价值，而是全部使用价值的本体，因而无价可估。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教化不是基于功利操作分工的特定职业（专业），从而，以人文教化为业的人文知识分子没有职业（专业）。或者说，在以劳动使用价值为基元的社会交换与分配系统中没有人文教化及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这意味着社会拒绝或者不便（难于）供养人文知识分子，无法向他们按劳付酬。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非生产劳动的价值特性讨论，到当代诺思关于人文学者创造意识形态以节省交易成本的思考（参见第五章），这始终是一个难题，特别是人文教化劳动无法计量化。
人文知识分子职业（生计）困境随着人类社会商品化（世俗化）而愈益严重。就历史总体来看，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宗教作为信仰实体性的社会组织，是人文知识分子长期而可靠的生存基地。但与西方相比，中国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传统，因而容纳力十分有限。
（2）仰仗或受庇于世俗权力，则是人文知识分子更为普遍的情况。由此所造成的依附代价，其间差别却很大，可有导师与弄臣俳优之别。权力统治者在历史上可以成为人文学科昌盛的有力杠杆，伯里克利斯黄金时代、齐国稷下学宫、黎赛留的法兰西学院、齐梁宫体诗、北宋画院都是著名例子。但同样明显的是，人文精神寄生于权力也使自身几无例外地发生了扭曲畸变。
求助于有权力者，不仅是寻求政治权势庇护，更普遍的则是乞求经济资助，直至近代，从维科、莫扎特、贝多芬到康德、黑格尔，我们至今从他们作品的扉页上还能看到他们向王公贵族几无例外的恭敬献辞。
（3）凭靠家庭财产或个人资助。前者基本上是现代社会以前的情况，如蒙田、“竹林七贤”、叔本华等。这使人文知识分子天然与贵族或有产阶层发生血缘关系。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作为人文沉思前提的与谋生“分离”的闲暇，已完全系于财富的占有。
个人资助与凭靠家产完全不同，那近乎乞讨度日。古代尚有恩主时尚，近代以降，则只剩下亲朋好友的接济。这是近现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9】
（4）倚靠社会机构基金。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才有的现象。它或是出自私人实业的赞助，或是政府规划基金。随着现代社会商品化程度益渐增高，这种由古代施舍捐赠转化而来的社会性人文基金，也益渐成为超越使用价值交换法则的社会（Society）的化身。但这种基金、特别是政府基金仍有其形下功利立场的局限，从而仍使人文知识分子受到扭曲。【10】
（5）倚靠非人文职业来保障人文事业。斯宾诺莎曾以磨镜谋生，恩格斯抑制自己的厌恶断断续续经营工厂以保证自己与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离开人文专业去经商“下海”，其中部分人所存念头，正是打算挣一笔钱后返回头“安心做学问”。然而，迄今少有如愿以偿者，一番商海搏潮之后，人文意境已涤荡一空，昨日志愿恍如隔世。
当代人文学科较近代已大为萎缩，人文知识分子生存基础也愈渐削弱。迄今仍无希望显示，社会已成熟到理解并尊重人文教化意义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