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大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而成为万商云集之地，成为繁华显赫的十里洋场。洋人要想在上海站住脚，必须依靠当地人才能办事。由此引出了一个专用名词——买办。买办，即旧上海那些被在华洋商雇佣从事经营管理的新式商人。
那些可以被依靠的本地人就是买办。他们精明强干、熟悉商情，在洋人与中国商家之间穿针引线，或组织货源，提供出口；或寻找下家，推销外货，他们自己在这些进出口业务中，除获得薪金之外，还有佣金和分红的收入。有的人年收入可达几万两白银。
旧中国的“买办”中不乏精明人。当时大上海的商界精英，多半是从做买办做起，一步步走上成功之路的。然而，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买办资产阶级”的帽子使相当一批人吃尽了苦头，人们总忌讳谈“买办”或“海外关系”，甚至巴不得离“老外”远一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上海特有的投资环境使港资、台资、美资、英资纷纷进军上海滩。在崭新的历史背景下，外商又来了，上海“新买办”族应运而生。
外商投资者在上海兴办合资企业后，投资者除一年数次到工厂巡视，或与中方召开董事会之类的会议之外，一般来讲，他们不可能在中国耽搁太久的时间。精明的外商多会物色自己信得过的亲戚、朋友作为代理。这些代理人只对外商负责，一应报酬也由外商支付，这就是现在的“新买办”。
比如，杨某原先是上海某高校的处长，自从受聘港商高先生以后，就辞去了处长职务，到教研室任教。因为高校教师不需要坐班，他有时间为港商四下奔忙做事。港商高先生在上海郊区投资开办了一家服装厂，产品大部分由高先生外销。杨某的职责就是每个月到工厂去看一次生产情况，并查阅一下当月资金运行账册，如发现问题，就如实向高先生汇报。另外，杨某还有一项任务是，当高先生的香港订货单下达到工厂后，他下厂去检查产品质量，直到装箱前夕，他应尽可能仔细地逐一检验产品。这样，产品运抵香港后，高先生不用开箱检查，只要换一下包装即可转运客户。
如今，在上海做“新买办”行当的人已为数不少，方式也各不相同。在上海举办交易会时，在场内川流不息的多是“新买办”，他们胸前佩挂的都是外国公司的代表证。听说话，他们是地道的上海人，但谈起生意来，“买办”的精明程度却丝毫也不亚于真正的外商。
可以这么说，上海“新买办”的产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至于新买办中会不会像“旧买办”那样涌现出商界精英来，这只有等时间来验证了。但是，无论怎么讲，“买办”的经历给上海人性格的形成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西化、其精明、开拓精神与契约观念，无不与“买办”有关。因此，要认识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商人，认识“买办”是必不可缺的。
如果外地的生意人想在上海做外贸生意，或与外商厂家、企业洽谈合作，最好先与“新买办”，套近乎，这样也许会得到许多新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