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当存高远。古人读书讲求立志。志向远大者，才可能取得一番成就。他们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在个人穷困潦倒、挨饿受冻之时，他们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人的目的不同、动机不同，所采取的行动和最后所取得的成就必然是不同的。
谋求富贵的，最终取得的不过是富贵；谋求名声的，最终得到的不过是名声；梦想江山的，最终得到的不过是江山。而人生之意义，大概不仅仅限于此。
在自我之外，还存在有他人；在自我之外，还存在有这个自我所生存的环境和世界。除了为自己之外，或者说为了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最终能够生存得更好一些，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关乎人类的生存环境、质量、尊严。
这些人大概是痴傻的、不太懂得走终南捷径的、在利害得失的计算上脑筋极其不灵光的，但是，你得承认，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所悲伤和欣喜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不是一己小我的进退，而是关乎道义和公平。
他们的现实功业有可能是失败的，但他们是真的英雄。
【故事佐证】
“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鉴湖女侠”秋瑾吟诵的诗句。秋瑾于1875年生于绍兴的一个小官僚地主家庭。秋瑾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日，清政府腐败无能，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国家日渐衰败。秋瑾的祖父和父亲先后都为清朝官吏，她的童年是在优裕的生活和欢乐之中度过的。在秋瑾的一生中，童年是她唯一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时期。
她少年时热情而倔强，喜读诗词，小小年纪，抱着杜甫、辛弃疾、李清照的诗词吟读不舍，最钦佩历史上的巾帼英雄。“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莫重男儿薄女儿……始信英雄亦有雌。”这是她为明末两位女中豪杰秦良玉、沈云英写的诗作《题芝龛记》中的几句。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本已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更是危象丛生。秋瑾救国情切，愤然赋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她不愿“与世浮沉，碌碌而终”，热烈期望把裹在头上的妇女头巾换成战士的盔甲，像花木兰那样，效命疆场；她曾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难，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1904年，她毅然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只身东渡日本求学。
在日本，秋瑾积极地投入了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斗争。短期回国筹措继续留学费用期间，她由徐锡麟介绍，加入了光复会。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她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省主盟人。秋瑾还联络当时留日的女同学，组织“共爱会”，自己任会长。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压迫留日学生，秋瑾愤然回国，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她和一些同志在上海设立革命机关，并主持《中国女报》，第一个提出创建“妇人协会”的主张，为近代妇女解放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在一首诗中，她写道：“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回国后，秋瑾在给留在日本的友人王时泽的信中也说：“君之志则在于忍辱以成其学，而吾则义不受辱以贻我祖国之羞……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她还以为当时没有一个女子为拯救祖国而献身是女界的耻辱，说：“吾自庚子以来，正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不久，秋瑾返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在大通学堂，秋瑾为了进一步训练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群众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操练，并积极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成“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任协领，积极地进行起义的筹备工作。
1907年5月，徐锡麟准备在安庆起义，秋瑾在浙江等地响应。但徐锡麟起义计划泄露。7月6日，徐锡麟仓促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在安庆发动起义，由于准备不足，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也被捕牺牲。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同志们劝她暂避一时，她拒绝了，决心做中国妇女界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她在绝命诗中这样写道：“痛同胞之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因寡不敌众，秋瑾不幸被捕。在审讯她的时候，她只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对革命的活动一字未提。最后她说：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要杀要剐随便吧！1907年7月15日，秋瑾英勇就义。
秋瑾的物质生活不可谓不丰富。如果她愿意，她是有可能做个一世安享荣华的阔太太的。但是她决然地抛下所有这些，去过一种朝不保夕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亡命江湖的日子，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对国家、民族、女性解放的炽热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人活一世当如是！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巡抚谭继洵之子。早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在浏阳倡立学社。遍历北京、上海、南京，吸收新学知识。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入资为候补知府，在南京候缺，著《仁学》成稿。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筹办内河轮船、开矿、修铁路等新政。次年又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他从“日新”变化思想出发，抨击封建专制及其纲常名教，提出“革去故，鼎取新”，认为“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具有冲决封建网罗的斗争精神。他继承王夫之“道不离器”的观点，认为“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并借用当时物理学名词“以太”表示世界本原，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和结合，都是“以太”的作用。但又把以太的“用”称作“仁”，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把佛教思想奉为真理，还主张“吾贵知，不贵行”、“贵中和”等。8月以徐致靖荐，被征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
谭嗣同参政时，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慈禧等人早有密谋，要在10月底光绪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废黜光绪，一举扑灭新政。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顽固派。袁世凯表面上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西太后。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谭嗣同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筹谋营救光绪。但措手不及，计划均告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文稿交给梁启超，要他东渡日本避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他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留下绝笔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9月28日，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当他们被杀时，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他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在最后关头，仍不失英雄气概。1899年，他的遗骸被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每个人皆有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潜在能力。无论是谁，在千钧一发之际，往往能轻易解决从前认为极不可能解决的事。
卡耐基
无论哪个时代，能量之所以能够带来奇迹，主要源于一股活力，而活力的核心元素乃是意志。无论何处，活力皆是所谓“人格力量”的原动力，也是让一切伟大行动得以持续的力量。
斯迈尔斯
一个有信念者所开发出的力量，大于99个只有兴趣者。
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