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顾嗣协在《杂诗》中写道：“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任何人都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因此，“要善于识别干部”还要善于用人之长、避其短，并将其两方面相互融合，统一协调，而不至于长短不分，浪费人才。
毛泽东十分了解其所用之人的性格、气质、兴趣、特长、爱好、脾气等心理状况和能力状况，因而，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总能够考虑到不同人的独特情况，将他们放置在最能够使他们发挥自身水平的岗位上。比如，在战争年代，有些人指挥作战水平不高，但在后勤保障调度方面有一定能力，毛泽东便将其调离作战岗位，派往后勤部门；有些人性格沉稳、待人诚恳、理论水平又高，因而派他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有些人在学校接受过专门的技能培训，因而在建国后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完善国家的军队建设。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仅靠“小米加步枪”已不能适应现代军事的发展。从武器装备到兵种组成，人民解放军都急需发展，而机械化更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因而，中央决定组建一支装甲兵部队。选谁来组建新中国的第一支装甲兵部队呢？毛泽东把目光注意到了许光达的身上。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许光达就有良好的印象：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中并不多见。
为了鼓励许光达出来组建装甲兵，彭德怀也对许光达说：“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陆军是要建立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还要加强炮兵，这些都需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装甲兵？后半辈子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
之前，周恩来曾希望许光达能够去搞军事方面的外交工作，但许光达说“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因此，彭总的这一建议恰好与许光达的愿望一拍即合，再说毛泽东也希望他能去搞装甲兵，因此，他欣然应允了。从此，新中国的装甲兵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许光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械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之父”。
建立一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空军，一直是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们梦寐以求的事情。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件事情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由谁来担任组建空军的任务却一直定不下来。
毛泽东选中了刘亚楼。
在一旁同毛泽东商量的周恩来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只是主席曾经设想让刘亚楼到总参工作。”
“是啊，刘亚楼曾在陆军中担任要职，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对合成军作战比较熟悉。他在东北野战军当参谋长，林彪、罗荣桓认为他干得很出色。我看过他翻译的《苏联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和《炮兵的使用原则》、《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确实出类拔萃。如果让他去总参，他会干得很好。”马上，毛泽东又回到了空军的问题上，说：“可我们组建空军要‘老大哥’帮忙啊，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俄语说得很不错，回国后又兼任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最合适的人选！”
就这样，刘亚楼靠着自己的俄语特长和在航空上的工作经验担负起了组建共和国空军的重任。后来，毛泽东在见到刘亚楼和王弼、吕黎平二位航空专家时，风趣地说：你们三个人既有地面指挥，又有空中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三位一体，难得啊！看来，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分的缩影啊！”
长时间的相处使毛泽东对罗荣桓有了较深的了解，尤其是罗荣桓身上具有的对党、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崇高精神，在工作中的踏实肯干，身先士卒，任劳任怨，和良好的思想政治觉悟，使毛泽东觉得罗荣桓是一名做政工干部的苗子。经过他的介绍，罗荣桓以一名下层工作干部的身份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委委员。几年后，毛泽东评价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这样，毛泽东用其所长，将他与性格褊狭的林彪搭档，起到了模范带头、团结军队的作用。同时，由于毛泽东用人之长，罗荣桓也因此成为了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巨匠。后来，罗荣桓历任八路军115师政委、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成为我军政治干部中唯一获得元帅军衔的人。
古人云：“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毛泽东不但善于用德才兼备的标准识别干部，更善于区别使用干部，使每一名干部都能找到最适合自身发挥才能的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