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人的方法和手段有很多种，表扬、批评、奖励、惩罚等都被经常用到，并且这些方法和手段实际上也被看成是人才培育的一些具体环节，不但都会经历，而且，某些环节还会因为育人对象的不同特点而需要加强。表扬和批评是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两种方法。毛泽东十分注重并且善于表扬干部。同时毛泽东也从不包庇干部的错误，任其得过且过、放任自由。毛泽东对干部的批评不分干部职务大小、才能高低、亲疏关系，只要发现了错误，需要批评教育的，他决不打半点折扣。
洛川会议后，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萧劲光被任命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由萧劲光任司令员。毛泽东要求萧劲光抓好这支队伍的建设，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
在延安的这段时间里，虽然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仍然对留守兵团的工作一刻也不放松，要求萧劲光每天晚上都要去他那里汇报工作，谈一谈部队的情况。对于部队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耐心地帮助萧劲光查找原因，分析对策，及时地予以引导和纠正。这其中，最使萧劲光难忘的是在处理军政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教育。
当时的军政关系，主要是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关系，高岗是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对高岗其人，萧劲光一直印象不佳。并且，高岗还曾是萧劲光的下属。刚成立留守兵团时，高岗是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而保安司令部隶属于留守兵团。因而萧劲光把对高岗的关系仅仅处理成一般的隶属关系。有一次因高岗在工作中出了点问题，萧劲光还对他发了火。之后，高岗成了西北局的领导。萧劲光认为，留守兵团属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与西北局没有直接隶属关系，所以也没有经常向西北局报告工作。
高岗对萧劲光的这种工作态度表示了不满，于是将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为此专门找了萧劲光，批评了他，要他尊重高岗，尊重地方政府，搞好军政关系。毛泽东指出：“军队和地方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做检讨。军队和地方闹了矛盾，军队首先作了自我批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这要作为一个原则定下来。”接着，毛泽东又推心置腹地对萧劲光说：“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
最后，毛泽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萧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其实，这句话是告诉萧劲光，在文化知识上，你是个高中生，又出国吃过几年的洋面包，可以说是个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是在对萧劲光的工作进行委婉的批评，说他工作上不善于疏通关系，办事死板，自恃清高，有些“大知识分子”的味道。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为期88天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萧劲光在会上就处理军政问题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但会议后期却把留守兵团的错误上纲为路线错误，说成是军阀主义，甚至与张国焘的“军党论”相提并论，萧劲光对此感到受了委屈。1945年7月，毛泽东在枣园与萧劲光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有缺点错误，但性质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即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对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毛泽东能够客观地看待萧劲光的工作错误，虽然进行了批评教育，但都是中肯的，这下毛泽东又这样进行评价，萧劲光更感到备受激励。
萧劲光永远也无法忘怀延安时毛泽东对他的谆谆教诲。他在毛泽东那里受到的教益使他终生受用。他回忆道：“延安十年之所以使我念念不忘，正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亲切教诲和毛泽东思想对我的教育。在这里，我受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军事辩证法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深刻启迪；学习和实践了毛泽东同志根据地建设、人民军队建设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的光辉思想；领略和体验了毛泽东政策和策略的伟大思想……应该说，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第一代人。”
除萧劲光大将外，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的贺诚中将，曾经也受到过毛泽东良苦用心的批评教育。
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军委决定成立总军医处。后经贺诚提议，中央军委决定，红军改变一直沿用旧军队的军医处名称，从1932年10月起，正式改称为总卫生部。贺诚先后担任军医处长和部长兼政委，同时，还任临时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局长。
1933年，贺诚为中央政府卫生管理局起草了《卫生管理条例》。毛泽东主持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委会讨论这个条例时，明确指出：“条例的要求高了，在目前情况下还办不到。”接着，他问贺诚说：“这个条例是你拟订出来的？”贺诚坦率地说：“我对根据地情况没有什么了解，许多条文是从书本上抄来的。”
毛泽东恳切地说：“你错就错在是抄来的。你要研究实际可能程度，从实际情况出发起草条例，否则行不通。”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贺诚到几个乡、镇走访了一下，做了一些调查，并重新修改了条例。这就是这一年由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卫生防疫条例》和《卫生运动的纲要》两个文件。
这两个卫生法规的颁布，有效推动了根据地群众的卫生防病工作。毛泽东在同年11月进行的《长岗乡调查》中，专门写了“卫生运动”一章。调查报告生动地记叙了根据地农村开展卫生运动的情况，指出：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岗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贺诚在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读到这个调查报告后，很受教育。几十年来，贺诚在领导卫生工作中，坚持预防为主和群众性卫生运动，由此形成了人民卫生工作的光辉传统和最显著的特色。
由以上两则事例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是对下级的错误进行毫无理由、毫无目的地乱批。就萧劲光而言，在当时国民党以种种方式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全国的抗日形势紧张的局面下，保持党内、军内的高度团结是极为重要的，而萧劲光此时的一点“大知识分子”作风所犯的错误，不仅仅只是对高岗个人而言的，从工作性质上看，这关系到如此处理军队与地方关系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说：“连我们中央决定的事情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其实是在告诉萧劲光，一、处理军队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方法是多协商、多沟通、多讨论；二、党内要讲民主，军政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隶属不隶属的关系；三、不要自恃清高，要善于疏通关系，一切以团结协作为前提，以做好工作为目的。因此，毛泽东批评萧劲光军政关系没有处理好，其实是教育萧劲光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原则。
对贺诚的批评亦是如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贺诚在工作态度上的问题，同时，也教育他要怎样摆正态度，不能照抄书本，搞教条化，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否则行不通”。
可是，我们现在的某些领导，并没有很好地意识到批评作为一种育人手段对人才成长的作用，暴露出诸多问题。如将批评当作是发泄个人情绪的方式；对下级的工作未作全面考察，仅从表象看问题，批错下级；把批评看作是对下级进行教育的唯一方法，不讲场合、对象的个别差异，不分具体情况，批评失去应有作用；变批评为谩骂，极无个人修养和领导素质；以批评为借口，无故将问题扩大化，甚至全盘否定下级工作，给下级造成心理压力等。正确的批评方式应该是像毛泽东这样，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就下级在工作方法、方式、思路上出现的错误，在第一时间内，进行以促其成长成熟为目的的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适度的说服教育。但批评也视下级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而程度不一。对于一般性的、没有违背原则性的错误，采用以上的方法进行批评固然是切实可行的。但一旦错误给工作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则应该从深层次查找原因，不能只停留在表面进行批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