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全世界无产者都无比敬仰的人民领袖。他运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但体现出作为一位政治家特有的超凡领导艺术和一位军事家拥有的杰出军事指挥才能，同时，他还拥有诗人、哲学家、书法家所具备的一切素养。当然，从用人及人才培育的角度来考虑，毛泽东作为一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智慧和才华不但对他自身的成功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乐于并善于用他身上的智慧光芒照亮别人，给他人以指导、帮助。在这个方面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毛泽东作为干部同志们在诸多领域内的导师和榜样，给他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被称为“两弹之父”的聂荣臻元帅在与毛泽东相处的每时每刻，无不感受到毛泽东的榜样作用对他成长、成熟的影响。
1925年，聂荣臻同王一飞、叶挺、熊雄、范易、李林等同志一同离开莫斯科，回到祖国。随即，他被安排到南方，参与黄埔军校的工作。1925年9月中旬，聂荣臻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秘书、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利用《军事政治月刊》这块阵地，聂荣臻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黄埔师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件事被校长蒋介石知道后，大为恼火，骂道：“黄埔、黄埔，到处都是共产党的谱！”没多久，聂荣臻被迫离开黄埔军校。
从黄埔军校的讲台上退下来后，聂荣臻没有继续在国民党内任职，而是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这位从苏联红军学校走出来的高材生在经历了第一次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之后，他开始重新思考他自身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上的素养和才能。他渐渐发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这个大舞台上，他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仅凭他喝过的那点洋墨水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他急需要找到一位能够在实际的战争和实践工作中给予他指导和帮助的老师。
1931年底，聂荣臻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师，这个人就是聂荣臻的领导——毛泽东。
不久，聂荣臻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3月，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军委命令，提升原四军军长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第一军团政委。从此，聂荣臻开始了长期的野战军旅生活。
1932年4月，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和指挥，聂荣臻作为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与林彪一起，率领一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歼敌张贞部第49师大部，俘敌2300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及大批武器弹药，筹款万余元，扩充红军近千人，取得了漳州战役的重大胜利。漳州战役是聂荣臻带领、指挥部队首次攻入一座城市，经验教训很深刻，所以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每逢攻打一座城市，聂荣臻都要引用漳州的实例，一来提醒自己应注意作战指挥中的一些问题，二来提醒部队应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
漳州战役，也是聂荣臻第一次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考虑问题的方法，给了他较大的启示。毛泽东在战术指挥上有很多特点。这些作战策略和指挥上的方法和特色都给聂荣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及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做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3月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大苦头，4月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战相隔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之地，再加上红军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开始在瑞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毛泽东就在会上指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认为即使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历来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赣州打了一个月零三天，未能攻下，在战略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给我军留下了一次很大的教训。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就赞成打，并且亲自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二，毛泽东善于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假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这次打漳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打漳州，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形成了“作战拳头”。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他都尽可能事先征求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毛泽东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聂荣臻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毛泽东估计红军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在漳州，“只散发各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所有这些，都使聂荣臻受益匪浅。后来，他曾经回忆说：“我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是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套切实可行又能克敌制胜的政策主张，和王明等人从国外贩来的，或从书本上抄来的大而空的政策主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我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圣人’，一点也不会出错。”
“但是他那时很注意调查研究，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总结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出了错改正得也比较及时，不像他晚年那样。比如根据地的肃反政策，许多地方一度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我们在上海时就有所发觉。对此，毛泽东同志也是发觉得比较早，提出反对搞逼供比较早的主要领导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聂荣臻在以后的作战实践中身体力行，不断探索，活学活用，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创立、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光辉实践，成为我党我军理论实践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1937年11月，聂荣臻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率领3000多人的部队，在晋察冀边区创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建立、巩固发展中，他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很短时间内，使晋察冀部队得到迅速发展。
不久，日军就调集2万余人，向边区发动“八路围攻”。他采取广泛地游击战和集中主力歼敌一部的方针，打击和消耗敌人，迫其主力回到铁路沿线，粉碎了敌人的围攻。1938年3月-7月，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他指挥晋察冀军区部队对平汉、平绥，正太铁路进行了三次破袭战，振奋了敌后抗日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这一时期，聂荣臻还派出部队开辟了冀中、冀东、平西、平北等抗日根据地。使之与北岳区互为依托，在敌后形成对日军侵占的北平、天津、保安、张家口、石家庄等主要城市的战略包围，并严重威胁平汉、平绥、同蒲、北宁等日军运输干线。
这一系列军事、政治措施，使晋察冀边区迅速扩大。到1939年，晋察冀边区就发展到72个县，1200万人口，数十万武装，被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同年5月，聂荣臻写了《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系统总结了晋察冀军民抗日斗争的经验。这本书由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作序，在重庆、延安发行，宣传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晋察冀根据地的成绩，毛泽东早在1938年5月在同白求恩大夫谈话时就说起过，他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毛泽东拿《水浒传》里的著名英雄人物来比聂荣臻，表现了他对聂荣臻的嘉许。
漳州战役之后，聂荣臻与林彪率部先后参加了乐安、宜黄战役，后又向建宁、黎州、泰宁地区开进，新辟了一块大面积的根据地。之后又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2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他与林彪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正确建议，但未被采纳。1934年9月，在福建长汀附近的温坊地区，他们运用运动战的战术，利用夜战，突然袭击，歼敌第3师第8旅。后又消灭援敌一部，共歼敌4000余人。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红军打了不少的胜仗，特别是四渡赤水的成功，更使聂荣臻“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觉得“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在遵义会议上，聂荣臻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与刘伯承一起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向四川发展，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随后的战役中，聂荣臻先后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斗的胜利。到后来开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聂荣臻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晋北战役、正太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及平津战役的胜利，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崭露。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指挥的几个著名战役，都受到毛泽东的称赞：1945年底的平绥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但毛泽东认为意义深远：“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对于1947年的正太战役，毛泽东认为它完全改变了华北战场上的敌我态势，赞扬他们正确运用战略战术：“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的政策。”对于聂荣臻指挥的清风店战役，毛泽东评价说：“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接着，聂荣臻又指挥了著名的石家庄战役。毛泽东对解放石家庄战役中晋察冀部队大力发扬军事民主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我军顺利攻占石家庄的根本原因。
他谈到：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阵地，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
综观聂荣臻一生军事生涯中取得的辉煌业绩，毛泽东对其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从早期革命时期取得的漳州战役的胜利到后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平型关大捷、石家庄战役，再到在创立、巩固、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实践，无不体现出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他的作用。尤其在军事民主的发扬上，更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和推介。的确，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
毛泽东以其个人的优秀品质和出众才华成为聂荣臻的老师和心目中的榜样，而这一榜样的树立带给聂荣臻的是他在军事思想、作战指挥、战略决策，以及其他革命斗争思想上的巨大进步和日臻完善。从这个层面上讲，毛泽东是个好老师，好榜样，聂荣臻也是一个好学生。
那么，在我们现在的领导关系中，这样的现象和例子是不是也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也需要看到，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多见。其实，这无外乎就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有多少领导者能够成其为合格的“老师”、“榜样”？第二，就是又有多少干部同志能够做好“学生”。在面对第一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考虑到领导者个人的领导素质和才能的问题，需要考虑领导者是否意识到自身的榜样示范对下级的指导作用，又是否清楚该如何去指导。而与此同时，如果真正有这么一位“榜样”式的领导者，他的下级干部同志又是否就有勤奋好学、追求自身提高的“学生”般的“求知”心态呢？虽然我们可以通过领导者的个人努力来达到彼此双方互动的目的，但是毕竟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彼此相互作用的过程，是辩证的统一体。我们不但需要有好的“老师”和“榜样”式的领导者，也需要广大的干部同志能够像学生追求知识一样，主动拜这些领导者为师，在他们身上找到达到自我完善的途径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