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云：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思就是说：对待不同的意见，不要意气用事，不要想当然，也不要顽固不化，更不能固执己见。确实，在人的一生中会遇到许多与自己的看法相左的情况，怎么样才能使人信服，达到意见的统一呢？毛泽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即不轻易臧否而是以理服人。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开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毛泽东这样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但是，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并且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毛泽东先后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易藏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1941年7、8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说，才能沟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是：“事情只求‘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毛泽东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194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
毛泽东这些在经过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毛泽东对待持有不同意见者，不是运用自身在领导地位上的权威进行压服，而是注重调查研究，不轻易藏否不同意见，注意集思广益，对不同的意见各去所偏，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中概括，从而归于一是，做出正确意见，最终做到以理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