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这样两句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采访了革命根据地延安。在延安，他看到革命领袖们都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同普通的士兵一样的制服，毛泽东也是如此。斯诺从这些中国革命的高级领导者的俭朴生活中，看到了一种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东方魔力”。为此，他写了震动世界的《西行漫记》。他断言，这种力量是共产党的成功之兆，胜利之本。13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证明了斯诺的预见。1949年3月25日，即将登车进入北京的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百草根，百事可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毛泽东从一个农民的儿子走向共和国的领袖，他的一生就是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一生。他的生活作风，他的教子风范，他的待友原则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表率。
当他还在一师读书时，他就不讲吃，不讲穿。他的俭朴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初入一师时，学校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这套衣服他一直穿了好几年，到褪了色，穿了孔，还没有换掉。除制服外，他还常穿一件灰色布长袍，冬天在里面加件旧夹袄，一条白大布裤几乎四季不变。同学们打趣地说他：“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夏天没有袜子穿，布鞋也是破的。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家用的大布套被，棉絮又旧又硬。后来，他在长沙从事初期革命活动时，仍然是穿这件灰布长袍和用这套被褥。毛泽东这种俭朴的生活不仅在衣着方面，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每到星期日，学生回来赶不上饭的，可以自由补餐。厨房里有剩饭剩菜，但都是冷的，一般晚归的同学总是三五邀合，去吃炒菜。只有毛泽东打点冷饭冷菜，一人单坐一桌，悄悄地吃完走了。
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以身作则，吃苦在先。
在冬天，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样，只穿几件单衣，床上垫着稻草，盖一条薄薄的旧线毯，深夜实在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时，就披着旧线毯工作。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实在不安，就为他做了一件棉袄。但当司务长把棉袄送给他的时候，他问道：“别的人都有棉袄穿了吗？”当他了解到还有人没有穿上棉袄时，就要司务长把棉袄送给别人穿。
司务长恳求说：“毛委员，还是你穿吧。部队要靠你来领导啊！”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我是领导，所以不能在别人还没有穿上棉袄的时候，我自己先穿上。”抗战时候，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战胜经济困难，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便带头开荒种地。他在分给自己种的那块地上种上了西红柿、豆角、茄子和他爱吃的辣椒。他说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战争年代是如此，进城以后，条件好了，他仍然如此。
毛泽东对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教训极为重视，多次说：“我们不要做李自成！我们不能做李自成！”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做官。不管当多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领袖人物像他那样穿着简朴了。他衣服上的补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和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他常说：“穿在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50年代，他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60年代，他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就是要做难做的事。”
他接待外宾时，李银桥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会‘露馅’。”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往一伸腿袜子上的补丁就会露出。久而久之，李银桥将提醒的话精练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
我们至今在中南海他的卧室还可以看到，他那打着补丁的枕头，两件用毛巾布做成的睡衣，一件黄色，一件白色，破旧的程度难以让人相信它们的主人是共和国的领袖——一件有72个补丁，一件有59个补丁；一双底已磨穿了的拖鞋……这岂是131个补丁，而是131项廉洁俭朴的宣言。
确实，以毛泽东所处的领导地位，以其稿费的收入，毛泽东完全有可能、有理由吃穿好一些，但他却永远穿着他那几件旧衣服，只在上头套上数量有限的“中山装”。这种服装，一度曾被人称为“毛式服装”。然而这种平民意识、平民作风、平民做法、平民形象，让他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近了。
毛泽东是一位领袖，但他也是一位父亲。对子女，他有舐犊深情，但这种深情却是建立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上，从不允许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女而搞特殊化。他一生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1947年才六七岁的李讷在生活上就同叔叔阿姨们划起了等号。她每天不是吃小灶，而是同叔叔阿姨们一起在大食堂就餐。随部队风餐露宿。她与战士们一样，常常举着一个小搪瓷碗，排队从大锅里分得一份黑豆，同大人们一起津津有味地嚼着、咽着。吃着黑豆的李讷，还常常在行军途中哼几曲京剧，鼓舞叔叔阿姨们的士气。
如果说战争年代条件太艰苦，小孩也只能随遇而安的话，那么建国之后，条件大为改观了。身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泽东，一日三餐与家人同餐共桌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这却不合毛泽东的家法。当阿姨想叫主席带李讷一起用餐时，毛泽东断然的做了一个手势：“不要跟我，还是跟你，你带她一起吃大食堂吧。”李讷和李敏考上大学后，继续过着与工农子弟画等号的生活。她们吃住在学校，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起，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讷参加学校的活动，天黑才离校回家。警卫员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瞒着毛泽东用车接了她。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质问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独自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1960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感到定量不够吃，时常会感到饥饿。李讷也不例外。看上去脸色不好，像是病了。当毛泽东的警卫员尹荆山问她为什么时，她忸怩了好一阵才说出真相：“尹叔叔，我确实很饿……”为了缓解李讷的饥饿，警卫员给她送去一包饼干。毛泽东对此事不能容忍。他声色俱厉地狠批了卫士长李银桥一顿：“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当李银桥辩解说别的家长也有送东西的时候，毛泽东拍着桌子说：“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一次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谈论起子女问题，他们认为毛主席的子女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毛泽东不以为然，他摇摇头，不无幽默地说：这是因为你们给她们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你们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她们是共和国主席的女儿，这是“八旗”的标准。共产党决不能搞这种标准。
1950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时候，毛泽东毅然送毛岸英赴朝参战。当时身边的同志曾劝说毛泽东：岸英在单位里任务很重，不好离开，就不要去参战了。其他一些同志考虑到毛泽东一家为革命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也劝说毛泽东，主张不派岸英赴朝参战。毛泽东全然没有顾及这些劝说，他的回答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参战谁去参战？”在毛泽东看来，为革命作牺牲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他的儿子应该带头承担。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儿子带头赴朝参战将鼓舞起全体志愿军的士气，不但能大大增加全国人民的凝聚力，而且能激励成千上万的“毛岸英”赴朝参战。
当毛泽东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之中他仍然表现出坦然。他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反抗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赴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名普通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你们要记住，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
当有人提议将岸英的遗体运回国来时，毛泽东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作为开国领袖，但他仍和亲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情谊。他爱亲友，但他从不为亲友而以权谋私；他重情谊，但他从不拿原则作交易，始终严守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原则。
解放不久，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给毛泽东，谈到自己对工作安排问题的一些想法和要求。杨开智不仅是毛泽东的妻兄，为革命牺牲了妹妹杨开慧，而且其女儿杨展也在1941年的华北抗日战争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这样一位亲人的要求如何作答？毛泽东在信中坦诚地对杨开智说：“希望你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是毛泽东二舅的儿子，儿时也是毛泽东最好的朋友。但当他请毛泽东出面为其介绍工作时，毛泽东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
周容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1949年8月，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复信中向他说明，“组织问题，未便率尔介绍，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
解放后，毛泽东外祖父家的亲人经常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有的人从北京回到湘乡后，非常神气，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当毛泽东了解这一情况后，便于1954年4月29日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信道：“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着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无论在革命的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从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教子风范，他的生活作风，他的待亲待友原则，都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应有的风格。这种风格、作风、风范对于我们现在的党政廉政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