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要使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成为亿万群众跟党走的行动纲领，除了坚持不懈地借助舆论的宣传鼓动力、法制的强制力、道德的约束力、文化的渗透力、教育的推动力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自身的说服与教育工作。毛泽东除了是一位政治军事的伟人外，还是一位语言大师，抽象、枯燥、乏味、高深的理论在毛泽东那里变得鲜活生动、幽默风趣、通俗易懂，从而达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的效果。这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很简单的两个字：比喻。但由此而产生的鲜活生动、幽默风趣、通俗易懂的语言效果决非庸俗的，这其中体现着无穷的智慧。1961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历史学家周谷诚先生时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风趣，可能要丢丑。”
说服教育的工作有着不同的对象。毛泽东深谙“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
红军时代，由于部队大多是由不识字的农民所组成的，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语言特别讲究通俗易懂。跟他们讲话，你得用他们的语言，讲他们听得懂的道理。如果你的语言既通俗，道理又头头是道，就会信服你，就听你的、跟你走。否则，哪怕你的道理再漂亮，语言再洋洋洒洒，也如对牛弹琴。他对红军说：我们是革命队伍，所以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马列写了很多书，一下子又掌握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三个字的道理，要求大家记住。二是指二种战争。古今中外，不断打仗，打来打去，只有两种，一种是正义的，一种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要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三是指三大纪律，我们是革命队伍，没有纪律不行，否则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打胜仗，更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四是指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之外，还要做好四件事：第一，是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第二是建立工农武装，主力才会有后备军；第三是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对立起来。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建立我们的埃（苏维埃）政府；第四是建立地方党组织。这个“二三四”的道理，既好懂，又好记，一下子就被战士们记住了，从而使他们懂得了为什么打仗，为谁打仗。
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对于什么是路线，什么是政策，好多人都不懂，毛泽东用了一个中国神话故事作比喻。他说：张果老下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所以，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走着走着，遇着仙人吕洞宾，问张果老去何处？张说去蓬莱。吕洞宾惊讶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了，以为自己有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东方蓬莱的！”毛泽东接着说：“要想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方向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的，但路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以此说明路线是什么，政策是什么，以及二者的重要性，既通俗，又形象。
对待革命战士，为了让战士明白什么叫游击战术，毛泽东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作引导。他说：贾宝玉的命根子是系在脖子上的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他的军队，只有消灭敌军，缴了它的枪，才能吃掉它的命根子。怎样消灭敌军呢？那就是用游击战术。他将游击战术概括为“十六字诀”，又解释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简短而通俗的几句话，就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讲得明白、生动。
1938年春，毛泽东为抗大毕业学员讲话时，要求大家要在实际斗争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并引用《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遇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许多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得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灵，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
他还特别提到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图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对待党内的干部，毛泽东在阐述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时说：“马列主义是箭，中国革命是靶子，二者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箭和靶应该联系起来，联系的方法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有些同志也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去身中国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