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一条重要战线，其根本目的在于启发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保证党的任务的实现。它贯穿于党的各项工作之中，是党完成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不抓住这个中心环节，不搞好政治思想工作，党的一切任务就不能完成，党的领导就不能实现，因此也就不能做到以党管人。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按理应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但是建党初期的实际情况给毛泽东出了一个难题。20年代初，中国只有不足200万产业工人，占总人口数百分之一还不到。整个工人阶级只有这么点人，其先进分子又有多少呢？
还有另一个实际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城市斗争处于低潮，革命重心转入农村，农民成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坦率地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古田会议决议》中也称“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构成的”，红军的来源更不理想。由于边界农民分田以后愿意当兵的不多，军中工农分子极少，游民分子居多。最多的是俘虏兵。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排长、连长。党和红军的这种农民加游民的阶级成份与其无产阶级性质发生极大矛盾。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想出了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无产阶段的人数不够，但无产阶阶的思想不存在这个问题。中央同意这个办法，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于是毛泽东主持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加强党和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运动，借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阶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主导。毛泽东希望通过这种办法使党和红军的农民成份无产阶级化。就是说，虽然没有多少无产阶级，但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的教育和领导，就可以在农民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无产阶级来。
毛泽东的这一办法果然很有效。正是在古田会议后，党和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大力加强并形成为党和军队的一个传统。其显著成果是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军纪党纪得到加强，一支带有诸多不良习气的军队得到改造，火线上入党的党员也得到了思想上的提高。
那么，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会如此成功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制度建设。做思想工作有专门的人，专门的组织，专门的制度，军队有军队的，地方有地方的，构成一个层次分明，滴水不漏的严密的思想工作系统。主管思想工作的主要是党的各级组织，它深入到每个角落。群众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脱党的眼睛，从而根本上保证了党及时做针对性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毛泽东指出：正确的制度不仅是保证人们行动的正确规范，而且还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同时，制度一旦确立，它还引导人们积极自觉、一丝不苟地遵守它，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施。
井冈山的实践使毛泽东认识到：支部建立在连上，建立健全党的各级委员会和严密组织制度的重要。他总结道：如果党不能掌握军队，一旦战斗失利，部队思想就会混乱不堪。而连队有了支部，它与广大战士有了最直接的联系。一方面，党的一切政策，都要通过它的努力才能实现；另一方面，群众中的意见和要求，也只有通过它才能及时反映。
支部的建立，使连队有了灵魂。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党生活在群众中，群众也生活在党中。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支部实际上成为了党和群众联系的媒介。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红军中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也是使思想政治工作有组织保证的重要措施。他规定党代表专管对内督促士兵进行政治训练，同时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对外指导民运工作。到1929年，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一直沿用至今。思想政治工作的另一组织保证的形式是设立政治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就成立了政治部。毛泽东曾为政治部的组织结构和职权范围作过详细规定。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政治部的建立和职能都有了新的发展。至今，它仍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正常运转的重要组织保证。
地方的思想政治工作则主要由地方党的各级组织进行。这个组织深入到村、街道、车间、教研室等各个角落，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滴水不漏的严密的网络。党的领导无处不在，群众的一言一行都在党的眼皮底下。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群众的思想与党的步调一致。如发现有不好的苗头，能迅速有效地做针对性的思想工作。居于网络中心的党的最高领导的每一句讲话，每一项政策的发出通过这个网络可以立刻传达到每个党员、老百姓那里，最后变成行动。而群众的所思所想，也通过这个网络传达到网络中心，从而变成一项项政策、规章，再反过来由下面实施。
毛泽东强调：组织上入了党，并不等于思想上入了党。向党旗宣誓只是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开端，要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个漫长的自我改造过程。入党以后，不但有责任团结教育党外群众，还必须时时回忆入党誓言，对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因此，做一个共产党员，永远不能骄傲自大，时刻要意识到自己离党的要求还有距离。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由于“左”的干扰，致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严重脱离实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打着突出政治的幌子，煽动极左思潮，鼓吹“精神万能”，肆意践踏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思想政治工作引上邪路，造成党不管党，党不管人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党的领导。
今天，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恢复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大力改进和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做到党要管党，党要管人，真正做到以思想政治工作育人、管人。
对维护党的纪律
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无阶级政党必须有严格的纪律，这是无产阶阶事业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革命导师都十分重视党的纪律。马克思在论及这一问题时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也一再指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将“有纪律”作为中国共产党四项基本特征之一明确提了出来。陈云同志说：“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不但如此，铁的纪律，还是管人束人的一种最有效、也最有力的方法。
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工农革命军绝大多数指战员之所以秋毫无犯，完全是毛泽东沿途不断进行教育的结果。他要求大家对群众说话要和气，不打人骂人，不拉，请来的子要给钱等等，使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军阀主义习气在部队的影响，加上战斗频繁，生活艰苦，战士们肚子饿了，拿老表一个红薯或一个鸡蛋的事便不免发生。一次，几个战士在老表家里看到一个式样很怪的坛子，就好奇地猜测里面装的是什么，这个说：“没错，是酱菜”，那个讲：“是酒，错了我的名字倒写。”争得脸红耳赤，排长见争不出结果，伸手就打开坛子口，这才知道装的是酒，又有人讲是老酒，有人说是酸酒。那排长便又伸个指头去蘸了一下，“争什么嘛，尝尝就知道了嘛”。通过这些现象，毛泽东敏锐地看到，要建立一支真正的工农革命武装，除了要有无产政党的坚强领导外，还需要有铁的纪律。于是毛泽东就一面利用三湾改编等机会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同时也着手制定革命的纪律。
10月下旬，部队沿边界游击到了遂川的荆竹山，打算从这里上山后，分散到茨坪、茅坪等地去发动群众。这天，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荆竹山的一块小平地上，庄严地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战士们在打土豪的同时，还没收了部分小商贩的货物，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戥子也给收掉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开会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削剥，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对于中小商人，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一个红枣都不能拿。后来毛泽东还了解到，有的战士借了老表的门板，临走时没有及时归还，或者没有做到归还原物，使一些老表把门板拿回去后上不上等等。毛泽东立刻把这些情况归纳起来，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8年3月，受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湘南特委强令工农革命军前往湘南。3月中旬，部队到了酃县中村，毛泽东给战士们上了七天政治教育课。离开的那天，毛泽东亲自带头收拾床铺，细心地将铺草一把一把捆起，准备送还老表。这事正好被一个姓刘的老表看见，他说；“毛委员，这禾草要它干什么，割禾后有的是。”毛泽东严肃地回答：我们不能乱拿工农群众一件东西。这禾草是向老表借的，拿了就应该归还。说完便亲自把捆好的禾草送回去。刘老表眼见这个场面，心里激动，赞不绝口，逢人就讲：“毛委员真是事事带头，这么忙，还亲自送禾草。”事情传到战士耳朵里，大家无不为之感动。从此后，部队无论走到哪里，离开时，都自觉地把向群众借来的禾草捆好，送回家门。群众感动地说：“哟！哪朝哪代不是‘兵过如水洗’啊！工农革命军把老表的东西看得这么金贵！这队伍硬是万万岁！”
不久，毛泽东又带部队到了桂东沙田。4月初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圩田里的土台上，向聚集在面前的全体指战员们指出：革命军人一定要行动听指挥，自觉遵守革命纪律，这样才能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赢得革命的彻底胜利。随即颁布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自此，工农革命军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行军时背着它，宿营时挂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扩充为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但对革命战士，对军队、对党员，毛泽东也以铁的纪律进行管理。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规定了入党的标准有五条：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段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抽鸦片，不赌博。这些标准把党和非党分开。在革命需要大量新党员的时候，党的组织就按这些标准去发现积极分子，把他们定为发展对象，然后指派党员去进行联系，问他有没有入党要求，有就去找组织，经过考察，如果符合标准，才能吸引入党。
建国之后，还是有一些人没能听从毛泽东的告诫，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打了败仗，成了侵蚀新中国的蛀虫。毛泽东为此连续发布了300道“猎虎令”，亲自领导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中国第一次反腐败运动，他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气魄劈下了开国第一刀。在这一场运动中，查出贪污分子和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其中受到行政处分者23万人，受到人事处分者59812人，有6万党员受到党纪与行政处分，省委或相当于省委干部的25人，地委或相当于地委干部的576人，县委或相当于县委干部的3428人。大贪污犯，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原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就是在这场反腐败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
铁的纪律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它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也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条件。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能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导人物一起遵守纪律”，“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就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尊重和爱护政府，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所以说，铁的纪律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武器，是巩固党的组织，发挥党的战斗力，实现党的领导，争取无产阶阶事业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同时，它还是最有效最有力的一个管人、束人的重要且不可缺少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