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一个事物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对一个人的了解与评价就更需要时间的考验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不能只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毛泽东一生对许多人作过评价，有普通的革命战士，有一生戎马倥偬的将军、元帅，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民主人士，有文艺工作者，有科技工作者，还有与他几十年相伴战斗的战友们。毛泽东的一句评价能够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很大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是被人们深深敬仰的人民领袖，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红太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评价一个人时总是用一种客观、辩证、科学地态度来看待一个人的功过是非，既不以偏概全，又不主观臆断；既不刻意夸大、缩小，也不搞面面俱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一个人的一时一事放到其全部历史过程中去考察是毛泽东在察人上的独到之处。
朱德是我们党和国家、军队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指挥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老总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浴血奋战，矢志不渝的一生。他的军事才能、丰功伟绩和高尚个人品质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亿万中国人民的赞誉和崇敬。194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为朱德60寿辰题词：“人民的光荣。”
朱德于1886年12月1日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今丁家湾）的一佃户家庭。1909年1月下旬，他步行70多天，到昆明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随后跟从蔡锷进行革命战斗，其勇猛善战的作战精神和灵活机智的作战风格逐渐使他名声大振。
1922年9月初，朱德和孙炳文乘法国邮船前往欧洲。10月22日由巴黎到达柏林，向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陈述了自己寻找共产党的经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由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献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军人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1927年7月，朱德从苏联回国后，按照党的指示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8月1日，他同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一同领导了南昌起义。
1928年1月，朱德、陈毅等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又胜利地发动了湘南起义，部队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在农村进行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万余人开赴井冈山，在江西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第一支主力红军——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红四军在井冈山地区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54进攻，使毛泽东、朱德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朱德根据井冈山的斗争的实际和自己从事游击战争的经验，和毛泽东等共同总结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从而确立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也就在这个时期，朱德和毛泽东等许多领导人一起，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探索，形成了人民军队的一整套建军思想，制定了以游击战为主的一套战略战术，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朱德的战斗指挥才能在此期间也得到了充分展示。1929年2月19日，为庆贺红四军三攻龙岩城，毛泽东、贺子珍还特意请朱德喝燕窝汤，这已被作为美谈。1930年8月以后，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治军经验，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沉着机智地指挥红一方面军，以寡敌众，以弱胜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四次大规模“围剿”。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开始进行长征，实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朱德坚决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决拥护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1935年6月中旬，红军胜利会师，并决定分左、右两路一同北上。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儿盖出发，经草地北上。
当左路军经阿坝过草地后，张国焘又命令部队返回阿坝，开始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对此，朱德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要朱德表态承认中央北上方针是错误时，朱德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当张国焘于10月在松岗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时，朱德大义凛然地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行动应按党中央的执行。他明确表示，中央只能有一个中央，那就是遵义会议确立的中央，另外成立中央是非法的，是不能允许的。“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去反对毛泽东，做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联系。”
经过中共中央的批评和斗争，也经过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的不断斗争和劝说，张国焘被迫于1936年6月，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同意北上。10月上旬，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县会师。朱德在这场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力挽狂澜，维护了红军的统一和团结。毛泽东曾热情地赞扬他在这次斗争中，“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在八年抗战中，朱德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各个战场的抗日战争，也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军事、文化建设。1946年11月30日，当朱德60寿辰的时候，毛泽东亲笔题写“人民的光荣”的题词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高度赞扬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和淳朴忠厚的长者之风。
在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到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一起，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组织指挥了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后，又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历任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1955年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这时，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关注着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建设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而且已经多年不在第一线工作了。但是，由于他德高望重，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仍把他看成是篡党夺取的重要障碍，诬蔑他是“军阀”、“黑司令”，毛泽东反对他们这种做法，仍亲切地称他是“红司令”，对朱德评价始终如一。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时间，中南海内外贴出了污蔑他是“军阀”、“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后，有一次约见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时，曾对这些大字报提出批评。他说：“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那时，中南海里有一位服务员，同毛泽东很熟，也轻信了那些大字报上的胡言乱语。一天，她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朱老总是黑司令。毛泽东没听她讲完，便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发火了。他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沙发扶手，瞪着眼睛严厉地对她说：“不对，是红司令，红司令。”并告诫她以后再不准这么讲。
九一三事件后，有一次在毛主席的住所召开政治局会议，朱德委员长也来了，毛泽东一下就看见了这位久未谋面的老战友。毛泽东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毛泽东说：“我很好。”接着他又说道：“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毛先嘛。”
的确，一句简单的“红司令”，就足以证明了朱德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足以给予朱德“人民的光荣”的称号，但这三个字的评价却不是简单得来的。从朱德追随孙中山、蔡锷进行国民革命的斗争，到毅然出国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共产主义的思想真谛，完成由一个民主主义革命的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朱德的思想境界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高。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朱总司令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气度和才干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和展现。尤其在面对张国焘分裂行径时表现出的坚定的革命立场和临危不乱、处惊不变的大将风范，更令毛泽东钦佩不已。
“红司令”的“红”字体现的正是朱德终其一生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情谊，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追求。“红”字即代表了“人民的光荣”，体现了毛泽东对革命战友的由衷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