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文人的生命坐标。大多数中国文人写书目的就是立言，通过书，言传于后世，使之成为后人遵循的教条和规则。似乎外国人写书的目的更为多元化。有的人把写书作为生存的目的，比如卡夫卡。有的人把写书当作一种游戏，比如沃莱斯、史蒂文斯。卡夫卡以文学为生，成为活着却“不能应付自如”的人。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产生于他与世俗生活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对卡夫卡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戕害，他仅仅活了41岁。他一生写书，却无力出书。因此他注定不能在有生之年得到世人的理解，更遑论被推崇。今天，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再来阅读他的作品，就不难理解他对现实的深刻绝望。沃莱斯则与之相反，1923年，沃莱斯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风琴》，仅售出一百册。因为他把做保险商作为事业，把写作看成一种游戏，一种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所以他并不因此而沮丧。他有才华写书，有财力出书，“心情很不错”。他不仅活过了将近卡夫卡两倍的光阴，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保险商，而且在另外一个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在他去世前的几年内，连续获得了美国三种最重要的诗歌奖，每一个读到他诗歌的人，都难免为其抽象、玄远、诡秘所震惊。在他死后声望更是越来越高，人们常常把他的名字同庞德、艾略特相提并论。
卡夫卡的身前身后，站着无数以“写书”为生存目的职业写家：克尔凯郭尔、普鲁斯特、凡高、郁特里洛、莫狄里阿尼等，绝望和恐惧无情地吞噬着温情，生活上无能而精神上伟大，成为这些短命天才的共同特征，正像凡高在一封信中向他弟弟提奥提出的疑问：“我们看到的是否只是生活的一面？”
像沃莱斯一样能看到“生活另一方面”，把“写书”作副业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比如俄国杰出思想家舍斯托夫、外交官诗人圣琼·佩斯和总统剧作家哈维尔……舍斯托夫在生活中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但这并没有阻碍他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在约伯的天平上》的写作，也没能影响他从容不迫地管理自家公司的繁杂事物。他与沃莱斯同样优秀，也同样令卡夫卡们目瞪口呆。
我对卡夫卡们充满敬意，同时，为命运笼罩在卡夫卡们头顶上的悲凉感到不平！我赞赏沃莱斯们，因为他们表现出卓越生存能力的同时，潇洒的写书，以其特有的天赋和勤勉向人们展示了人类心灵的无限广阔。
然而，我更激赏这样的“写书”者：他们把伟大的智慧和思想注入书中，用灿烂的光辉驱逐时代的黑暗，照亮人类前进的航向。比如歌德、比如托尔斯泰、比如鲁迅。他们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和世界面前，往往表现出雄浑博大的整合的力量，表现出殚精竭虑的搏斗迹象。歌德对于德国民族文学中强劲、健康有力的素质的召唤；托尔斯泰晚年抛弃一切，甘愿重新开始追问的无畏；鲁迅对于民族文化的析骨沥血的剖析，无不体现出入类前行的历史悲壮。他们的书，已成为一种不灭精神，永远烛照在人类的历史长河。
